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春霖（1855--1918），字仲默，福建莆田人，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进士，历任翰林院检讨、武英殿纂修、国史馆协修，官至新疆道，兼署辽沈、河南、四川、江南道监察御史。
江春霖不仅性格耿直，而且为人光明磊落，不媚流俗，与那些在翰林院混日子的同僚们截然不同。光绪三十年（1904年），清廷举行一场选拔都察院御史的考试，江春霖毫不犹豫报名。发榜时果然名列第一，如愿以偿成了一名光荣的都察院御史。在翰林院蹉跎十年，江春霖已近知天命之年，他的性子并未被岁月磨圆，还是刚直依旧并勇于任事。
史料显示，江春霖当御史走马上任后认真负责，经一系列深入调查后，他连连上奏，被他参劾过的人都是鼎鼎大名、势焰熏天的当朝权要：庆亲王奕匡、权臣袁世凯、摄政王载沣的亲弟弟、贝勒爷载洵、载涛、东三省总督徐世昌、直隶总督端方、还有各省督抚朱家宝、恩寿、蔡乃煌、孙宝琦、冯汝等封疆大吏。
铁骨铮铮的江春霖在扳倒执掌新军兵权的袁世凯后，他盯上了以贪墨著称、却有如被金刚护体的庆亲王奕匡。面对沐浴圣恩、左右逢源的奕匡，江春霖却不信他拥有金刚不坏之躯，而是一直在等待扳倒他的那一刻。他倒也不急不躁，他在暗中仔细观察这位不可一世的亲王之一举一动，并逐渐掌握其不法证据，耐心等待着参劾他的最佳时机。宣统二年（1910年）春，江春霖感到时机成熟，于是毅然上奏了一篇题为《劾庆王老奸窃位多引匪人疏》的弹劾状，该文直指奕匡，措辞激烈，鞭辟入里，此事经《大公报》披露后，一时轰动朝野。据说当时众人皆欲先睹为快，大家辗转传抄其奏疏内容，竟引得坊间一时洛阳纸贵。江春霖恪尽职守、忠直敢谏之名传遍神州，他的御史生涯达到顶峰，同时也走到了其职业生涯的终点。在这份参折里，江春霖先简略地回顾戊戌变法以来，庆亲王奕匡与袁世凯狼狈为奸的历史，他犀利的指出奕匡“老奸窃位，多引匪人”，并附上一份详实的朋党名单，事实在江春霖的笔下已经昭然若揭。江春霖此举犹如捅了马蜂窝，加之他言之凿凿，确可信据，一时间引得舆论大哗，朝野内外物议汹汹。大家拭目以待，看朝廷如何处置此奏。参折中罗列庆亲王的朋友圈，早已是庙堂上人所共知的公开秘密，庆亲王的贪得无厌，更是臭名远扬，不料却遭上谕无情呵斥。最后以“萎言乱政，有妨大局，肆意诋毁亲贵重臣”为由，下旨“将江春霖着回原衙门行走，以示薄惩”。
江春霖的惊天一击和清廷对亲贵重臣的明显袒护，不论在庙堂还是在江湖均引起震动，江又因参劾权臣被贬回翰林院，可谓由终点又回到起点。不论在职的各级官员还是社会名流都在密切关注此事，各大报刊连篇累牍的报道，吸引了足够多的眼球，大家都在为江春霖不平，希望清廷收回成命，恢复他铁面御史的身份。
梁启超对江春霖深表敬佩，将他誉为“古今第一御史”，并说“御史台是唯一有清气往来之所”。福建同乡林纾在报纸撰文并配上图画，将江春霖点赞为“光绪、宣统以来谏官第一人”，并对庆亲王奕匡进行了辛辣讽刺，说他面对千夫所指，不主动请辞，实属死不要脸。江春霖冒死奋击，虽然一击未中，但却声震朝野，名满天下，国人对其莫不景仰钦佩。他婉拒部分开明官员的盛情邀请，依旧回到翰林院朝九晚五点卯坐班，过着寒素简朴的生活。
在翰林院呆了一段时间后，郁郁不得志的江春霖萌生去意。既然官场险恶，以庆亲王为代表的利益集团只手遮天且难以撼动，自己虽有心劾他，但经过一番激烈较量，才明白原来御史也有弹劾不了的人，言官也有捅不破的铁幕。自己虽有心振作，但却无力挽回，既然壮志难酬，那么，留下来已无任何意义。打定主意后，江春霖向翰林院递上辞呈，以母老妻死为由请求辞归故里。
江春霖离京之际，正值清廷“预备立宪”进行的如火如荼之时，各部院互选资政院议员，值得注意的是，打不死、扳不倒的庆亲王奕匡自己组阁，摇身一变成了皇室内阁领班。翰林院中以江春霖获得的票数最多。大家都想选敢作敢当的江春霖为议员，将他留下来继续为国效力。无奈江春霖心灰意冷，再也无心参与政事，他说“千万别选我，无论怎样我都不会留京的”。大家见留不住他，只得接受现实。众人知道他颇有良知，且为官一向清廉，自然囊中羞涩，于是为他凑了两千两银子相赠，江春霖作诗答谢却坚辞不受。江春霖离京之日，都察院、翰林院诸同僚到车站送行，一代铁面御史，恪尽职守、不惧权贵、敢于以身犯险的直言谏官江春霖，从此彻底退出了暗潮汹涌、诡谲难测的晚清政治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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