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女娲有何功德？！”

当宰相商容奏请纣王于女娲圣诞之辰到女娲宫降香时，纣王的回答出人意料：“女娲有何功德，朕轻万乘而往降香？”

这句话在现代人的眼里，也许不算什么，但在人类的传统意识里，却是大逆不道的事情。

“女娲有何功德”这句话更多体现的是纣王自我中心主义的观念。在世间，许多怀疑主义理论，其本质并不是在彰显个体生命的固有价值，而是让个体生命凌驾于客观世界之上。

商容为纣王解释女娲的种种圣德。其实，纣王真的不知道这一切吗？决不是的。他只是借一句问语来表达他忿忿不平的内心——但却真实的流露出了对神祗强烈的妒忌之情。

纣王真正想说的话是：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如果有的话，我就是救世主！你们这些大臣干嘛要强迫我去向别人低头呢？宰相商容并不了解纣王的真实思想，还在旁边天真的为纣王开释疑问。其实，纣王对他说的一切根本就不感兴趣。只不过此时，他不能明目张胆的反对女娲，只得憋了一肚子气，屈尊前往女娲宫降香。

这样，我们就能够理解后来纣王在女娲宫里题写淫诗的缘故了——他压根儿就没把女娲娘娘放在眼里过。

不是“女娲有何功德”，而是“你们为什么就不能只崇拜我一个人呢？”

纣王已经是世俗世界的君主了，还惟恐权力不够大、受制约，硬要和神祗一争高低。这种行为并不是近代中国人所褒扬的那种昂扬的“斗志”，而是一种毒性甚烈的嫉妒之心，是发自内心的一种虚弱感。

“这个世界如果有一个比我更强大的生命的话，我就活不下去！”

于是，纣王就说了这句妒火中烧、心血冲头的话：“女娲有何功德？！”

这是纣王在《封神演义》中出场时讲的第一句话。

二：欲望主宰，神魂不再

在女娲宫里，纣王看到了女娲圣像，容貌端丽，瑞彩翩翩。一时间神魂飘荡，陡起淫心，就在行宫粉壁上作淫诗一首。

对此，我想起了希腊神话中的帕里斯。他在评判三位女神的美貌时，“一会儿觉得这个最漂亮，一会儿又觉得另一个最漂亮。最后，觉得那个最年轻最优雅的女神比其他两个更可爱更动人。” 

和帕里斯一样，纣王也已经神魂颠倒，六神无主了。

中国人爱说“神魂颠倒，六神无主” 这类话，但这句话究竟指什么呢？

指的就是这个人已经没有主事之魂（套用希腊神话的话，就是失去了神祗所赐予的“灵性”），已经是一具行尸走肉了。

岂止在女娲宫里，自此，身材高大威猛的纣王就已经是一个空壳了。女娲对它（已经不能用“他”这个代词了）的评价是：“无道昏君，不想修身立德以保天下，今反不畏上天，吟诗亵我。”

纣王吟诗亵圣一举，意味着它“郑重”的向这个世界提出了色欲的申请。这是它自己独特的“自由选择”。

人在世界上真的是自由的。你要什么，世界就一定给你什么。人类所流传的“不自由”说法，在我看来，是这个生命自己选择了“不自由”的缘故，但他自己却并不知道。

人有了选择的自由（即权利），也就有了选择之后的不自由（即责任）。你的申请是正的，就从正面来满足；你的申请是恶的，就从负面来迎合。

满足帕里斯要求的是爱神与美神阿佛洛狄忒，但很少人知道阿佛洛狄忒还是性爱之神和娼妓之神。而且海伦也是一个不守妇道的轻浮女子；那么，对于纣王的申请，回应它的又是谁呢？

是千年狐狸精、九头雉鸡精和玉石琵琶精这类负面的生命。

纣王与这些妖魔在一起，何等匹配！世界上难道还有比这更公正的吗？

有时，我看到历史上那些大奸大恶者身边往往有一个恶妇，觉得真正是天造地设。只有这些恶妇，才配得上这些恶人。有时，我甚至发现当人们认识不到那个恶人的本质时，造化往往将那个恶妇推到大庭广众之下，让人们对这个恶人做出理性的思考。

