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我姓横，横竖不讲理的‘横’！”

“我姓横，横竖不讲理的‘横’！”——这句话据说是一个当代“路霸”讲的。

且不论那个家伙如何，我觉得纣王的身上就体现出这么一股“霸气”。

今天的人们已经不将“霸气”视为邪恶了，甚至还表现得很羡慕：“你看人家多有本事！明明做了不讲理的事情，可你又能把他怎么样？！”

事情正是这样：你越是羡慕它，它也就越发跟你不讲理。因为你认同了它的邪恶逻辑。你看你表面上并没做什么坏事，可你所遵守的与它一样，都是那种邪恶的“无法无天”的规则。

纣王一方面认为上天赐福于它，自己可以为所欲为，另一方面认为自己强大无比，谁也惹不起。正因为这样，它才冒天下之大不韪，一意孤行，践踏一切生命的权利和意志。

靠践踏他人来获得幸福的生命，难道不是世界上最无能和最虚弱的生命吗？

纣王认为自己有“横竖不讲理”的特权：我是君王！你能把我怎么样？！

它还有一条依据，就是“君命召，不俟驾；君赐死，不敢违”：这是对臣子的单向规定，跟我这个君王没有关系。我只享受一切，根本不需要任何付出。你不服气吗？那就来试试吧，看谁的力量大？

还回到“君君臣臣”的规则上来。

在“君君臣臣”这一规则里，君的确是“主”，而臣是“从”。但这并不意味着“主”就可以拥有一切权利，而“臣”就只能处于一无是处的位置之上。二者的关系仍然应该是相互尊重的。常人的思维误区之一，就是认为只要生命间存在着主从关系，“主”的一方就可以“无条件”地决定“从”的一方，而“从”要么“无条件”服从“主”，要么，就只能推翻这个“主”。

这种思想将生命间那种常见的主从关系简单地理解为压迫与反抗的对立关系，这是全然错误的。

我们举一个大家熟知的例子，庖丁解牛。

庖丁解牛的过程中，实际上涉及到对一种特定的生命关系的理解。这就是刀和牛肉之间的关系。在这里，我们不能把“刀”和“牛肉”想当然地看作是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刀”不是在“压迫”，而是在做属于自己的事情；“牛肉”也不是“被压迫”，也同样是在做属于自己的事情。作为“刀”，它的作用就是切开别的物件；作为“牛肉”，就得被切开，才能让人享用。谈不上谁错谁对。

但问题是，如果“刀”认为自己的一切所作所为都绝对正确，只尊重自己而不尊重别人，它就是错的；如果“牛肉”认为自己不应该奉献自己，别人不应该切开并吃掉它，它自己也是错误的。

是臣，就应该服 从君；是君，就应该尊重臣。这两种生命间的关系的最佳状态是什么呢？臣越是忠于君，君就越是爱护臣；而君越是尊重臣，臣也就越是忠于君。这一点很象“刀”和“牛肉”的关系，尽管我举的这个例子看上去有点“残忍”。

许多人都只是凭主观情绪来判断这一关系的，认为在“刀”面前，“牛肉”没有任何尊严可言。事实不是这样的。当“刀”对“牛肉”不够尊重时，“刀”就会磨损；当“刀”恃强凌弱，根本就不尊重“牛肉”时，“刀”干脆就损坏了。这就是庖丁解牛的故事中所讲的“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即“好的厨师每年更换一把刀，因为他用刀割断筋肉；一般的厨师每月更换一把刀，因为用刀砍断骨头。”

这个事实证明了一点，“牛肉”对“刀”而言，是有反抗能力的。换言之，如果处理不当二者关系，“牛肉”对“刀”来说，也是相当可怕的。但如果处理得当，二者完全可以变成一种和谐的关系。聪明的庖丁就是这样：尽管“刀”和“牛肉”之间有强弱之别，但他还是让刀尽量“尊重”牛，从而使得牛肉反过来更加“尊重”了刀。

