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江堰的创建，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根源。
战国时期，刀兵峰起，饱受战争痛苦的人民，渴望中国统一。当时，落后的秦国，经过变法改革，一跃成为“国富兵强，长雄诸候，周室归籍，四方来朝”的强国。国势振兴、实力雄厚的秦国，亟欲统一天下，结束分裂局面。秦欲统一中国，必须有其坚实的后方基地，为它提供可靠的兵力、财力，故早有图巴、蜀之意。首先，秦惠王诱使蜀王修通了“石牛道”，并不断用金银美女去麻痹蜀王。《华阳国志·蜀志》载：“蜀侯使朝秦，秦惠王数以美女进，蜀王感之，故朝焉”。
公元前316年，处于奴隶制割据的巴、蜀两国发生了激战。《华阳国志·蜀志》载：“蜀王别封其弟葭萌于汉中，号苴侯，命其邑曰葭萌焉。苴侯与巴王为好，巴与蜀仇，故蜀王怒，伐苴候，苴侯奔巴，求救于秦”。这就为秦灭巴、蜀造成了机会。秦国的司马错分析了巴、蜀形势，认为：“蜀有桀纣之乱”，向蜀扩展的时期已到。提出了秦灭巴、蜀，政治上秦有“禁暴止乱之名”，符合巴、蜀人民的愿望；经济上，“取其财足以富民缮兵”军事上，巴、蜀“水通于楚，有巴之劲卒，浮大舶船以东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的战略主张。秦惠王采纳了司马错的建议，同年秋派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举兵从石牛道伐蜀，蜀兵败，蜀王被戳。蜀国灭亡后，秦在蜀地置蜀侯及蜀相，推行封建制度。从此，奴隶制割据的蜀国，迅速向封建制社会转化。封建势力的兴起，为都江堰的创建，准备了最可靠的社会历史条件。
都江堰修筑之前，成都平原的农业已有一定的基础。蜀以务农为本，并有治水的要求和能力。《华阳国志·蜀志》说：“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移治郫邑，或治瞿上”。又说，司马错伐楚时，兵精粮足。实力雄厚，曾率领“巴蜀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山海经·海内经》载：“蜀有都广（即广都，今四川双流区一带）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菽、膏黍、膏稷”。足见成都平原的农业，已具有相当水平，为都江堰的兴建，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秦为促进生产的发展，将蜀地建设成可靠的战略基地，势必要兴修水利。要兴修水利，政局稳定是先决条件。故秦并蜀后，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为加强秦在蜀中的政权力量，首先“乃移秦民万家实之”。此举也给蜀地带来了中原文化和先进的生产技术。同时，立刻修建了成都城、郫城和临邛城，使之成为既是新的政治、经济中心，又是军事设防的堡垒。《华阳国志·蜀志》说：成都城“营广府舍，置盐铁市官并长丞，修整里阓，市张列肆，与咸阳同制”。这表明秦政府已着手进行了一项重要的经济改革，即用封建的个体工商业，伐替了原蜀国的奴隶制工场。秦灭蜀后的三十多年间，先后平定了蜀侯、蜀相的三次叛乱。公元前285年，秦昭王采取了断然措施，废蜀侯，“但置蜀守”。彻底废除了分封制而代之以郡县制。此时，蜀地人民得到了休生养息，生产有了发展，故人心归顺，政局稳定。这既从生产关系上为解放生产力创造了条件，也从组织上为都江堰的兴建提供了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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