女娲给妖魔的任务交代的很清楚：“你三妖可隐其妖形，托身宫院，惑乱君心。”

给帕里斯以美色的原因——是因为特洛伊就要毁灭；给纣王以妖女，是因为这个王朝即将终结。

《封神演义》的作者是这样解释这一切的：“国之将兴，必有祯祥；国之将亡，必有妖孽。”

一切都不是偶然的。

三：天下将危 佞臣当道

纣王自见了女娲圣像后，“寒暑尽忘，寝食俱废”。但追逐美色之心，又不能对忠臣良将言说。于是，纣王一直郁郁不乐。

昏君身边的忠臣良将，就是制约他作恶的正面因素；昏君两侧的佞臣贼子，就是促使其进一步作恶的负面驱力。这就象一个人的思想，有善的成分，也有恶的成分。二者间的冲突结果，就构成了这个人的生活选择。

最初，纣王身边不乏忠臣良将。但此刻，他一个也不需要。他需要的是费仲、尤浑之类的幸臣。

也难怪，当你想做坏事的时候，你还能找一个正人君子来商讨具体计划么？

——坏人当然是“最合理”的对象。此时，我想起了“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这句格言。可见，“凡是合理的”，未必“都是美好的”。

你看那些贤臣终日劝谏昏君，而昏君哪里听得进去！但费仲、尤浑二贼“朝朝蠹惑圣聪，谗言献媚，纣王无有不从。”

当你需要理智时，贤臣必不可少；当你沉湎于情欲之中时，则奸佞不可或缺。进而言之，当一位君王是明主时，奸臣贼子必然被屏退；当一个国王是昏君时，贤臣良相就是多余的，甚至是可恶的。《封神演义》这样解释：“君不正，则臣生奸佞。”

举近年来清宫影视剧的例子。如乾隆身边，一侧是刘墉，或纪晓岚，另一侧则是奸臣和珅。乾隆得意于正邪之间的调停。其实，一个王朝出现大奸大贪，就意味着这个王朝的衰落。人们总说康乾盛世，依我看，康熙是盛世，而乾隆则是由盛转衰之期。乾隆之所以未成末世，是因为贪腐的另一侧，还有忠良在。而纣王成为末代之君，就在于其逆向淘汰的政治体制。

讲了许多，其实就一句话：佞臣贼子是国家的剧毒病源，不可不除也！

说到这里，我们忽然发现妲己这时还没入朝呢。这就是说，要灭亡商王朝，只有妲己是不够的。换句话说，导致商王朝覆灭的，不仅仅是祸水红颜，更有那当道的奸佞！

四：汝不送礼，即吾之敌也！

《封神演义》讲到费仲、尤浑“把持朝政，擅权作威”时，强调了天下诸侯觐见纣王前，须向费尤行贿，以结其心。

“正所谓‘未去朝天子，先来谒相公’”。

只有苏护刚正不阿，拒绝行贿，结果被二贼“怀恨于心”，在纣王跟前进谗言，加以陷害。

“怀恨于心”——表明“汝不送礼，即吾之敌也。”

这究竟是哪门子潜规则？！

你是朝廷命官，为国家尽职尽责，是你的本分。你凭什么把国家当成私有，强索贿赂？

这句话，在今天提出来，必然受到许多人（不知是否大多数）的责难：干嘛这么死心眼呢？他要，你给他，不就结了吗？为什么非要搞得自己下不来台呢？好汉不吃眼前亏。

今天的人活得还象个人吗？在善恶冲突面前，他不站在善的一面，却反过来指责善不懂规矩。

丑恶见得多了，也就见怪不怪了——要怪，也只能怪那些不识时务的人，就象苏护这类傻瓜。

就是因为大家都认同这一潜规则，才更加促成了奸佞贼子能够败坏民风、祸乱朝纲。

人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屈从这种“时务”，不能说是大错；但当你为这种“时务”极力辩护的时候，这无疑就是“大过”！