因为再锋利的刀，如果不能“善”用，也会得到“恶”的报应。

再强大的纣王，如果背道失德，作恶多端，对其他生命都抱有一种不尊重态度，最后一定会被整个世界所抛弃。

当纣王自焚于摘星楼时，他才明白这其中的深刻道理——你的确姓横竖不讲理的“横”，但当你总不讲理，你就“横”不下去。这个世界在你面前就变成“横”的了！

二十二 ：与邪恶决裂——就是忠诚

“忠诚”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在我的理解中，它应该是正面的。这就是说，你只能忠诚于一个“善”的君主。

“忠诚”的意义在于“善”，而不是“恶”。你若对一个“恶”的君主忠诚不二，那并不是真正的“忠诚”。因为你越是忠诚于它，你就越是会做坏事。这就从根本上违背了“忠诚”的初衷。

因此，“忠诚”这种规则本身并不是绝对的。

小说中有一个独特的人物——宰相商容，就体现了作者对“忠诚”的深刻理解。

商容不是一个愚臣。他从造炮烙一事，就看透了纣王已经无可救药的本质。他决意告别黑暗官场——既然不能兼济天下，便只有选择独善其身了。

当我们看到现实中有那么多的或懦弱、或识时务的官员妥协于暴君的专断，便不能不敬佩商容辞别昏君的果敢、坚定和义无返顾了。

当别人认为他辞官是“把成汤社稷抛弃一旁”时，商容表示这是无奈之举，“非敢远君而先身谋也。”商容之言不是辩辞，后来的事实的确证明了他尽管不在其位，但仍然肩负着国家未来的责任。

他看到纣王昏庸无道，竟然到了不顾成汤后嗣，硬要杀害两位殿下的地步时，他就已经下定了以死殉国的决心。他知道面对这样一个暴君，是没有任何道理可讲的，自己也无力救出殿下。更何况他到朝歌之际，两位殿下已经被人救走了，他本可以就此止步。但他没有止步。他对百官说：“老夫此来，面见天子，有死无生。今日必犯颜直谏，舍身报国。” 可见，救助殿下事小，他真正想做的是与昏君决裂，以个人的牺牲来表达全体国民的强烈意愿。

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了怒斥纣王的一篇痛快淋漓的抗恶檄文。

这是劝谏吗？决不是的。这是人民的呼声，是上天的审判。这是正义对邪恶的最后宣战书。

直斥昏君，这是对国家的忠诚，是对正义的捍卫。

人不能没有良知，臣不能没有气节，国家不能没有脊梁！

一个君主，如果能够代表人民，代表正义，你就必须忠诚于他；如果它只能代表它自己，代表邪恶，你的所谓“忠诚”，就只能是助纣为虐！

昏君只是它自己，它不是国家化身，更不是民意的体现。

商容之后，我们看到又一个直臣赵启站了出来，以死警告昏君，警醒天下。

忠臣殉节，并非毫无意义的徒劳。没有这许多鲜血，旁观者就不可能醒悟。正直者的牺牲，本身就在动摇昏君统治的根基。

在一个黑暗的环境里，如果有一个人站出来与邪恶决裂，将会有无数人的内心悄悄发生变化。

人心的变化，实质就是江山朝代的更迭。

二十三：太庙起火——获罪于天

纣王专事作恶，就在于他是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天不要怕，地不要怕，鬼不要怕，神也不要怕！——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自己。一切都是为我而存在，一切都在我之下！

许多极端唯物主义者，同时还是极端利己主义者。

当纣王不思成汤后嗣，不顾民意沸腾，一意诛杀两位王子，被元始天尊门人赤精子和广成子发现。二人就令黄巾力士驾风救走两位王子。

这件事情在普通人眼里看来，本身就是一件神迹。大家听说后，都喜不自胜：“天不亡衔冤之子，地不绝成汤之脉。”但纣王闻听此事，反应却截然不同。他“沉吟不语，暗想曰：‘奇哉！怪哉！’心下犹豫不决。”

