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什么时候醒了,黑沉沉的夜里一下子睁开眼,恍惚了一会儿,摸到手机,看了看表,4:18.离起床还有一个多小时,却再也无法睡去。
忽然想到袁东平。
昨天晚上刚到家,正在厨房帮老婆做饭。电话刺耳的响起来,孩子在那屋喊“爸爸,电话!”是娄校打来的。刚分开不到10分钟,肯定有事!心里有了不好的预感。果然一开口就气氛凝重。 “你班里有一个叫袁东平的学生?”几乎听得见心里咯噔沉了下 去。
“有啊,怎么啦?”
“我也刚接到电话,说是叫车撞了。”
“撞了 ?怎么可能?在哪里撞的?严重不严重?”
“你别急。问题不大吧。校车在旁边守着,说是叫骑摩托车的给撞的。人没跑。”
我稍微放了一点心。问“通知家长了吗?”
那边似乎斟酌了一下:“已经通知了。马上你打个电话,问问家长,表示学校已经知道这件事了。了解一下孩子情况。”
我点头受教,于是给家长打电话。
电话里是忙音。那边此刻乱成一锅粥了吧。我挂断,吸了口气,继续打。
终于那边接起来,“喂?”是个苍老的男声。我忽然想起袁东平是没有妈的,开学时候进行家庭情况调查,他母亲好像是回了云南那边。同时那边的声音凌乱地透过电话扑过来,夹杂着孩子叫痛的喊声,好几个声音杂七杂八地说“去医院”“先检查一下。”无由地对那男人生出一种同情与难过。
“你是袁东平爸爸吧?他现在怎么样?”
“你是孙老师。先检查吧,看看腿骨头有没有断。”
在一个男人沧桑的难过面前,所有的言语都像纸一样轻飘。我撂下一句:“先检查吧,确定伤到什么程度再说。明天我给你电话。”就匆匆挂断。
我继续干活,明显有些心不在焉。几次想提起话头,说说袁东平,说说学生的安全,却什么也没说。娄校又打来电话,我说明天我到学校查查他是否入保险,联系保险公司过去,顺便再问问学生情况。
仅此而已。仅此而已了。
袁东平是二班的体育委员,身体不高,肤色不白。虽然调皮,但确实是一入学就跟我的一批老人。帮我整顿学生,帮我维持秩序,有时候体育课回来得早,学生要上一段时间自习,我经常看到他拿一枝教杆在讲台前走动,虎视眈眈地对着下面的学生。大课间上操,学生站队拖拉,他就发脾气,跑进跑去地往外撵,粗声粗气地喊“稍息!立正!齐步——走!”还有几次早读,他跟后面同学说小话,被我提到教室外面,低着头。我批评了几句,不解气,又要求,以后早自习,到教室外面来背书,直到老师过来,时间一周。第二天早上,他果然乖乖地站在外面,远远见到我,就大声背诵,与头天的愧疚判若两人。
就是这样一个孩子,此刻是在家里还是在医院冷清的病房?陪伴他的,是他含辛茹苦拼命劳作的父亲吗?在这样的疑虑中,越发精神抖擞,愈益迫切地盼着外面的天快些亮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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