请问：你知道费尤二贼做的是什么事情吗？诸侯与纣王之间没有直接通道，费尤是唯一的关卡。于是，这两个家伙就手持刀斧，当道大喝一声：

“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

至此，我想再糊涂的人也明白费尤是官场中的强盗了。它们遵守的就是强盗规则。

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不是出于自保的无奈，你频频送礼，目的何在？你是不是在勾结强盗？

当所有人都认同了这种强盗规则，费尤二贼实际上在宫廷里已经完成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

送礼自保的人少，问题还不严重；人若多了，也就是说大家都认同邪恶了，孤独的正直者就被许多自保者展示在了邪恶的眼前，成为了被迫害的中心。

苏护就是这样成为堂·吉诃德的。

五：哪里需要哪里去，官叫干啥就干啥！

纣王旨令西伯侯与北伯侯征讨“立殿忤君”的苏护时，北伯侯毫不犹疑——君叫干啥就干啥。“哪里需要哪里去，打起背包就出发。”

但西伯侯却提出了疑问。

西伯侯的理由是：“苏护乃忠良君子”，不大可能犯上作乱。于是，提出“请查其详”——“果言而正，伐之可也；倘言而不正，合当止之。”

毫无疑问，这对纣王旨意的权威是一种质疑。但姬昌并非有意与纣王作对。他只是尊重客观事实，并没有把君主权威置于一切之上。

与他恰恰相反的崇侯虎却是个不折不扣的权威崇拜主义者：“苏护题诗于门，必然有据；天子岂能无故而发此难端。”

在君臣之间的冲突中，崇侯虎执其一端，认定正确者永远是天子，“王言如丝，其出如纶。”——天子怎么可能犯错误呢？

西伯侯与北伯侯之争，是“求是”与“崇言”之争，也就是两种规则之争。“崇言”就必然不问事情的一切原委，而只以王言为依据，完全从概念出发；“求是”则必须客观地评析王言与事实真相之间的具体联系。

道理说起来很简单，但实际做起来，就不那么简单了。从崇侯虎“君命所差，概不由己”的论调中，就可以看出他并非不识是非，而是知错犯错。在正确与错误之间的选择，他之所以站在错误一端上，是由于这一端的砝码是君言。为了献媚君王，他宁愿与真相，与大众，与正确的一方，也就是与客观世界的现实性为敌。

毫无疑问，“求是”与“崇言”之争，是两种不同境界的规则之争。前者属于高境界规则，而后者属于低境界规则。但问题是在一个只知崇尚王权而不知真理的“低境界”之中，高境界的规则又怎么能显示出她的正确呢？应该说，一般情况下，高境界的的规则在与低境界的规则之间的冲突中，会补充并成全后者，但低境界的规则却会毫不犹豫地以自身的荒谬来否定高境界规则的正确结论。在作品里，由于那么多人身处低境界之中，他们认为高境界的存在对他们毫无意义。因此。他们往往在明知自己错误的情况下，去做那些毫无理智的错事——用以维护君王的尊严。这在客观作用的意义上，无疑是助纣为虐！

我们看到，生活中有多少崇侯虎这类低劣生命啊！在他们看来，这个世界应该有一个统一的思想，这个统一点就是象纣王这样的领导同志。你会发现，他们争辩的根本就不是某一事件的对错，而是维护纣王同志的绝对权威。

在这里，我想问一句话：人应不应该有一个统一的思想？

我个人的回答是：第一，应该有。但这个统一的思想应该是正确的思想、客观的思想，而不一定是国王的思想，因为国王的思想未必都光荣伟大；

第二，即使有了这个正确的思想，也不应该用正确的思想去否定、去“统一”其它的思想。如果那样做的话，，无数生命的个性就被彻底抹杀了，个体生命也就无所谓幸福了。

可拥有真理的姬昌是很难说服崇侯虎同志的，因为后者的眼睛只朝上：“你说了不算，只有他说了算；”“听领导同志的话，没有亏吃。”

对这类刀枪不入的思想奴隶们来说，你真的是没什么办法让他觉醒——因为他自己就不想觉醒。我曾经这样描述这类生命：

“不信真理不信天，就信领导和金钱！”

