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孝宗生命中很长一段时期，尤其是在他人生关键的成长期，一直面临着这样的挑战：怎样争取储位，怎样建立跟储位相应的人生理想，以为终身奋斗的目标。《贵耳集》记载：
“孝宗幸天竺及灵隐，有辉僧相随。……有观音像手持数珠。问曰：何用？曰：要念观音菩萨。问：自念则甚？曰：求人不如求己。……孝宗大喜”
绍兴三十年，孝宗34岁，取得皇子正式身份，此前，高宗称之“近来骨相一变，非常人比”，宪圣也说他“天日之表”，可见此期的孝宗在心理认同方面到达了一个崭新的领域，他找到了自己愿意终身奉献的志业，这志业不是简单的储位或者帝位，而是“复仇”、“攘夷”的大业之愿、中兴之图。《贵耳集》记载：
“寿皇未尝忘中兴之图，有《新秋雨霁》诗云：平生雄武心，览镜朱颜在。岂惜常忧勤，规恢须广大”
然而，为何他此后高据皇位二十多年，却始终不能推动“恢复”大业，直到高宗逝后才开始布署自己的政治理想，很显然他的大业受阻于高宗，受阻于儒家“孝”文化，他在心理上无法援引儒家的“天”或“天理”来与高宗抗争而心安理得，他只能屈从于高宗，以求毋违太上皇的意志。而高宗所一贯认同的政治取向则是“和”与“安静”，他对禅位后的朝政依然密切关注，在幕后暗握皇权不放手，深具“坚忍”精神的孝宗只能继续坚忍，父子之间有深厚感情，但同时由于政治观念的分歧，孝宗的惊惧与压抑，高宗的猜疑和高压也是客观存在的，余先生举了很多史例，在此不多引用。
可想而知，高宗的去世，对孝宗是怎样的悲哀和解脱，严格自律的孝宗一方面不能允许自己有解脱欢喜之情，一方面更改构想政治布署的宏图大业终于没有了障碍，动力禁不住喷薄而出，矛盾！矛盾！还是矛盾！纠结！纠结！还是纠结！如此，终于可以解释为什么孝宗在高宗死后即刻宣布“三年之丧”，只有这样的至孝之举方能弥补他在心理上对高宗政治的更改，也终于可以解释为什么孝宗要太子参决，要內禅，因为一方面他在潜意识里要走高宗的老路，做幕后的太上皇，某种意义上这是否也是延祖宗之法，对高宗的孝呢？另一方面毕竟更改易帜的操作人非自己本身，三年不改其父之志的罪过似乎可以得以掩饰。呵呵！这就是儒家思想、思维方式的虚伪的具体体现。
余先生说这三大部署的中心作用是一方面掩护孝宗大更改的构想，一方面又为他脱卸责任，正是此意！更有趣的是这里余先生分析了高宗的心理，为何高宗与孝宗的理想不一致，为何孝宗的理想与当时的理学群体一拍即合，我以为也颇有道理。
亲历靖康亡国之痛的宋代中国人既不肯接受“臣构言”的屈辱偏安，又没有力量“从头收拾旧河山”，雪耻之念日盛，南宋初期士民之中恢复意识普遍存在，孝宗的“恢复”理想和意识正是应和了民间、民族的共同理想，以皇帝之尊、权力之源的身份的这份认同具有极大的号召力，因而，同样具有恢复理想的理学群体迅速而激昂的聚集到了孝宗身边，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与此同时，或者更早，高宗的政治理想已然存在，《挥塵录》记载：
其子禹尝出示高宗所赐御书《光武纪》，后复亲批云：卿近进言，使朕熟看《世祖纪》，以益中兴之治。因思读之十过，未若编书为愈也。先以一卷赐卿，虽字札恶甚，无足观看，但欲知朕不废卿言耳。
可见学习东汉“光武中兴”是他的政治理想，当然事实上他的中兴只是偏于一隅的中兴，而非光武“尽复汉家故物”式的中兴，但是即使是这样的中兴也是高宗早年坚持“和议”换来的，他的政治生命扎根于“和议”，如此是否可以理解高宗始终压制孝宗恢复之志的心态和做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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