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的高考的分数线陆陆续续下来了，说实话，各地的分数线还是挺悬殊的，北京一本文科579分，理科548分，到了浙江一本文科626分，理科605分，不得不祈祷来世要到投胎到国家的心脏里。
但分数线的地区差异不是现在才开始的，明朝时朱元璋就对科举制度实行了“南北分榜”，盖因文化教育之不齐，专门照顾弱势区域。这个从隋朝滥觞而来的科举制度，晃晃悠悠了一千多年，到清朝时终于可以把它化为尘土，扫进了历史博物馆。谁知一扭头，它又变身为其他的考试制度来，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说的就是它。
现代人喜欢将高考跟科举相比，将高考的最高分称为“状元”，实际上两者怎能相比。高考过了独木桥，也不过是个大学生，毕业后照样卖猪肉，挑大粪，投身于“改变中国挑粪现状”。但科举后榜上有名，就是实实在在的好处：免税免赋，乌纱帽头上戴，雪花银子手里来。范进的癫狂不是没有道理，一朝中举，就相当于一人成仙，全族受益，只有现在的公务员考试可以稍稍望其项背。
不过，咱将高考跟科举相比，就可以说说清末的那场“高考”，如何改变了鲁迅的一生。
看过《呐喊<自序>》和《父亲的病》（出自《朝花夕拾》） 的人，都知道鲁迅先生家里“曾经也阔过”，后来却“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没落的原因，文中的记载不是很清楚，像是父亲患了病，在黑心医生的逐个吸食下，奔迫于当铺和质铺，家里的四壁渐渐也可以看得很清楚了。鲁迅小朋友因此恨极了中医，立志要当个好大夫，拯救病人于愚昧的治疗中。
真相是什么呢？因为他有个不省心的祖父，惹了破天大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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