六：一封书抵十万师

在语言上，姬昌很难说服崇侯虎同志。但这不等于客观世界的现实性对后者就是无能为力的。

这不——崇侯虎同志在征讨忠良苏护时，就损兵折将，吃了大亏；而姬昌不战而屈人之兵，只一封书信就让苏护重新归附朝廷。等于是姬昌用事实给崇侯虎上了一课。

对崇侯虎同志真的不能以理服之了吗？是不是姬昌的“理”不足以服人呢？

崇侯虎同志认为有纣王给他撑腰，想依仗自己的军队，一举拿下苏护，去邀功请赏。对照一下姬昌和崇黑虎，我们就知道崇侯虎只想置苏护于死地，根本就不想解决矛盾；他只想杀人，而不想讲理。他对苏护的断语是：“是为贼臣，罪不容诛。”

崇侯虎同志所相信的只是政权和暴力，没有公理，也没有正义。当苏护听说是这位老兄前来征讨时，说了一句话：“若是别镇诸侯，还有他议；此人素行不道，断不能以礼解释。”

可见，这是一个根本就“不讲理”的生命，或者说是一个根本就“不相信理”的生命。

你不相信理，你不讲理——但不等于这个世界上没有理。

“不讲理”的生命往往是世界上最可怕的生命，也是最邪恶的生命。其标志是它只允许自己存在，而否认其他生命存在的合理性。或者说，其他生命如果想存在下去，就必须依附于它，就必须呼吸从它的肺叶里呼出的废气！

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一切生命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不同生命存在的合理性是有差异的：有的强一些，有的弱一些。而且，这种生命存在的合理性是变化的——当你越来越多的认同其他一切生命的合理性时，你自身的合理性就越来越趋于最大值；当你越来越多的否认其他一切生命的合理性时，你自身的合理性也就越来越趋于最小值。殷商与西歧势力的彼此消长就是最典型的例证。

崇侯虎同志动不动就想彻底剪灭苏护，但崇黑虎就不是这样。同样，姬昌也不象崇侯虎同志，他甚至连兵都没有出，只给苏护写了一封书信，就圆满的解决了矛盾。

不讲理的生命一定讲“力”，更准确的说，是讲“暴力”，即压制对方或消灭对方；讲理的生命并不是象人们想象的那样讲“智”，即取“利”，而是讲“善”，即两全其美，完成对不同生命的存在合理性的均衡认同。

一个要“你死我活”，一个讲“和而不同”。

崇侯虎同志不肯相信姬昌，他只相信枪杆子：“吾先到此，损将折兵，恶战数场；那贼焉肯见一纸之书而献女也。”

对于不讲理的生命来说，枪杆子或许能一时达到某个目的，但对于大多数遵守世界客观规则的生命来说，枪杆子之下，更多的出的是强盗！

你看——土匪司令胡传魁信奉的就是“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

不讲理的生命相遇，必然用不讲理的方式解决问题；但讲理的生命相遇，也必然以讲理的方式来应对矛盾。

对于崇侯虎同志来说——你不能把天下都看作是与你同样“不讲理”的生命。

于是，讲理的苏护，与讲理的西伯侯（包括崇黑虎）共同演出了一场“合理的戏剧：一封书抵十万师。   

七：“美人平身！”

当苏护被西伯侯说服，同意将爱女妲己送到朝歌时，纣王仍怒气不息，要将苏护“拿出午门枭首，以正国法”。丞相商容出班进谏，未被纣王采纳。

冲突的核心是对苏护叛商该如何定罪。纣王的心理症结在于不能容忍他人的背叛，但丞相商容巧妙地强调纣王是明君，对苏护进女赎罪理应宽恕；若“进女而又加罪，甚非陛下本心”。这就使得纣王有所顾忌，犹豫未定。

这时，佞臣费仲出了一个主意，平息了纣王的忿怒。后来事情的结果似乎也维护了丞相商容的正确意见。我们来看一看费仲的给苏护定罪的标准：

“且宣苏护女妲己朝见。如果容貌出众，礼度幽闲，可任役使，陛下便赦苏护之罪；如不称圣意，可连女斩于市曹，以正其罪。”

