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荀子

荀子的观点

1、人的地位：人在宇宙中和天、地同等重要，各有其职责。这与孟子强调的圣人必须“知天”的观点不同。

“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 。舍其所以参，而愿其所参，则惑矣”——《荀子》

“唯圣人为不求知天”——《荀子》

2、人性本恶：其重点是强调人为的作用。而孟子则认为，人性的“四端”是天生的，只要充分发展“四端”就能成为圣人。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

“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 ——《荀子》

道德的起源

1、荀子认为人不能脱离社会组织而生活，有了社会组织就一定有其行为规则。这就是“礼”。遵礼而行就是道德。

“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

2、人之所以被称为人，是因为社会关系和礼的存在。

“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辫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荀子》

关于礼、乐的学说

荀子及其门人，对丧葬祭祀做出了新的解释，净化了其中迷信的部分，见于《荀子》和《礼记》。

人心有两面性：理智的和情感的。理智方面知道人死不能复生，而情感方面希望有个灵魂继续存在于另一个世界。丧祭之礼同时满足了这两方面。既按所知道的，又按所希望的去对待。举行祭祀时，我们是在欺骗自己，但又不是真正的欺骗。

“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智，而不可为也”——《礼记》

“故丧礼者，无他焉，明死生之义，送以哀敬而终周藏也” ——《荀子》

不止丧礼，其他的祭祀活动也是这样。

“雩而雨，何也？曰：无何也，犹不雩而雨也。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以为文则吉，以为神则凶也”——《荀子》

关于正名的学说

孔孟关于正名的讨论仅限于伦理学，而荀子进一步有了逻辑学的观点。

“制名以指实，上以明贵贱，下以辩同异”——《荀子》

“知异实者之异名也。故使异实者莫不异名也，不可乱也，犹使同实者莫不同名也”——《荀子》

“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

荀子认为，名家和后期墨家的论证大多以逻辑诡辩术为基础，是谬误的，并对其进行了批判：

1、惑于用名以乱名——墨家的“杀盗非杀人”

2、惑于用实以乱名——惠施的“山渊平”

3、惑于用名以乱实——名家的“白马非马”

“ 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实辨，道行而志通，则慎率民而一焉。故析辞擅作名，以乱正名，使民疑惑，人多辨讼，则谓之大奸。 ”

第十四章 法家

法家的起源

        西周封建时期，上层社会遵“礼”而行，下层社会靠“刑”来约束。而随着封建制度的逐步解体，原有的社会阶层被打破，国家越来越大，政府所面临的情况也越来越复杂。

        诸子百家都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但大多是不够现实的。这其中有一些人凭着对实际政治的深刻理解，成为了诸侯的顾问，即所谓“法术之士”。他们提出国君不必是圣人，只要按照他们的方法就能治理好国家。可见法家的“法”并不是法律，而是组织和领导的方法。

法家的三条思想路线

以“势”为政治中最重要因素——慎到，“势”指权利，权威

以“术”为政治中最重要因素——申不害，“术”指办事、用人的方法

以“法”为政治中最重要因素——商鞅，“法”指法律，法制

三家集大成者——韩非

法家的历史观

先秦诸子大多持历史退化论，即人类的黄金时代在过去。这方面，法家的观点显得尤为革命。

法家充分认识到时代变化的要求，并且极其现实的看待这些要求。由于全新的情况，出现全新的问题，只有用全新的方案来解决。

"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韩非子》

法家的治国之道

1、立法，设之于官府，布之于百姓。此为“法”

2、君主必须明察百姓的行为，并对其进行赏罚。此为“势”

3、君主并不需要亲自去督查，要有合适的人代替他。此为“术”

关于术的解释：

“循名而责实”——责成担任一定职务的人，做到该职务应当做到的一切。而君主只要对下属进行赏罚即可。

“为人臣者陈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专以其事责其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罚”——《韩非子》

“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韩非子》

法家与道家

韩非和法家提倡君主应当自己无为，让别人替他无不为。

“日月所照，四时所行，云布风动；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已；寄治乱于法术，托是非于赏罚，属轻重于权衡 ”——《韩非子》

在这一点上，后期道家和法家十分类似。庄子也区分了“为天下用”和“用天下”的区别，

“上必无为而用天下，下必有为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庄子》

以及赏罚的观点

“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赏罚次之；赏罚已明，而愚知处宜，贵贱履位……此谓之太平，治之至也”——《庄子》

但庄子也指出国君依旧必须是圣人，因为他必须做到赏罚分明，而不是法家所吹嘘的“中人”都可以做国君。

法家与儒家

儒家主张以礼治理百姓，这是以当初贵族的标准用之于平民，偏理想主义。

法家则是把贵族的行为标准降低到用刑的水平，只靠赏罚一视同仁，偏现实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