横行霸道的纣王居然也会“犹豫不决”。

纣王不是傻瓜，他知道此刻否定了他的绝对意志的是天意。

事实上，赤精子和广成子的行为就体现着天意。如果不能体现天意的话，这件事根本就做不成。

这就是说，纣王知道自己完全错了，但他之所以是昏庸无道，就在于他不肯认错，甚至变本加厉。因为我们知道，随后纣王就下令用金瓜击死前来劝谏的老臣商容，并当众炮烙了直臣赵启。

纣王到底在干什么呢？

很简单——纣王在与天斗、与地斗呢，看看“到底谁说了算”！

其实，说的更明白一些，一切大恶之徒之所以是大恶之徒，就在于它们都在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

一句话——在与这个世界善的特性为敌。倒不一定有意这样做，而是——只要你想作恶，你就不得不与世界善的特性为敌。即使你知道不敌天意，硬着头皮走下去！

当西伯侯姬昌酒醉失言，说自己可得寿终正寝，但纣王却不能善终。姬昌此言并非虚妄，乃是演算先天数的结果。但纣王听了大怒，要将姬昌拿出午门枭首，用纣王自己的话说，就是“朕先教你先天数不验，不能善终”。

如果我们将这句话注释一下，就是纣王明明知道姬昌之言是推算出来的客观结果，但非要与天意一决上下不可：“我是君主。我先把姬昌干掉，看你这天意还灵不灵？！”

但天意毕竟是天意。纣王杀心一起，黄飞虎等七位大臣便立刻直言进谏；但纣王不听。于是，比干又提议让姬昌推演“目下凶吉”，来决定自身命运。“纣王见大臣力谏，只得准奏。”

也就是说，纣王的几次意愿都被否定。表面上看是“大臣力谏”，其实是姬昌名不该绝。

姬昌卜算的结果是太庙明日起火。这一来把大家都吓坏了——人们明白，如果太庙起火，就意味着国家未来不祥。

纣王仍不服气，就命手下好生看守太庙，不准人焚香，断绝火源——要看看究竟姬昌所说的“火”到底从何而来。

纣王以为自己胜券在握，却不想午时一到，手下来报：太庙起火。原因是雷击引起火灾。《封神演义》是这样记述纣王的反应的；

“只吓得天子魂飞天外，魂魄散九宵；两个奸臣肝胆俱裂。——姬昌真圣人也。”

你们为什么如此害怕？为什么那些善良的人们一点也不害怕？你们难道真的不知道自己在“逆天”而行吗？

但恶人毕竟是恶人。上帝对恶人的恶报就是让恶人继续做恶人。人一旦成了大恶之徒，你想不做坏事，都是不允许的。

于是，纣王与费仲、尤浑决定暂时囚禁姬昌，以待机会。他们认为姬昌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但七年后，我们看到正是主张杀害姬昌的费仲、尤浑二贼，却怂恿纣王释放了姬昌——它们自己打败了自己。

自己打败自己的不仅是费仲、尤浑二贼，更包括纣王本人。

二十四:“你来找我，就找对人了！

“你来找我，就找对人了”这句话究竟出自什么人之口？

几乎所有现代人都可以判定——这句话出自一个专横的贪官之口。

事情是这样的。我认识的一个恶官，当人有求于它时，就大言不惭地说了这句话。人人都知道找它办事，必须贿赂开道。它也从不放过每一次的“发财”机会。它毫无别的贪官的胆怯畏缩之类，相反，这句“你来找我，就找对人了”却流露出一种蛮横自得：“找别人办事，根本就办不了事！只有我能。喂！记住了——我能！”

言外之意是——“我就吃上你了！”

《封神演义》中西伯侯姬昌被纣王囚禁羑里七年，太子探父，又无辜被杀。西歧大臣散宜生巧施妙计，救回姬昌。这妙计便是贿赂奸佞费仲、尤浑。

当费仲散朝回府，下人来报西歧散宜生差官下书，“费仲笑曰：‘迟了！着他进来。’”

“迟了”——是什么意思？

“你来干什么，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么？来找我，算你聪明。你找对人了！早干嘛去了？绕了一大圈，还不得乖乖地拜在我的门下？！”