妲己若“容貌出众”，苏护就无罪释放；妲己若非“容貌出众”，苏护就是死罪，连妲己也要连坐。

是非善恶的准则完全不要了。剩下的只有人的欲望了！

将费仲和纣王简单比较一下，就可以发现许多问题：费仲与朝廷忠良的亲疏在于一个“利”字，纣王与他人的关系取决于是顺从还是违逆他的欲望。因此，在费仲眼里，利益就是永恒，献财即予免灾；在纣王面前，绝色便可消祸，顺我就是忠心。

于是，商容用善的规则约束不了纣王，但费仲用邪的规则却可以左右纣王。

一个人如果被善的法则所制约，那他身上必定含有善的成分；如果只能被恶的规则所制约，那就再危险不过了——他身上只剩下“恶”了。

纣王这种欲望至上的观念完全败坏了整个国家的伦常纲纪。不过，纣王和费仲也为后世提供了活生生的反面教材：要想升官，须迎合君主欲望。阿谀逢迎就成了官场的基本功；要想疏通关节，必送礼献财，以取悦当道小人。

佛家有“造业”一词，说的是世人昏昧，在无知之中往往犯罪。许多人尽管知晓“造业”一说，却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以为与自己毫无相干，实乃大错特错。

先不提纣王其人，只评价费仲此刻所立之“功劳”。作者的评价是：“看官：只因这费仲一语，将成汤六百年基业送与他人。”这是怎样的巨业，何等的重罪啊！但在当事人看来，正是他巧妙的化解了难局，为大家排忧解难，“成人之美”。

在道德错乱者的心目中，“造业”反而成了“立功”。于是，数不清的人就愈加要“建功立业”了！

回到纣王上来。

当妲己走上前来，口呼陛下万岁万万岁时，一下子“把纣王叫的魂游天外、魄散九霄，骨软筋酥，耳热眼跳。”

这一幕是我们中国人屡见不鲜的，更是历史上昏君长盛不衰的上演剧目。我们中国人的一句俗语说得再生动不过了：一似雪狮子问火，酥了半边。

容不得半点异议的万乘之尊立刻宣言：“美人平身。”

这个美人，也就是刚才那个罪臣的女儿呀！

美人是平了身，可说这话的人自己却站了起来，立在御案一旁。

雪狮子问火，酥了半边。

正由于国君不良，这个国家也因此如雪狮子问火，塌了半边…….

良善无奈，聊发一叹。

八：妲己到底是谁？

我总是感叹于我们中国人的智慧。中国人对生活的朴素认识中往往包含了极为深刻的意蕴。相形之下，崇尚科学的现代人真的很可怜，可怜得叫人心痛——他们对许多现象的认识都极其肤浅。因为生活中的许多事情都是无法言传的。

比如，妲己何许人也？

对此疑问最痛苦的莫过于苏护了。他送去的明明是一个美丽贤淑的女儿，可后来听到的都是些不忍闻听的事情。他想不到那是千年狐狸精附体于自己女儿妲己的身上。准确的说，是狐狸吸食了妲己的元神，占有了她的肉身。

表面上，她是个人；本质上，它是个妖。

但生活中的那些个俗人，又怎么能识别这一切呢？于是，他们的眼里，这个世界上又冒出来个大美女。

你要是看到了她的所作所为，你会不理解的：这么一个大美人怎么可能做这些禽兽不如的事情呢？谁告诉你一个美女做了这些事情，你说不定跟人家急呢。

娇滴滴的面容和蛇蝎心肠是如何统一于一体的？

就是这样简单——表面上，她是个人；本质上，它是个妖。

或者说，形体是人，元神是鬼，是妖，是魔。

这告诉我们一个天机：外在形体并不能完全说明（或决定）一个生命的特性。

《新约》中经常写到有些恶鬼附上人体，为了解救这些人，耶稣就不得不把这些恶鬼从人身体上驱赶掉。

在生活中有许多奇怪的现象：有些人为什么那些喜欢动物？尤其是邪恶的动物如蛇之类？为什么有的歌星把自己打扮成乞丐模样？为什么有的人长发披肩，遮住半边颜面，如地狱里的鬼一样？为什么有的明星唱歌如同嚎叫？为什么有些人那么专门做“狼心狗肺”的勾当？

