尿床是多数人小时候有的却极不愿示人的羞辱的事，而在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笔下却显得那么真实和恐怖。
这是作家在一篇名为《如此欢乐童年》的文章中记述寄宿制学校圣塞浦里安发生的事。八岁的“我”来到圣塞浦里安又开始尿床了，在学校这被认为是有意犯的可恶的罪行，小小的“我”一夜又一夜祈祷不要尿床。可他还是不由自主地尿到了床上。如此两三次，“我”先受到警告继而挨打，警告他的是校长的妻子外号“翻脸”的W太太，而揍他的是外号叫“傻包”的校长。校长从柜子里取出一条骨头把的短马鞭，抓住“我”的后颈，把“我”按住用短鞭揍，直到打断了短鞭，骨柄飞到屋子那头。这鞭打引发了孩子世界的强烈震动：更加深了“我”一种并不完全快乐、凄凉无助的罪恶感，使“我”认识到所处的环境是多么地严酷，在这样的世界里，“我”不可能做一个好孩子！
呜呼，如此说来，教育是育人之大事，丝毫马虎不得，粗暴不得。一件小小的事件，甚至一句不当的训斥，就会使孩子的天空塌陷。尿床如今被视作一件很自然的事，可在十九世纪初的英国私立贵族学校就成了羞辱、惩罚学生的理由。圣塞浦里安学校的真实办校宗旨不过是赚钱而已，但是由于家境一般，学生中主要吃苦头的还是他们。他们的脑袋成了金矿，校方的“投资”必须从他们那里挤出回报，这就是奥威尔理解的他与校长之间的“经济关系”。
奥威尔1911年至1916年在这所学校上学，这段时间可能是他一生中首个过得极不愉快的阶段，以至于在离校30年后，他还写了一篇名为《如此欢乐童年》的长篇随笔。这个讽刺味十足的标题来自于威廉•布莱克的一句诗，他反其意而用之。在文中，他以愤怒的笔触记述了自己被迫度过的这段痛苦时光，攻击了当时压迫他的整个阶级及教育体系，非如此，他就不能摆脱关于那几年的梦魇记忆。虽然他也客观地承认，在圣塞浦里安的那几年并非完全过得不快乐，但那十分有限的快乐并不能弥补他受到的屈辱。在这里，他一方面要面对校方对他精神上的压迫（道德讹诈，羞辱）和体罚（他因为入学后不久开始尿床，被校长用鞭子抽打）以及被虐待（食不果腹），同时因为其家境平平，还要面对富有同学的嘲讽。他曾感慨道：“一个人能加于孩子的最残酷行为，大概就是把他送到比他出身富裕的一群孩子当中。”此外，他也不能从家庭中得到多少感情补偿。这一切的结果，是他对自己评价极低：“我穷，我身体弱，我丑陋，我没人缘，我久咳不愈，我胆小，我身上有气味。”强烈的失败感也由此产生。
尿床是不光彩的，可伟大的作家奥威尔却敢于面对人性及学校社会的不光彩。读奥威尔的作品，你不能不被他直面现实社会人生的勇气和热忱所折服，他用没有剑柄的利剑直指当时势利的教育和极权主义。他从不写华而不实的空洞文章。关于他的爱国热忱，最明显的见于《狮与麒麟》一文中，那是他对战后革命的声明，但他的笔触所及无不流露着他对英格兰的热爱。奥威尔是以“政治”作家的身份为人所熟知的。《1984》出版六十年来一直是最伟大的鞭笞极权主义的虚构作品，而每个用功读书的12岁小孩子都能理解并阐释《动物庄园》之寓意。但实际上他最成功的作品几乎全部与政治相关，无论是小说类还是非小说类。他的作品指向的永远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这样生活？奥威尔的散文不单在其品质，还在其精神力量。身处或奋笔疾书或沉默苟安之世，奥威尔从不曾向法西斯主义作丝毫的妥协——从西班牙内战开始一直到身故，他的作品中始终贯穿着同一的、紧迫的、抵制极权主义的诫命。讲起社会底层的生活，他就表现得如同那些下人或者流浪汉一般。谈到战争和死亡，他就表现得如同那些在战场上出生入死并目睹人们死去的战士一般。奥威尔的经历——既有权威的身份，又曾是个下人——激发了他对人类生存状况的鲜活的理解。正因其根植于现实，他的作品被赋予一种深刻的政治本能，这是某些高喊口号的狂热分子所不能企及的。他的才识，让他执著于为历史的小卒——那些被利用、被这样或那样的伟大的主义所认可、忽略或碾压的人们呐喊。这给了他非凡的才干，使他能够达到每一个记者或散文家所孜孜以求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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