费仲一笑：我就吃上你了！

费仲跟姬昌有什么深仇大恨？何至于非要陷害姬昌于死地呢？还不是利益上的缘故吗？

散宜生深知这等恶人心胸，就在书中大讲特讲“久仰大德，未叩台端，自愧驽骀，无缘执鞭。”和“遥祝万寿无疆”一类的肉麻语言，大大满足了恶人的虚荣；而价值万金的礼品又满足了恶人的贪婪。

一件天大的难事就这样简单地办成了。

随你奸似鬼，也吃洗脚水！

下面，就是费仲、尤浑二贼在纣王面前如何鼓噪巧簧之舌了。这类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手段，恐怕连纣王都自愧不如。

陷害姬昌的恶人此刻又促成了解脱姬昌的一件奇事，而且，还把纣王哄得“大喜”。

真正让人哭笑不得。

二十五:教我如何不恨他？！

姬昌是纣王的臣下，但纣王在心底从来也没有将姬昌当作臣属。他在姬昌身上感觉到的是一种隐隐的威胁。

姬昌本是堂堂君子，并无谋篡之心，对纣王也恭敬有加；但纣王还是不放心。对其他的臣属，他不以为意。只有对这个姬昌，却总是有那么一种说不出的忧虑。

所以，我们看到纣王总是跟姬昌过不去，不论找个什么莫须有的理由。四大诸侯之中，纣王并不忌惮与他有不共戴天之仇的东伯侯姜桓楚，以及南伯侯鄂崇禹，却单单害怕姬昌这个谦和君子。

纣王并没有错——姬昌确实是纣王的敌人，尽管后者并没有把纣王当敌人。

他们的尖锐分歧在于对这个世界的理解截然不同。

纣王从姬昌那里看到了自己的荒谬与邪恶。姬昌就是纣王的一面镜子。纣王是个精明人，他知道姬昌比自己更得人心。在民心这个尺度下，他的形象被笼罩在姬昌的光环之中，几乎完全消失了。

纣王要恣意行恶，就必须排除一切“障碍”，运用一切邪恶手段来剪灭异己。与其相反，姬昌总是以宽容、以德报怨的精神来化解一切矛盾，说服自己的下属不要超越礼法，最大限度地忍耐着纣王所强加在他身上的痛苦和迫害。

好人越是包容邪恶的迫害，恶人也就越是被激怒。当他看到连残酷的迫害都不能使善者感到痛苦时，他自己反而会感到剧烈的痛苦（顺便说一句，如果被迫害者对迫害有切肤之痛，迫害者就会有一种胜利感）。

纣王在姬昌身上时时都感到这种“痛苦”，尽管是他在把“痛苦”强加于人，但“痛苦”本身总是反过来落到他的头上。于是，这笔债务就又被“理所当然”地算到了姬昌身上。

恶人对好人都会有一种本能的妒忌。妒忌本身就说明一个问题：恶人对自己是不满意的——在好人的映衬之下；但问题是恶人又无法改变自己，他不得不顺从自己的恶性，因为他抗拒不了自身恶性的驱动。这也是做恶人的无奈之处。

恶人在好人面前的痛苦，完全是自己的邪恶造成的。这是因为这个世界的本性是善——你违背了善，就必然受到善的制约。痛苦就是被制约的具体体现。

当恶人无法排遣自己的痛苦时，就只能把心理上的重负推卸到他人身上，将属于自己的责任强加给他人承担。

但反过来说，姬昌的确是纣王的“天敌”，正如善者与恶者是一对“天敌”一样——不是有意，而是必然。

你看，那边的纣王为了个人享乐，不惜国家财力，不顾百姓劳苦，打造“鹿台”；而这边的姬昌，为了国家的昌盛和百姓的福祉，为了敬天顺道，建设了“灵台”。

爱民如子的姬昌，在客观上已经把纣王“挤兑”到了无法隐藏其邪恶面目的地步。但这一切却不是有意而为。善者行善，只是顺着自己的本性做事；同样，恶者作恶，也只是按照它的恶性做事而已。