有些流行歌曲的歌词其实最说明问题不过了：有爱上大米的老鼠，有来自北方的狼，有披着羊皮的狼等等，不一而足。

我经常说一句话，但很多人都不明白其中的含义：一切都不是偶然的，一切都是有原因的。

你喜爱的东西，就是你自己，或者是你希望于那样的东西。

你的主意识不一定很清楚这一点，但你有明白的那一面。

我有时能辨别出某些生命，但也时常受骗上当——不得不继续向生活学习。我曾经为一位被许多学者批判的名人辩护，但后来，我发现一个专门研究狐鬼文化的人当即指出那个名人是个“狐狸精”。我当时大吃一惊，才明白自己过去是完完全全错了！这就解释了这个名人专门喜欢那个人不人、鬼不鬼的歌星的缘故。

走在大街上的“人们”，哪些是人，哪些不是人呢？进一步说——那些林林总总的现代“星星们”和当代“名人”、政客，又有多少不是带“画皮”的呢？

没有了“画皮”，没有一个美丽的外壳，它还骗不了人呢！

所以，某些有特别使命的生命、某些特殊职业的生命——它们必须具备某些特殊才能、特殊天赋。不是它们生来就如何了不起，而是它们的“工作”需要。

女娲给妲己的规定很清楚：“隐其妖形，托身宫院，惑乱君心。”只有“隐其妖形”，才能“托身宫院，惑乱君心”。

也别太绝对化了——女性中有这等现象，难道男人中就没有这类事情吗？

无量众生啊，请睁开眼睛吧。认识这一切，也是一种“知天命”的表现。

九：女娲送妖，云中子助剑

当财色成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到了行将崩溃的边缘了。

纣王与妲己这类故事，并非小说家言。

许多人不一定能理解女娲将妲己送进纣王宫廷的深层含义，倒很可能会误解女娲的用意。这是因为在理解客观世界时，我们的视野往往是片面的与狭隘的，总是将完整的世界人为地割裂开来。

小说中出场时的纣王身上，即使有许多邪恶的欲望，但仍有着部分尚未确定的因素。也就是说，在神祗的眼里，纣王还不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生命。在他的命运途中，还有许多选择的可能性。

女娲之所以给纣王送来妖魔，是因为这是纣王自己的“选择”——“汉皇重色思倾国”！但这并不等于神祗彻底抛弃了纣王。

你要什么，就给你什么——这是对生命意愿的尊重；但是，你所要的东西却可能是好，也可能是坏的。正因为这个世界的本性是善，所有，她在满足个体生命的意愿的同时，也要给予生命以“善”的提示，尤其是在生命做了“恶”的选择之后。

既不粗暴干涉你，又不任意放纵你；既满足个体生命的意愿，又要体现客观世界善的本性。

所以，继女娲之后，云中子第二个出场了。

女娲送来的是妖，云中子带来的是剑，也就是诛妖的剑。

将女娲与云中子这两个事件结合起来看，一切疑问就都迎刃而解了。

女娲送来妖魔，并不意味着纵容纣王行恶：你可以接受妖魔，也可以不接受。即使纣王接受了妖魔，也不意味着纣王就没有任何希望了。他毕竟肉眼不识妖邪。因此，云中子又带来第二次选择：诛妖的剑。请注意，这柄诛妖的剑只是桃木剑。你可以接受它，也可以烧掉它。诛妖剑进宫，只是悬挂于宫门之上。不是云中子主动诛妖，而是看你纣王如何处置。如果你尊重神祗，尊重桃木剑，那就是你自己诛杀了妖魔；如果你选择妖魔而放弃桃木剑，那也是出自你自己的意愿。

