春风料峭的二月，面对肆虐的新冠肺炎，享誉世界的英国动物学家珍·古道尔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在给绿会的视频里，她对身处疫情的人民和野生动物，深切表达问候与支持，祈祷噩梦快点结束。
谈到如何让人类和动物共同生活在和平与和谐中，古道尔说：“我的舞台依然在森林。”
古道尔出生在英格兰南部的一个农场。那里充满生机和乐趣，除了养眼怡人的绿植和庄稼，各种圈养动物及在野外奔跑的动物，都让她的童年充满了新奇。她每天逗小猫小狗做游戏，满山追着小牛和小羊跑，累了就静静地看它们自由地觅食、休息。
5岁时，看着母亲的鸡蛋饼，她便躲在鸡舍里，一盯好几个小时，想弄清楚鸡蛋到底怎么来的。
10岁时，母亲买的二手书《人猿泰山》让她第一次接触神秘的非洲丛林，开始对那里的生活魂牵梦绕。她一次次告诉母亲，她要去非洲，观察那里的动物并书写关于它们的故事。母亲没有斥责，希望她努力学习。
中学毕业后，古道尔却因为经济原因没有上大学。原以为梦想就此戛然而止。她无聊地在伦敦从事秘书工作，一位老同学忽然邀请她去非洲肯尼亚的农场生活。梦想重新出现曙光，她兴奋得好几天睡不着觉。为了奔向梦想，她开始赚取旅费，甚至跑去做很辛苦的女招待。休息间隙，她望着天空，遥想着神奇的非洲大地的精彩，更加干劲十足了。
1957年，她如愿来到非洲肯尼亚。好奇地打量着这片与众不同的土地，她心里是说不完的惊喜。在肯尼亚，她幸运的遇上了当时著名的考古学家路易斯·李奇，更因自己丰富的非洲野生动物知识，竟然当选李奇的秘书。
1960年7月，李奇送她前往坦噶尼喀（现在的部分坦桑尼亚）冈比河自然保护区研究黑猩猩。母亲要求一起前往，她更觉得像跌入了幸福云端。
在冈比河，古道尔只能住帆布帐篷，条件很恶劣。许多人质疑她没接受过系统的科学训练，根本无法应对丛林的严酷环境，坚持不了三个月以上。黑猩猩也不配合，一见她就摇动树枝，大声吼叫，想把她赶走。她没有害怕和退缩，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倒把黑猩猩吓跑了。她趁机对黑猩猩进行观察、研究。真正遇到攻击受伤挂彩，她就安慰自己，为梦想付出是值得的。为接近黑猩猩群，她露宿林中，吃黑猩猩吃的果子，模仿他们的叫声。在漫长的相处中，她逐步取得黑猩猩的信任。
一天，她隐藏在雨林密密的枝叶后观察黑猩猩的日常生活。忽然，她看到一只长着银白毛发的黑猩猩安静地坐在地上，在用一根细长草棍在白蚁巢“钓”白蚁，一只只抿着吃；等草棍软了，它换了一截嫩树枝继续钓。她兴奋极了，梦想这么快就有了成果，这可是令全世界震惊的发现，因为那之前，大家普遍认为只有人类才能使用工具。一步步研究下来，古道尔发现黑猩猩此前从未被人知晓的许多行为：黑猩猩会吃肉，会制造并使用工具，会接吻拥抱，也会发生暴力冲突……
这发现震惊了当时的科学界，改变了世界对黑猩猩和人类的看法。
很快，她被里奇送往剑桥攻读博士学位。在忘我吸收知识的满足里，古道尔渐渐发现学校教育和她的研究方式相反，周围充满了对她的质疑：“你不应该给猩猩取名字，而应该去给猩猩编号！”“你不应该去研究黑猩猩的性格、想法或感情，因为那是人类独有的”“不能说它们具有个性和感情，因为这些词都只能用在人身上！”古道尔坚信自己的梦想，从自家的狗就知道这些绝对理性是假的，人们“把动物当成物体，更便于在工业化运作的畜牧场、医学实验室操作或享受狩猎。”
不久，古道尔去美国发表几次演讲。她发现，媒体报道没有关注对黑猩猩的研究，却重点提到了她的金发和双腿。她觉得这是一种侮辱，是看不起她的研究。
1965年，古道尔因黑猩猩群体生态学的观察和研究成果获得英国剑桥大学博士学位，也成为公认的世界级动物学家，她没有停留，带着资金支持，迅速回到刚比河研究中心，继续黑猩猩研究工作。
1977年，她建立珍·古道尔研究会，在全球推进野生动物保护和社区建设工作。
1991年，她又创立根与芽（Roots & Shoots）环境教育项目，鼓励全球年轻人关注社区发展与环境保护。
从研究一线退休，她依然以活动家和环保主义者的身份，每年约300天在世界各地奔走，介绍她的黑猩猩研究，传递她在环境保护、动物保护和人道主义援助方面的理念。
每次接受记者采访，古道尔都告诉大家：“我很幸运，母亲引导我从小有了梦想：去非洲、和野生动物们生活在一起，然后写书。更幸运的是，非洲这片森林一直是我的舞台，让我避开社会冲击，让梦想植根这片沃土枝繁叶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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