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非常推崇“践履”和“躬行”，对知行关系多有讨论。譬如，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是理论性的，而习是实践性的。“学”和“习”既不相同又不可分割。对于人的道德人格的成就，“习”乃为完成环节。
孔子主张看一个人要“听其言而观其行”。在孔子那里，“行”构成其“四教”之一，所谓“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行”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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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际的王船山也认为，行为知之本，强调“凡知者或未能行，而行者则无不知……是故知有不统行，而行必统知也”；因此，他主张“必以践履为主”。从朱熹的“知先行后”，到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再到王夫之的“行先知后”，有一个辩证的开展，显示的轨迹和取向，是向先秦儒家强调践履的复归。应该说，这反映了中国古典哲学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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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社会从总体上说是“礼治”社会。“礼”的本义即为“履”，亦即所谓“行”。对“礼”的自觉有赖于对“礼”的践履。儒家重视“躬行”和“征验”的特点，使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没有遇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文化心理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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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认为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实践构成认识的来源、动力、标准和目的。这同中国古典文化一脉相承，又加上马克思主义的重新阐释，实现了创造性转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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