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居民对衣物的消费主要是从市场上购得布料,然后缝制成衣。社会上层人士及他们的妻女大多身着绫罗、丝绵等细致精美的丝织品,追求高贵、华丽和新异,而这要以花费巨资为代价。
睿宗先天二年正月十五夜观灯时,“宫女千数,衣罗绮,曳锦绣,耀珠翠,施香粉。一花冠、一巾帔皆万
钱,装束一妓女皆至三百贯。妙简长安、万年少女妇千余人,衣服、花钗、媚子亦称是,于灯轮下踏歌三日夜,欢乐之极,未始有之”。
宫中的女人衣服消费如此昂贵,而达贵官僚家里的女人也是身着罗、纱等丝织品,轻盈剔透,展示身材之美。元载的妻子天晴时晒衣服,用“青紫丝绦四十条,各长三十丈,皆施罗纨绮绣之饰”。其爱妾瑶英,“衣龙绡之衣。一袭无二三两,抟之不盈一握。”
因为是高官的妻妾,所以对衣服要求很高。
唐代中后期,社会对衣服的追求更是有了新要求:“风流薄梳洗,时世宽装束。袖软异文绫,裾轻单丝縠。裙腰银线压,梳掌金筐蹙。带缬紫蒲萄,袴花红石竹。”服饰开始加宽加大,其后果是带来布匹、用料和劳动力上的巨大浪费,显示出日渐奢侈的消费风气。
当然,生活水平一般的普通百姓以及他们的妻女,则大多服布、麻之类的衣服,只求保暖和得体。如长安坊内有母女以缝纫为业,但“衣装蓝缕”,只能勉强维持生活。
唐代长安女性十分看重妆饰。《唐诗纪事》卷3《徐贤妃》云:“长安崇圣寺有贤妃妆殿,太宗曾召妃,久不至,怒之,因进诗曰:朝来临镜台,妆罢暂徘徊。千金始一笑,一召讵能来?”
贤妃徐惠对唐太宗解释耽搁时间的原因是在化妆,这使我们可以看到从初唐时起,女性在妆饰上的时间和金钱肯定是无限的。
最讲究妆饰的当然是宫中的皇后和妃子们,玄宗时,“宫中嫔妃辈,施素粉于两颊,相号为泪妆”。玄宗的江妃有诗云:“桂叶双眉久不描,残妆和泪污红绡。长门尽日无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
《旧唐书》卷17《文宗本纪》记录大和二年文宗给公主们下旨:“今后每遇对日,不得广插钗梳。”或许觉得满头的钗梳太奢华,就加以限制。
上行下效,一般的女性自然是以宫中的美女们作为标准,化在妆饰上的钱财不计其数了。就连平民百姓在这方面也有不少追求。《全唐诗》秦韬玉《贫女》云:“蓬门未识绮罗香,拟托良媒益自伤。谁爱风流高格调,共怜时世俭梳妆。敢将十指夸偏巧,不把双眉斗画长。”诗虽写的是贫女经济条件不允许,不能用绮罗绸缎以及脂粉香料来装扮自己,但贫女内心在说，她并不是不会梳妆打扮。
长安女性的化妆品消费十分普遍,而且特别高档。玄宗时,特令每月给贵妃三姐妹韩国、虢国、秦国夫人钱千贯,专作脂粉钱。诗人郑遨曾慨叹:“美人梳洗时,满头间珠翠。岂知两片云,戴却数乡税。”
元和以后,化妆更为夸张,出现乌膏注唇,脸涂黄粉的啼妆、泪妆等。《唐语林》卷6载有:“妇人去眉,以丹紫三四横约于目上下,谓之‘血晕妆’。”就连尼姑也对自己的脸大加修饰,长安上东门有二尼经过,“施朱傅粉,冶容艳佚,如倡人之妇”。
妆饰消费在长安城中异常活跃,成为唐代女性消费与以往不同的一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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