如此，姬昌在纣王的眼里，就只有一个结果：教我如何不恨他？！

纣王对姬昌的迫害就属于这种情况，而且这种历史会不断地上演。

圣人曾经论述过这类现象：当善者走得太正的时候，社会上一切不正的东西，都可能看其不顺眼，是因为它们的缺点、弱点全都暴露出来了。

二十六:君子之见与小人之目

君子与小人之间的区别，孔子讲得很详尽。这里仅就作品人物对姜子牙的评价，发一点议论。

其实，客观世界对姜子牙早有公正的评判，这就是元始天尊对自己的弟子所下的结论。但圣人之言，凡夫焉能理解？尽管圣人早有定评，但也必须允许凡夫们对事物有自己的看法——这是每一个生命的基本权利。

问题也正出在这里：凡夫是不能理解圣人之见的。他们甚至根本就不知道圣人之见；即使知道，也无法理解。在他们眼里，凡是“不能理解的”，就都是“错误的”。

凡夫之所以是俗子，就在于他们只接受与自己同等智力的结论。

最早评价姜子牙的，大概是妻子马氏。刚嫁给姜子牙，马氏就发现丈夫和自己原来的想象不一样：这个丈夫根本就不会“干活儿”，是个废物。

凭什么说姜子牙是“废物”？

就凭马氏自己在“井底”所概括出的世界的模样：男人不会干活儿挣钱，就不是男人。

“嫁汉嫁汉，穿衣吃饭。”——这句话如今听起来，是那么俗不可耐。

所以，姜子牙说了一句：“你女人家不知远大！”

马氏是个家庭妇女，误解了姜子牙，问题还不算大；要是许多社会中的重要角色也误读了姜子牙，就不再是小事情了。

这不——姜子牙从朝歌跑到西歧去了。比干听说姜子牙在姜子牙拜相一事，大吃一惊。他深知“姜尚素有大志，今佐西周，其心不小”。但当他奏报纣王此事，纣王一时没有了主意。一旁的崇侯虎却不以为然，说什么“姬昌何能！姜尚何物！井底之蛙，所见不大；萤火之光，其亮不远。名为相周，犹寒蝉之抱枯杨，不久俱尽”，认为根本用不着出兵讨伐。

在比干与崇侯虎两种截然对立的意见中，纣王选择了后者：“卿言甚善。”

崇侯虎凭什么说“姬昌何能！姜尚何物”？

就凭姬昌曾是纣王的阶下囚，姜尚曾是个不名一文的下大夫——“这两个家伙能有多大出息？！”

纣王凭什么相信崇侯虎的话？

就凭崇侯虎是自己的重臣，就凭自己是不可一世的君王——“我可以呼风唤雨，随心所欲。对任何人，我要杀就杀，想赦便赦。”

如果让人们来评价姜子牙的话，我想，绝大多数人都会认同纣王和崇侯虎。

但事实证明纣王和崇侯虎都错了，而被否定的比干的意见才是正确的。

比干为什么能够知道大家都不知道的事情？

比 干是君子，是“大人”。他当然知道君子这个境界中生命的思想和志向。

君子怀大志而拘小节。怀大志，却不是藏野心；守雌位，却并非无才干；顺天待时，而不是随欲争锋。沉潜则隐而不发，出水则飞龙在天。

姜子牙如果还在朝歌，朝歌在与西歧之间势力的对比中就一定占上风；如果他到了西歧，此消彼长，天平的两端立刻就会重新衡定位置。如今，姜子牙经过四十年的修道、及近十年的等待，已经拜相西歧，就要一飞冲天了。他的得势意味着西歧的腾飞和朝歌的衰亡。

