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在他家的小礼堂中，毕恭毕敬地供奉上了孔子的画像，他称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国家”。德国数学家莱布尼茨被称为“狂热的中国崇拜者”，他认为中国拥有“人类最高度的文化和最发达的技术文明”。
今天的中国积极向西方学习，与世界接轨。那时欧洲学者们却说，要向中国学习，要与中国接轨。伏尔泰说：“在道德上，欧洲人应当成为中国人的徒弟。”
这种对遥远文明的“狂热”，其实是人类文明史上常见的现象，所谓“外国的月亮比本国的圆”。正如同近代以来一些中国人的“崇洋”一样，其本质都是“借他人杯酒浇本国的块垒”，目的是以他处之长攻本地之短。这种“中国热”在欧洲兴起，其实是启蒙运动中的欧洲知识分子借助中国文化中的世俗精神，来批判中世纪欧洲的神权迷信。这里面有对中国文明的独特解读，也掺杂着一些“美丽的误会”。
欧洲人对中国发生认知上的变化是在1793年，英国国王派出一支庞大的使臣队伍，前往中国。
1793年的英国已经成为海上霸主，早已称雄欧洲，海外殖民地遍及全球。他们称自己为“世上最强大的国家”。虽然一个是小小三岛，另一个是当时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一个人口不到1000万，另一个人口近3亿。但国势蒸蒸日上的英国人却认为，他们有底气来与东方巨人握握手了。所以他们希望通过谈判，打开中国的大门。
在来到中国之前，英国人对中国充满了美好的想象，认为中国是一个强盛大国。然而到了中国之后，他们对中国发生认知上的变化。
据《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农民卷》的研究，18世纪，普通英国农户一年的收入是137英镑，除去各种花费，每年能有11英镑的剩余。换成中国的白银，大约40两。而同时期一个中等中国农户，一年全部收入不过32两，而全年支出平均为35两，也就是说，辛苦一年，还要负债3两才能过活，根本没有生产剩余。所以一旦遇到饥荒，普通人家会立刻破产，卖儿卖女十分普遍。
据说文景之治时，中国老百姓也都富裕得十分了得，家家户户都骑马，而且全骑雄马，谁要是骑雌马或者小马都会遭到众人嘲笑，不太准确的比喻是相当于现在的家家户户都是开宝马奔驰，很少开其他车，而乾隆盛世中却绝没有类似的记载。洪亮吉说，乾隆晚年和嘉庆年间，农民“终岁勤动，毕生皇皇，而自好者居然有沟壑之忧”，也就是说，虽然一辈子勤勤恳恳，努力奋斗，但是也攒不下钱，遇到一点点天灾，就有饿死之忧。
英国人长途航行的目的地是天津，但是因为他们不熟悉中国的航路，误打误撞跑到了浙江的定海。到了定海之后，他们需要当地官员找两个领航员，沿着海路给他们领到天津。定海总兵当时满口答应，发下命令去找领航员。但是定海总兵寻找领航员的方式跟英国人的想象是不一样的。按英国人的逻辑，中国官员应该高价悬赏。但是总兵并不这样办，总兵派出他手底下的士兵到街上挨家挨户搜查，让英国人在大堂上坐着等，一会儿工夫，士兵就带来了好几十个中国老百姓，黑压压地跪在地上，说他们都航过海。然后总兵一一询问谁到过天津，最后找出两个人去领航，但是一文钱报酬也不给，因为这是国家的任务。这俩人说我们已经十多年不航海了，现在正在经营买卖，如果我们去领航，买卖没人照看，家人没法养活。总兵说你们如果不去，唯一的结果就是挨板子。最后这两个人只能跟着走了。
中国人司空见惯的一幕却让英国人不寒而栗，这在欧洲是不可想象的。当时英国政治的信条已经是“人的尊严不可侵犯，尊重和保护它是国家的义务”。而清王朝的信条则与此相反，“国家的需要压倒一切”。英国人说：“总兵的专断反映了该朝廷的法制或给予百姓的保护都不怎么美妙。迫使一个诚实而勤劳的公民、事业有成的商人抛家离子，从事于己有害无益的劳役，是不公正和暴虐的行为。除非是在一个专制的，其子民不知有法而只知有暴君的国度，这是不能容忍的。”
英国人认为，欧洲和中国的政治文明有巨大落差。马戛尔尼认为“中国政治制度上没有代议性质的机构来帮助、限制或监督皇权”，“在中国的政治、伦理和历史的文献中找不到任何自由色彩的理论，他们认为这种理论最后一定导致犯上作乱”。
使团到达天津后，全体成员乘坐中国官方的平底船，沿着运河前往北京。很多中国人在岸边看热闹，看金发碧眼的“夷人”。一伙看热闹的人压翻了河中的一艘小船，许多人掉进河中。巴罗说：“虽然这一带有不少船只在行驶，却没有一艘船前去救援在河里挣扎的人。……劝说我们船上的人开过去援救也得不到响应。不错，我们当时船速是1小时7英里，这居然就成了他们不肯停船的理由。我确信这些不幸的家伙中有几个一定是丧命了。”英国人说，在世界其他国家他们不会看到这种现象，只有中国人之间这样冷漠。
所以乾隆时代到中国的这些英国人，对中国人的国民性格印象非常深。英国人注意到，在没有官员的场合，中国人的表情也十分正常。只不过一旦有官员出现，中国人的神情立刻变了：“中国普通老百姓外表非常拘谨，这是他们长期处在铁的政权统治之下自然产生出来的。在他们私下生活中，他们也是非常活泼愉快的，但一见了官，就马上变成了另一个人。”
英国人对中国的造访，迅速打破了传教士们在欧洲建造起来的中国神话。
英国使团第一次向全世界撩开了这个神秘国度的面纱，导致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中国从天上掉到地下，从文明变成野蛮，从光明变为阴暗。欧洲人发现，“中国人不是无神论者，而是更为原始的多神论者；政治之争证明中国不是开明的君主专制，而是依靠棍棒进行恐怖统治的东方专制主义暴政的典型；经济之争最后证明中国不是富裕，而是贫困”。
在英国使团到达中国之前，欧洲人从来没有想象过武力进攻中国的可能性。然而，马戛尔尼一回国，以武力教训中国的声音就开始在欧洲响起。而且这种声音还披上了文明的伪装。马戛尔尼宣称：“如果中国现政府由一个会保证其居民财产安全的政府所取代，那么亚洲农民和工匠的技术与进取心以及亚洲商人的商业敏感就会激励起来。从随之而来的财富增长中，欧洲贸易将会获益，世界将会在互惠的商业中联合起来。”
这就为后来的鸦片战争进行了思想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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