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说理想

前几日，翻出大学时期的笔记本，扉页开篇的那段话让我思绪万千。

没有什么可以把人轻易打动，除了真实；没有什么可以轻易把人打动，除了正义的号角；没有什么可以轻易把人打动，除了内心的爱；没有什么可以轻易把人打动，除了前进的脚步。

总有一种力量它让我们泪流满面；总有一种力量它让我们抖擞精神；总有一种力量它驱使我们不断寻求“正义、爱心、良知”。

这段话来源于《南方周末》1999年新年致辞。在大学第一堂中新史课上，任课老师在黑板上写下了这段铿锵有力的话语，当时便觉得心底瞬间涌出一股源源不竭的力量，驱使我朝着梦的方向大步狂奔，那个梦就是“新闻理想”。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中，我对此梦都怀揣执念，坚定不移地立志要成为一个不捏造、不夸大、不收红包的好记者。

这才几年光景，当年的旦旦誓言转眼化作一地鸡毛。

这么说吧，课堂上那些对新闻理想的至高描摹令我憧憬不已，可现实中的新闻乱象却让这曾经完美无瑕的梦破碎成渣。我必须要承认，自己对这个行业的认知的确存有一定偏差，更多时候我认定新闻人的关键词是“正义”、“良知”、“改变”，认为他们是照亮阴暗深渊的灯塔，是推进社会体系完善的监督者。可实际上，新闻人更应该被描述为“真实”、“客观”、“记录”，他们应该不卑不亢地将现实的冷暖娓娓道来，不夹杂过多复杂的情绪。这样的认知偏差，导致我在逐渐触碰到行业之真实后，对它的期待也随之坠落谷底。

你看，就如同之前的疫苗之殇，如此惊涛骇浪只需区区几日，就会被公众迅速遗忘抛弃。我们这群乌合之众啊，只懂得盲从群体性愤怒，在漫天唾骂声的掩护下，才敢偷偷发泄对现实之不满，几日过后，视线又很快被娱乐至死的花边所转移。或许我们还会为新的伤口而愤懑不已，但却不会再去舔舐那些过往的疤痕，更遑论反思和改变。新闻只是这个群体发泄情绪的导火索，而并非反击社会阴暗面的引子。

如此的荒诞已重复千百遍、千百年。新闻无法改变现实环境，它很难唤醒群体性的失明失聪、也很难挽回被利益所熏染的良知，它只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以及与社会同步的纽带。即便偶有成功推动某某改革、某某进程的先驱者，也常常是付出巨大代价换取而来，更何况大多数者是倾其所有也无功而返。

若抛开这些理想化的言辞，没有那些假想的光环，新闻也就是日常琐碎的陈述，再普通不过。

大三时，我在一家手机报实习。那个时候的工作很简单，根据主编下发的主题，通过网络搜索一些资料进行粗糙的编辑加工后即可推送，其中的图片、文字都不要求原创，没有任何版权意识，不需要经过大脑思考，只需要简单的复制粘贴排序就好。只是短短两个月，我便挣扎不堪，不甘于只当一台精通抄袭的机器，遂放弃。

后来，我在电视台实习。每天的工作依然是在网上找一些已经被其他媒体播放过的新闻，经过重新配音，添加新的台标，就可以视作一条全新的内容播送。毕竟是小频道，内容原创与否也不会有任何人关注，只要能填满当日的播放时长，就算是完成任务。周遭的其他记者似乎很享受这种安逸，毕竟这只是他们用以果腹的职业罢了，只要每个月能按时领到不菲的工资，其他都无所谓。

而对于我来说，这就是理想的破灭。

毕业后，我进了杂志社。在那个时期，纸媒已日渐式微，大量的报纸和杂志都挣扎在死亡线上，读者们越来越抵触内容付费的形式，转而寻求免费的网络资源。为了应付每一次印刷所带来巨大的成本投入，就必然要依附地产、珠宝、汽车等行业的广告投放来输血活命。既然收了金主的钱，就自然要成为他们的喉舌,竭尽溢美之词去赞扬他们。可我恨透了这种被控制的感觉，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都被限制。可怕的是，无论是权利还是金钱，都可以操控我们所说的一切。

更可怕的是，我开始习惯甚至期待这样的操控，因为只要配合他们，时不时就可以收到三五百元的红包。虽然这违背了自己“不收红包”的愿景，可我居然还有些沾沾自喜。

最后，我逐渐远离了新闻行业，成为了一个地产营销人。按理来说，我应该不再遇到理想破灭的窘境，然而意向不到的是，集团坚定不移地推行新媒体路线，强制要求项目公众号的阅读量要超过大多数媒体号。没有内容基础，没有受众基础，为了完成既定任务，只能借助弄虚作假的技术手段来实现虚伪的目标，这就破了我那“不夸大”的志向。而后，推行“事件营销”更是让我不得已去“捏造”一系列假新闻，以此来达到“借势营销”的目的。我在这场钱权较量中，真真切切地击碎了“客观”“真实”的新闻底线。

我在想，如果以前对自己的定义只是一个新闻从业者，而非新闻理想者的话，我可能并不会因为那虚妄的志向而感到挣扎和羞愧，反倒能宽容地接纳这一切。

也不至于，从此再也不说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