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任何一项科学研究,最难得、最珍贵的部分其实是实验数据,所有的结论,必须要有实验数据来支撑。即使是失败的实验,也具有宝贵的证伪意义。
中国的史书是中华文明最宝贵的遗产。假如把人类文明看作一个巨大的实验,那么,所有的历史记载都相当一份份实验记录。能从这些记录中得出什么结论,就要看每个人的造化,靠每个人的领悟。
在《资治通鉴·周纪一》结尾部分记录这样一件事:
(原文)魏大夫王错出奔韩。公孙颀谓韩懿侯曰:“魏乱,可取也。”懿侯乃与赵成侯合兵伐魏,战于浊泽,大破之,遂围魏。成侯曰:“杀罃,立公中缓,割地而退,我二国之利也。”懿侯曰:“不可。杀魏君,暴也;割地而退,贪也。不如两分之。魏分为两,不强于宋、卫,则我终无魏患矣。”赵人不听。懿侯不悦,以其兵夜去。赵成侯亦去。遂杀公中缓而立,是为惠王。
公元前370年,魏国国君魏武侯魏击崩逝。因为魏武侯生前没有指定继承人,所以,他的儿子魏罃(yīng)和魏缓为争夺王位而爆发内战。魏缓打不过魏罃,逃到赵国寻求外援。第二年——公元前369年,魏缓的支持者之一——魏国的大夫王错逃亡到韩国。有一个叫公孙颀趁机游说韩国国君韩懿侯:“王错的封地在上党,现在君上得到了王错的辅佐,上党就是掌中之物,控制了上党就相当于控制了半个魏国。这简直是天赐良机,趁这个机会出兵魏国,肯定能打败魏国。”韩懿侯觉得很道理,于是,联络赵国国君赵成侯一起出兵讨伐魏国,两个人一拍即合,一起出兵攻打魏国。韩赵联军在浊泽(今山西运城境内)大破魏军,并包围了魏国的都城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
因为赵成侯手里有魏缓这个筹码,希望能够获得更大的利益,于是建议道:“杀掉魏罃,拥立魏缓为魏国国君,让魏缓割地补偿咱们,这样得到实惠,咱就可以撤了。”韩懿侯不同意这种作法,认为:“杀掉魏罃,会被别的诸侯认为咱们很暴虐;割地而退,会被别的诸侯认为咱们很贪婪。这对咱们的名声很不好。不如把魏国分裂为两个小国,就和现在的宋国、卫国一样。这样,既不会落下贪暴的名声,又削弱了魏国,降低了来自魏国的威胁。”
赵成侯不愿意采纳韩懿侯的方案。韩懿侯挺不高兴,认为自己的方案比赵成侯的方案高明得的多,里子面子都照顾到了,多好啊!没想到赵成侯身为一国之君目光居然如此短浅。干脆,不和他一块儿玩了,连夜率领韩国军队撤走了。这下赵成侯傻眼了,仔细一盘算,如果和魏国单挑,没有获胜的把握,还容易被别人渔翁得利,只得悻悻撤军。
后来,魏罃杀死了魏缓,稳住了自己的国君地位。魏罃就是魏惠王。
赵成侯和韩懿侯的建议虽然侧重点各有不同,但是都有一定道理。不论采取谁的建议,都能达到削弱魏国、减少一个强劲对手的目的。可是,两个人谁也不服谁,都觉得自己有理儿,都不愿意让步,结果一拍两散,反而让魏国获得了喘息之机,白白错失了大好时机。司马迁也认为:魏惠王之所以身不死,国不分者,二国之谋不和也。若从一家之谋,魏必分矣。
司马迁从这件事中得出的结论是:君终,无適子,其国可破也。一个诸侯的国君去世后,如果没有指定继承人,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这个国家就有灭亡的风险。
从现实的角度来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在一些重要的事情上,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既要坚持民主,又要坚持集中。如果片面强调民主,很可能会错失良机,一事无成。2个人如此,20个人、200个人、2000个人、20000人也是如此,14亿人,更是如此。
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这个故事对于个人的现实意义在于:在一个单位、一个部门、一个团队中,出现意见分歧时,当事人一定要审时度势,善于妥协,如果不能达成一致意见,二把手必须要和一把手保持一致。
一把手是一个单位的法人,其承担的责任更重,考虑问题更全面,采取的措施更稳妥。当二把手和一把手出现意见分歧时,二把手一定要主动做出让步,和一把手保持高度一致,这样最符合博弈最优原则。
这样效果好不好?谁用谁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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