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3月,向达专程赴广州中山大学拜谒陈寅恪,就他正在进行的《大唐西域记校注》一书涉及梵文的问题进行请教。懂四门外语的向达对这部在中西交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皇皇巨著中一些梵文描述无法尽懂,而深谙十几种文字的陈寅恪显然要比向达技高一筹。当时中科院的主事者不同意出资让向氏去拜见一个“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此次岭南之行,系向达憋着一股湖南人的“霸蛮”之劲儿,大着胆子自费而来。陈寅恪的名声光照日月,而向达的名气也是光芒四射,冠盖学界,两位大师级史学巨擘在岭南这块潮湿之地的会晤,自然成为一件非同寻常的大事,在整个中山大学引起了轰动。借这一难得的契机,中大历史系专门安排向达做了一场《敦煌学六十年》的学术报告,受到师生的广泛好评与激赏,陈寅恪与向达之间的友谊再度得到了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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