人的路都是自己走出来的，人必须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丝毫也怨不得别人。

纣王的一生就是如此。

可能还会有人为纣王辩解：你不能要求一个凡夫能识别妖魔呀。

是这样的。但你忽略了纣王后来还有许多次的“机会”。

仅举一例：姜子牙下山后遇到玉石琵琶精，就抓住不放。结果被带到纣王的宫廷上。

你不是说你肉眼不识妖邪么？好啦，给你一次机会，让你亲眼见识一下！

于是，姜子牙把一位“大美女”炼出了原形。

你不是说看不见就不相信吗？其实，即使看见了，你也不会相信的，或至少是不承认的。

妖魔已经明明白白地摆在这里了。你纣王如何反应？

看见了，心里也承认了——但听到妲己的话之后，纣王还是把这个妖怪留在自己的宫廷之中。

这不又是一次自由选择吗？这一下，你不能再否认你自己的责任了。因为你已经清楚的看到了妖魔的真象！

从这些“选择”的机会中，你可以看出神祗对纣王的多次挽救。

十：由人而魔，人妖合一

严格地说，纣王最初还算不上恶人。小说开篇于纣王进香女娲宫。这是纣王性格分裂的始点。在此之前，“纣王坐享太平，万民乐业，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四夷拱手，八方宾服”，“文有太师闻仲，武有镇国武成王黄飞虎；文足以安邦，武足以定国”。这个事实本身就是对纣王性格始点的客观肯定。在作者看来，殷商的溃灭与纣王的失道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在纣王走向自我毁灭的悖道之路前，其性格元素的构成大致是健康的与和谐的。也正是由于这一点，纣王性格的堕落过程，才具有了更为普遍、更为深刻的典型与启示意义。

比如，妲己入宫、祸乱朝纲之后，云中子入朝向纣王进献桃木剑，以诛妖孽。云中子的行为代表着作家的意图：桃木剑针对的对象是妲己而不是纣王。作品的这一处理，旨在庇佑殷商江山，成全纣王天下。此刻的纣王尽管已受妖魅侵蚀，但仍不失人的自然本性，并与云中子一同谈玄论道，甚是投机。当云中子道“心似白云常自在，意如流水任东西”时，小说写道：“纣王乃聪明智慧天子，便问曰：‘云散水枯，汝归何处’。”经过云中子一番阐释，纣王“不觉精神爽快，如在尘世之外，真觉富贵如浮云耳。”

这段笔墨是全书中纣王最有光彩的章节之一，也说明了纣王原本不是作家刻意否定的对象。如果这个推论是正确的，人们就会很自然地产生一个疑问：既然桃木剑针对的是妲己而不是别人，而且作为应运登基的纣王是在化身人形的妖魔的诱惑下，才彻底失去民望与成汤基业的，那么，这里边是不是有一点女人祸水的陈腐观念呢？

妖魔惑主是小说表现的内容之一，但这并不等 于说君主受惑仅仅是妖魔责任，君主自己更是责任者。

小说十六回“子牙火烧琵琶精”就再现了两种不同力量对纣王的争夺场景。如果说云中子的桃木剑还不足以让纣王认清妖魅的话，那么子牙当众烧炼妖精的场景则直截了当地把妖精原形展示给了纣王。这无疑是在启悟纣王的真实本性。可惜的是纣王作为人的真实本性已经蒙尘过重，很难自拔了。他最后应妲己之请，又将妖石置于自己的宫殿之中。这一情节充分说明不是妖精蛊惑昏君，而是昏君自求蛊惑了。但我们发现此时的纣王还有某些挽救的余地——他在留取玉石琵琶精的同时，也封任姜子牙为下大夫，“随朝侍用。”但当姜子牙被逼出走西歧时，纣王性格整体的构成元素中，只剩下负面的毁灭因素了，已经没有一丝一毫的正面力量了。

接下来的章节就是妲己献策杀掉囚居羑里七年的西伯侯，纣王的回答是：“御妻之言正合朕意。”请注意，纣王此时的心理反应已经不是顺妖之心，而是合己之意了。这表明纣王的性格历程已经完成了由人而魔、人妖合一的最终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