与此同时，比干虽是能臣，但在纣王手下，无所作为，只能尽力维持现状；但姜子牙在明君麾下，却如鱼得水，可以尽意发挥，大行善道。

君子之见与小人之目——两者相去何等之远。

所以我说：君子才能卓识，而彼小人家不知远大！

二十七:伯邑考之孝不是至孝

伯邑考在书中笔墨不多，在人们心目中应该是个孝子的形象。

作家对这个人物的评价比较客观，一方面伯邑考是个忠于孝道的厚重角色，但另一方面，伯邑考的性格中又表现出某种情绪化的强烈色彩。

本来，按照父亲姬昌的推算，他被囚羑里已经七年，应该平安归来。为此，他在出行前还特意叮嘱儿子不可轻举妄动，只能顺天待时。但伯邑考见七年期满，不见父亲回返，忧心忡忡，决意“自往朝歌，代父赎罪”。散宜生表示反对，因为主公说过“七年之厄已满，灾完难足，自然归国”。但伯邑考坚持要去，理由是父亲被囚羑里，举目无亲，“为人子者，于心何忍？”

伯邑考前往朝歌，完全是出于孝子情感的冲动，而不是理智的衡量。

我们都知道最后伯邑考不仅没有完成“代父赎罪”的初衷，反遭杀身之祸，而且，险些把父亲姬昌也拖入危境。

很显然，这种出于孝道的选择是有欠考虑的。

伯邑考在小说中不是一个简单的儿子角色，更是一个国家治理者的形象。评价他，不能用机械的“孝”的标准，而应该采用“义”的尺度。

伯邑考无意中抛弃的，正是国家大义。

他携带三件国宝，预备博得纣王欢心，好放父王归还。亚相比干看了叹息道：“此宝虽妙，今天子失德，又以游戏之物进贡，正是助桀为虐，荧惑圣聪，反加朝廷之乱。”

事情的确如此，即使这些宝物真能赎回姬昌，满足了伯邑考的一片孝心，却助长了昏君的淫靡之风。

很难说伯邑考做的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

伯邑考情绪化的弱点在妲己的诱惑面前再度显露，结果送了自己的性命。他的死还给姬昌带来了巨大的威胁：为了消解纣王的疑心，父亲不得不吃下爱子之肉。

即使这样，姬昌的危险也并没有消除。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大臣散宜生谋划贿赂费仲、尤浑二贼，才骗得纣王，使主公平安归国。

不能否认，伯邑考的仁孝之心真实感人。但在西歧与朝歌之间的善恶冲突中，这不过是小孝，不是至孝。

二十八:闻太师之忠并非正忠

孔子说过：“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论语·颜渊》）但“君子成人之美”，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纣王是公认的无恶不作的 暴君，其手下还有一批“成其恶”的小人之臣，如费仲、尤浑之流。但闻仲却是个君子之臣。由于深受国恩，他一直试图报效朝廷，扶危拯弱。他将忠君观念视为至高无上。他对内试图纠正纣王，力陈十策，斩断祸乱之源；对外征讨一切敢于反抗纣王权威的人。

应该说，闻仲对纣王暴政的认识是非常清醒的。把姜子牙所列纣王十罪与闻仲献给纣王的十道条陈加以对照，就会发现伐纣之师与这位扶纣之臣的判断是极为近似的。但相近的判断却导出截然对立的选择。

闻仲之所以将姜子牙视为敌人，是由于他自己僵化的忠君观念所决定的。他对姜子牙的“叛臣”裁定显然强调了为臣之道，而忽略了为君之道，将社会等级制度绝对化。在两军对垒之际，姜子牙一针见血地指出，是“人君先自灭朝纲，不足为万姓之王，”才引发诸侯尽反成汤、“君不正臣投外国”的局面。在姜子牙看来，为臣之道与为君之道是不可分割的一体，是对等的。不能以一方之是非为是非。不能自己既破坏规则，同时又要求对方遵守规则。作品描写“闻太师被此数语说得面皮通红，”突出了这位纣王麾下的忠义之臣知错而不认错的尴尬心态。看得出来，他明知纣王罪孽深重，导致众臣背反，却一直固执地要求别人也一同遵守忠君这个规则。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个极其不理智的生命，用姜子牙的话说，是个“逆天”的角色——因为你明明知道纣王是个不可救药的暴君，但却强力支撑这一暴虐统治，要求人民接受暴政规则，陷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你越是帮助纣王，纣王的统治越是巩固，人们的痛苦就越是深重。

