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平之战（下）

五、大战后续：

全军覆没的北汉国主刘崇，靠着座下的黄骝马，辗转逃回太原，身边仅剩数人，已然是人不人、鬼不鬼的模样。经此一败一吓，当年就得病而亡。

南奔的樊爱能等人听说后周军大捷，多少有点纳闷，但还是与逃跑的将士们慢慢返回后周大营。

高平一战，后周军虽然大胜，但世宗柴荣却由此看到了自己军中致命弱点：五代政权之所以朝兴夕亡，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将骄兵惰，主权下移，重蹈唐末藩镇之祸的覆辙。

周世宗决意严厉整饬，以强化皇权，但如何处置逃跑诸将，他还是颇为犹豫：统军将领临阵溃逃，按军法当斩；但这些将校毕竟是周太祖郭威留下的股肱之臣，曾与郭威并肩作战，为后周建立受过伤、流过血，更何况此类享受高官厚禄却又贪生怕死的将领也不止樊爱能、何徽等人。

二十五日，周世宗在营帐中的床榻上休息，看到张永德侍卫在旁，便征询其意见。张永德直言上告：“樊爱能等人素无大功，有愧大将之位。今日不思立功报国，反而望敌先逃，虽死不足以抵其罪责。况且陛下正欲削平四海，倘若军法不立，纵然有熊罴威猛之士，百万之众，又安能为陛下所用！”

周世宗一听，翻身下床，掷枕于地，连声称善。他即刻下令收押临阵脱逃的大将樊爱能、何徽及所部军使以上将校七十余人，呵责道：“汝等皆是累朝宿将，并非不能战斗。现今望风遁逃者，并无其他原因，只是欲将朕作为奇货，卖与刘崇耳！”

柴荣下令，将樊爱能等人，以及阵前投降刘崇、而后又复归后周的近千步军将士，全部处斩，以正军法，以儆效尤。从此以后，不思用心作战的将士无不畏惧，周兵的军纪，成为真正能约束将士的制度。

世宗与刘崇相拒于高平之时，曾派信使传令，命泽州刺史李彦崇带兵驻守江猪岭（属于潞州），以遏住北汉刘崇北归之路。

大战一起，樊爱能等南逃的消息传来，李彦崇便以为这一仗已然大败，北汉取胜，他们自会走大路，返回太原，已无必要在江猪岭设伏，于是引兵而退。没想到世宗柴荣算无遗策，北汉主最后果然从这一条小路逃走。柴荣得到这一消息后，十分气愤，将李彦崇连贬三级。

而从北汉投降过来的士兵数千人，世宗一个都没有杀：挑选其中强壮者组成新军，令前武胜军行军司马唐景思率领，戍守淮上；剩余老弱病残，给予他们路费、干粮、服装后，遣返北汉。

二十六日，柴荣在潞州城里，封赏高平之战的有功将士：李重进兼忠武节度使，向训兼义成节度使，张永德兼武信节度使，史彦超为镇国节度使。提拔马仁瑀为控鹤弓箭直指挥使，马全乂为散员指挥使，其他数十个奋力而战的将校，也一一提升。

张永德又盛称下属赵匡胤智勇双全，柴荣提拔其为殿前都虞候，领严州刺史。

此役前，赵匡胤仅仅是张永德麾下的一个宿卫将军，通过高平一战，他正式跨入了后周高级军官行列。而上司张永德也因赵匡胤临难不惧，对上不怯，有勇有谋，对他青睐有加，自此，成为了未来宋太祖成长道路上的重要助力。

六、高平之战的意义：

周世宗通过高平一战，既极大地削弱了宿敌的战力（经此一役，北汉军力大损，再也不敢主动挑起战端，南侵周疆，只能在契丹庇护下，苟延残喘）；又在军中树立了权威，从而使其坐稳了一时间颇有些风雨飘摇的皇帝宝座。

可以说，高平之战，基本上奠定了中原王朝的稳定性。赖此一战，中原王朝成为当时亚洲地区的一大强国，也为后来大宋王朝的建构，预先铺演了地缘环境。

按照船山《读通鉴论》的意见，高平之战，还有更深刻的历史大义：其不仅仅关乎北汉、后周之兴亡，更关乎天下“治乱之枢机”。

从历史全局来看，一家一姓之兴亡，确实并不重要，譬如，后周，不过是郭氏夺了人家刘氏的社稷，丢了后周，这个后周本来就不应该是郭氏所应有；北汉，兴起的是复仇之师，灭了后周，也不算不义。但说它关乎“治乱之枢机”，则另有道理。

从历史角度来考察，后梁朱友贞，后唐李存勖、李从珂，后晋石重贵，后汉刘承祐，这些邦国帝君的覆亡，都不能算直接亡于外寇，而是亡于藩镇的骄帅。这些藩镇大帅，带着并不忠贞之心，觊觎高位、贪婪荣华，因此对故国兴亡并不介意，反而会利用故国之亡成其不轨之志。所以在历次大战中，大帅们关心的往往是自家实力的扩张，而不是同仇敌忾，扫荡仇雠。所以战斗中，并不鼓勇向前，反而一败而溃的战例比比皆是，犹疑观望的藩镇处处皆有。甚至在溃败中，反戈内向，挟持故主而迎奉国仇，并因此而居功邀赏。平时拥兵自重，据土自强，做着国家的将相，却尸位素餐，只想着如何在自家地盘上，成就非分的想法。这就是五代藩镇的真实面目。

所以船山先生断言：樊爱能等人在高平之战中，所以未战即溃，当时就是存了这类念头。而逃跑的樊爱能等人伏法，“于是主乃成乎其为主，臣乃成乎其为臣，契丹不战而奔，中国乃成乎其为中国。”

船山先生从大历史视角而言，认为：“周主之为天子，非郭氏授之，自以死生为生民请命而得焉者也！”周主柴荣之所以能够稳稳地做他的天子，不是郭威授给他的，而是他自己以死生为赌注，为生民请命而得到的。

这，正是高平之战的历史大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