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学的复兴号角

第五章 湘学的复兴号角

清代嘉庆、道光、咸丰年间，随着社会的变化，湘学进入了复兴时期，产生了一批湘学中坚人物，形成了一些影响全国乃至世界的学术思想与学科。

从乾隆末年开始，中国与世界都处于一个大变局之中。

在中国，清王朝由盛转衰，统治危机日益深化。清朝君主专制，以官治国统治方略经百余年的施行，使得官权益尊而民权日丧，导致吏治极端腐败，官场贪腐成风。政由贿成，仅和珅一人贪贿所得即达三千万两白银以上，按清代中叶米价，可购稻米二千多万石。贪腐造成了国库的空虚、军务的废弛与百姓的贫困化。土地高度集中，农民流离失所，各种社会矛盾日趋紧张尖锐，白莲教与洪秀全拜上帝会的暴动即是这种矛盾高度冲突的结果。反过来又瓦解了清王朝的统治根基，大厦已呈将倾之势。

而此时西方资本主义却处于上行阶段，科技发展迅速，大工业为了扩大再生产，急需寻找原料基地与商品销售市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向东方寻找殖民地，特别是对地广人多，资源丰富的中国垂涎三尺。为打开封建统治下的中国门户，英国率先将鸦片输入中国。鸦片的输入，残害了中国人的精神和身体，还使得中国的白银大量流出，造成银贵钱贱的现象，坑害了平民和地方州县官。因为平民平日的收入和地方官所收赋税都是以铜钱来计算的。这样一来，清王朝财政极为拮据，国民身体素质急剧下降，特别是鸦片战争的失败，更使中国士大夫们感到亡国亡种的危险，促使他们的觉醒。

中国的士大夫历来就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情怀。到清代中叶，汉族士大夫已经认同了满族的统治，而将船坚炮利的西方侵略者视为应当“攘”除的“夷狄”。他们中的有为者对清廷的腐败、西人的入侵深怀忧心，苦苦地探求强国富民之道。

在这种爱国情怀的驱使下，传统的儒家经世意识经过部分有为士人的改造，迅速向近代经世思想发展，萌发了向西方学习的意识，主张引进西方科学技术，为我所用。对内则主张革新政治，舍弃于救国无补之训诂考据之学，改变学风，探求经世实学，形成了以救国救民为旨归的早期爱国经世思潮，湖南是这一思潮的发端地之一。

近代湖南是个以移民为主的内陆省份，故富开拓意识与务实精神。这种精神特质在湖南学人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重实轻虚，讲求事功成为他们的学术追求。加上自宋以来形成的湖湘学派实事求是的传统，特别是清初王夫之博大精深的爱国经世思想对湖南学人影响巨大，至近代湖南已到开花结果的阶段。于是湘学走上复兴之路，形成了以魏源为旗帜，以陶澍、贺长龄为核心，以邓显鹤、汤鹏、黄本骥、邹汉勋等为中坚的湘学经世派体系。此时的湘学呈现出明显的特点。

一、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价值取向。

这一时期意欲有为的湖湘学人，无不深怀忧患意识，以救国救民为依归。面对摇摇欲坠的清朝统治和大举入侵的西方列强，亡国亡种的危机感与紧迫感如影随形地缠绕着他们，士大夫传统的担当情怀又在激励他们，尽管此时两江一带乾嘉学派风靡一时，湖湘学人却极少有人潜心训诂考据之学，而是攻习于国计民生有用的实学，其意在救国救民，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价值取向。如邓显鹤毕生从事的发掘、整理已濒于消亡的湖南历代乡邦文献，对历代湖湘爱国志士的节操予以弘扬，以增强后人对乡土文化的热爱。魏源编纂《皇朝经世文编》，将有益于富民强国作为入选文章的标准。特别是《海国图志》的编纂，更是为了让世人“睁开眼睛看世界”，“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魏源《海国图志叙》），具有鲜明的爱国主义价值标准。

二、这一时期的湘学，是以程朱理学为其理论基础，并从中生发出社会变革的思想。

有经世意向的湖湘学人，无不对应科举取功名有着不懈的追求。因为只有取得功名方才有经世致用、救国救民的可能。而能否取得功名，关键又在能否写好八股文。写好八股文的基础是要熟读《四书》、《五经》和程朱的传注，理解书中的字、句、节、章的含义，并在程朱传注的规范下发掘出其中的微言奥旨。这样，从小开始的熟读经典及程朱传注，并依程朱传注的思想规范写作八股文的过程中，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经世思想，程朱理学三纲五常、修身齐家的理念便在他们头脑中深深地扎根。但是，为解救亡国亡种的危机，湘学的中坚们又摒弃了程朱理学的空疏，力求通经致用，从儒家经典中发掘出为变革现实服务的微言大义来。如汤鹏是嘉庆、道光时为数不多的八股文名家之一，他写作的八股文风行海内。而他将其通经致用的思想运用于八股文写作，其八股文多借题以言时事，从中阐发变革的思想。魏源力主今文经学，致力从公羊学中寻找变革现实政治的理论依据。

三、湘学的骨干人物多为师友，相互间都有交往。他们不时相聚议学，相互切磋、砥砺、扶持、提携，从而促进了湘学的发展，并对外形成一个整体的形象，显耀于时。

嘉庆、道光、咸丰时期的湘学，在经世致用上取得辉煌的成就：邓显鹤的文献学思想与实践；汤鹏的通经致用思想；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向西方学习的思想；郭嵩焘主张学习西方的国门开放思想；邹汉勋的舆地学均达到了时代的高峰，使湘学出现了复兴的大好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