闻太师在辅佐纣王时是无私的，但他所做的却实实在在是“成人之恶”的事情。费仲、尤浑之流“成人之恶”是在私利的驱动之下，闻仲“成人之恶”却是在“忠君”的旗帜之下。

从个人的主观品性上看，闻仲不失忠勇之气；但从社会历史的客观发展上看，他却是个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人。

闻仲与费仲、尤浑之流这些生命不同。他有自己的信仰，不会背叛君主。这是他的忠义之处。但他的所谓信仰如果用更高境界的尺度来衡量，就是虚幻的、主观化的和悖逆天道的。可悲的是他一生都被这个虚假的信仰所支配，并为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毫无觉察。被杀封神的结局客观地诠释了他人生追求的真伪性质。应该说，闻仲的一生带有强烈的殉葬意味。他自己并非邪恶，却甘心情愿成为邪恶的牺牲品。这类生命的社会危害极大——正因为他的某些正直品行能够赢得许多人的钦敬，他方有深广的社会影响力，并招募、邀请了那么多人材为这个罪恶王朝一同殉葬。

闻仲代表的是一种似是而非的，因而也是更有欺骗性、更为有悲剧性的文化理念。所以，他在这场率邪伐正的斗争中必须失败，也必须毁灭。这不是不公平，而是不得不然。             

绝龙岭（也就是闻仲注定的死地）的存在，就是天意对这个可悲生命的最终评判。

二十九:黑虎之义乃是大义

纣王与崇侯虎刚刚贬斥过姬昌和姜子牙不足为道，后者就做了一件大事，剪除了崇侯虎这一股邪恶势力。

然而，这桩功业是在崇侯虎的弟弟崇黑虎的帮助下完成的。

当邪恶横行，且没有任何挽回余地，在这种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也只能诉诸强制手段来制约邪恶：当压制良善、荼毒众生的崇侯虎不给人民一个说法时，代表人民利益的西歧政府就要给崇侯虎一个说法了！但这种强制，与我们寻常所见的暴力是不一样的。它力求用最小的牺牲，以达到最善的结果（无度使用暴力者，定是邪恶）。

姜子牙不愿过分使用军队，以至殃及百姓，就给崇侯虎的弟弟崇黑虎写了一封信，希望得到黑虎的协助。

可那就是姜子牙讨伐对象的亲弟弟呀！而且，姜子牙没有提及任何彼此间的“利益关系”与政治交易等等，只有一封书信——与姬昌一纸书退十万师那次如出一辙。

但事情却完成得如此简单、干脆。

因为崇黑虎是正义力量的代表。他与兄长之间的冲突是正邪之争。

崇黑虎前次与兄决裂，就是由于崇侯虎以邪伐正，欲置苏护于死地，辱及家族清誉。但这些年来，兄长不仅不思悔改，反而一意孤行，“逢君之恶，蛊惑天子，残虐万民；假天子之命令，敲骨剥髓，尽民之力，肥润私家。”

能够从亲情的束缚中看到兄长的不义，这本身就是大义。崇黑虎面临的是亲情之理与天下大义之间的抉择。小说这样描写他：

“崇黑虎看了书，便连看叁五遍，自思点头：‘我观子牙之言，甚是有理；我宁可得罪於祖宗，怎肯得罪於天下，为万世人民切齿？纵有孝子慈孙，不能盖愆尤：宁至於冥下请罪於父母，尚可留崇氏一脉，不致绝於宗枝也。’”

“我宁可得罪於祖宗，怎肯得罪於天下？”——正如子牙之言，“贤侯大德，恶党剿除，君侯乃天下奇丈夫也。”

崇侯虎认为黑虎是“亲弟陷兄”，但黑虎义正词严：“长兄！你位极人臣，不修仁德，惑乱朝政，屠害万姓，重贿酷刑，监造鹿台，恶贯天下，四方诸侯欲同心灭崇姓，…..我敢有负朝廷，宁将长兄拿解周营定罪。我不过只得罪与祖宗犹可，我岂可得罪於天下，自取灭门之祸？”

