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世界政治和世界哲学,冯友兰先生讲了这样一句话:从中国的观点看,在国际政治范围内,当代的世界史以及几百年的世界史就像重演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史。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实行的是诸侯割据的封建制。在当时,礼不仅约束个人行为,同时约束国家行为。
到了战国时期,由北向南的合纵联盟对付秦国,由西向东的连横联盟攻击合纵联盟中的国家。秦国采取远交近攻政策,破坏合纵而获胜,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同时废除封建制,创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中华帝国。至此,秦王自号为“秦始皇”,名垂千古。
对于古代的人们来说,中国相当于整个世界,所以中国的统一,对他们而言意味着全世界的统一。
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在此之后的二千多年,中国人生活在一个政权之下,长此以往百姓也习惯了中央集权的机构。
由《大学》、《中庸》、《孟子》和《论语》组成的《四书》是新儒家哲学的经典著作,其中有些观点已经具备国际性。
比如《大学》中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都是修身的手段,“明德”是“修身”的内容。冯友兰认为,《大学》的作者著写这本书时,是从世界政治和世界和平的角度所触发。
公元前3世纪,中国哲学出现了强大的调和折中趋势。
比如儒家的荀子,他认为哲学家的“见”与“蔽”是联系在一起的,当一个人有所见的同时,也为其所见而蔽,他哲学的优点同时成为自身的缺点。
又比如庄子在《天下》篇中,通过区分全部真理与部分真理,对每一家都有所肯定和批评。
数千年来,中国人已经习惯从“天下”(即整个世界)的角度看待问题。当他们在16世纪开始接触到欧洲人,也不过把他们当做夷狄,直到发现了这些“夷狄”具有与自己相等程度的文明的时候,才感觉到了历史的重演。
大秦帝国在历史舞台上只存在短短15年。公元前206年,汉朝取而代之,巩固了秦朝对中国的统一。
汉初统治者为了除苛秦法、休养生息,实行黄老学的无为而治。所以道家思想与汉朝初期的统治相符合,直到汉朝元气恢复,需要在儒家文化中找寻实用主义思想。
为了在秦朝基础上建立政治与社会新秩序,西汉时期政治家董仲舒为汉朝帝国建立新秩序提供理论依据。这种依据,就是试图借助儒家文化将汉朝理论化。
为将汉帝国理论化,董仲舒实行以下方法:提出天人感应、三纲五常等儒家理论。
他所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对中国千百年的思想产生深远影响。也可以说,儒家思想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产生巨大影响力,少不了董仲舒的推动。
他还将阴阳家的形上学与儒家政治、社会哲学相结合,提出“天人感应”说。阴阳、五行先秦这两条对宇宙起源和结构的思想路线在董仲舒这里完全混合为一。他认为,天地人“三者相为手足,合为成体,不可一无也。”
开创了考试制度,并且以儒家经典作为考试内容。董仲舒认为,人之所为人,需要通过礼和乐的教化,才能使人性为善。为了对人们实行教化,他制定了作为社会伦理和个人德性的三纲五常。
他还认为,朝代更迭是根据黑、白、赤三统顺序,将“王者受命于天”的学说观点纳入天人哲学之中,使之更加明确。
“董仲舒的三统说对每个朝代的统治都有所限制。一个皇家,无论多么好,其统治时间是有限的。终点一到,它就得让位给新朝,新朝的创建者又是受新命于天。儒家就是用这样的一些措施,试图对专制君主的绝对权力加以约束。”冯友兰如是说。
秦汉的创建与毁灭,让儒家得以独尊,让道家得以复兴。
秦朝统一中国领土后,为同时在思想上实行统一,秦始皇采取法家代表人物李斯的主张焚书坑儒,以达到一个天下、一个政府、一种思想的目的。如此暴政恰恰加剧了秦朝的毁灭。
作为前车之鉴,汉朝在思想统一绝不再步秦朝后尘。汉武帝采取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大一统建议。与秦朝不同的是,汉朝的儒家之外的学派的禁绝要温和得多。
如此,孔子在历史中的地位再度提高,甚至一度达到空前绝后的独尊高度。这在具有理性主义头脑和科学精神的儒家看来,属于偶像崇拜,比如写《论衡》的王充,就极力反对董仲舒那一套思想。
王充的怀疑精神为道家复兴开辟了道路。以王充、杨雄为代表的古文学派清除了儒家中的阴阳家学说成分,这些成分与道家混合,形成有组织的宗教:道教。
作为中国本土信仰,道教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佛教,同时又以佛教内部的佛学作为盟友。后来,佛学与道家哲学结合,出现了中国佛教中最精妙的禅宗。
公元220年,汉朝灭亡。直到公元589年隋朝统一全国,中间将近四个世纪,在历史上称为“魏晋南北朝”。
这一时期的特征是频繁战争和朝代更迭,政治黑暗,社会动荡,但同时中国文化在这一时期达到一个高峰,文学、哲学、绘画、书法等文艺都人才辈出,被称为中国古代的文艺复兴。
美学家白宗华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
用英国作家狄更斯的一句话说就是: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简宝玉读书挑战打卡—《中国哲学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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