黑虎此举，既维护了国家大义，也为崇氏一门留下了一支血脉。

伯邑考之孝，只是小孝；而黑虎之义乃是大义。

在历史的关键处，每个人都可能遇到这类小情与大义的严峻抉择。

从全书来看，剪除崇侯虎一役，是讨伐纣王邪恶势力的序曲，也是为“君君臣臣””这一社会规则正名的始点。

三十：文王之仁或嫌局促

就在这次剪除崇侯虎的事件中，文王暴露出了他思想性格中的某些弱点。我们看这段叙述：

“彼时文王至，黑虎进礼口称大王。文王曰：‘呀！原来崇二贤侯，为何至此？’黑虎曰：‘不才家兄，逆天违命，造恶多端；广行不仁，残虐良善，小弟今将不仁家兄，解至辕门，请令施行。’文壬听罢，其心不悦，沉思：‘是你一胞兄弟，反陷家庭，亦是不义。’子牙在傍言曰：‘崇侯不仁，黑虎奉书讨逆；不避骨肉，真忠良君子，慷慨丈夫！’”

姬昌从家庭的角度出发，认为黑虎与侯虎乃一胞兄弟，“反陷家庭，亦是不义。”毫无疑问，文王是个仁君。仁君对待黎民百姓仁慈、宽爱，这些自不必说；但仁君往往也有其缺陷——在处置某些特殊问题时，就显得仁慈有余，而果断不足了。

象崇黑虎处置崇侯虎一事就是如此。后来历史的发展也证明西歧征伐崇侯虎是完全正确的，斩断了纣王的臂膀，但文王却仅仅从“悌”的视角来评价崇黑虎的义举。

事情如果反过来思考一下，就清晰多了：崇黑虎自缚崇侯虎前来，保全了崇侯虎辖下的百姓和城池，几乎没有付出任何多余的代价，就完成了除掉邪恶的重任。这难道不好吗？如果是姜子牙帅军攻打，即使胜利，也会有相当的牺牲，更何况会有许多无辜者的牺牲；而且，崇侯虎多行不义，百姓怨恨。一旦民怨沸腾，生吃事变，或许会殃及无辜的崇氏一门。可以这么说，黑虎的这一大义灭亲之举是最善的选择。所以，姜子牙所说的“崇侯不仁，黑虎奉书讨逆；不避骨肉，真忠良君子，慷慨丈夫”一语是完全正确的。

在这里，我们就明白了一个道理：元始天尊为什么要把姜子牙派下山来？就是因为如果是文王或武王执政，过分“仁慈”的弱点，就会使他们无法完成新旧交替的时代使命。我个人对文王与武王的仁政是肯定的，因为正义西歧与邪恶朝歌之间的更替是历史的必然。善必将战胜恶，但善对恶的胜利不应该是软弱的等待，而是主动的出击。因为西歧之师不是为了争夺政权，不是为了一己之私，而是为了天下苍生才存在的。如果善的力量不去制约或消灭大邪大恶，就等于是对历史、对人民不负责任。

不能责备文王。文王的仁政是合理的，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新旧时代的更迭不能是换汤不换药，必须是善取代恶。正义西歧就代表着这种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也就是说，未来的执政者必须是仁者；否则，时代的交替就失去其自身的意义。但文王这个仁者，自己是完成不了历史重任的。也就是说，在仁政的基础之上，还必须辅之以智和力的实施——这就是姜子牙下山的客观作用。

孔子有一句话“德不孤，必有邻”，讲得非常精彩。我过去将其理解为“有德之士必有知音”，但今天看来，似乎还可以引申出另一重意义来：一个负有使命的有德之士，身旁必然有辅佐之人。

生活中许多恶人认为善者可欺、仁者无能，而有德者任人宰割，于是，就更加肆无忌惮地对作恶施暴。其实，这是再愚蠢不过的。试看姬昌，在纣王的重重陷害之下，居然能够全身而归，没有必要的帮助和扶持，是不可思议的，也是根本不可能的。

一个真正的德者，也就是真正的好人，必有其辅佐与扶持。因为这就是天道。

明白了这一点，普天下的好人就可以活得更有信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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