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也梁山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小小梁山，因为一群好汉相聚，闻名天下。一部《水浒》，可谓一部梁山兴亡史。梁山之兴，内外皆有因。

首先，梁山之兴，兴在聚义。

王伦时期，梁山水泊初具规模，但名声有限。在柴进的资助下，落魄秀才王伦集结杜迁、宋万、朱贵等人，创建了梁山泊山寨，并担任首任寨主。王伦也讲义气，不过他所谓的义只在少数老朋友之间，对山寨的影响力也只追求到梁山一隅。本领比王伦大的林冲上梁山后，得不到王伦的重用，待到晁盖上梁山，火并王伦自是必然。

在王伦的基础上，晁盖在梁山设立了聚义厅。其实在上梁山之前，晁盖、吴用、公孙胜、刘唐、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等人已经进行了“七星聚义”，智取过生辰纲。上梁山之后，在林冲和吴用的帮助下，晁盖稳坐梁山第一把交椅。与王伦相比，晁盖气量大得多。他把梁山的办事大厅命名为“聚义厅”，既收纳了杜迁、宋万、朱贵、林冲等王伦旧部，又千里迢迢把宋江的父亲接到梁山供养，不畏艰辛把宋江救上梁山。晁盖聚义，把梁山事业推向了新高度。

在晁盖的引领下，宋江继续聚义，并且更进一步。晁盖所聚之义，在自己旧部，在梁山旧部，在自己恩人，但基本上都是交往较多的朋友圈，且聚义手段，全凭梁山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到了宋江时代，梁山山寨打出了“替天行道”的旗号，只要是有相似人生追求，都可上梁山；哪怕是很多和宋江只有一面之缘的人，都被梁山所接纳。越来越多本来在宋朝为官为吏的人，都被宋江、吴用合谋陷害，被迫上梁山。陷害不成，吴用从官吏家属着手，断了官吏后路，还是笼络了一批官吏。小小梁山，在宋江手上，聚集了上百号将领，可谓达到鼎盛时期。

明朝曹学佺有联曰“仗义每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可谓经验总结。在《水浒》中，宋朝官吏往往变节，却少见梁山好汉二心。不管是王伦、晁盖，还是宋江，聚义皆不拘一格。比如晁盖、柴进、卢俊义等人是一方地主，阮氏三兄弟和张氏两兄弟都是船夫，朱贵、张青、孙二娘等人都是酒店老板，王伦、吴用都是落魄读书人，林冲、李忠、李云都是教练武夫，白胜是赌徒，鲁智深是花和尚，武松是酒鬼，公孙胜是道士，汤隆是铁匠，曹正是屠夫，如此种种，不一而足。梁山聚义，不似朝廷但以科举或钱财取胜，只要能为组织做事，都算好汉，所以兴也。

同样重要地，梁山之兴，兴在时代和朝廷的局限。

时代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人们的城市化程度和文化普及率有限。城市化程度不高，意味着“穷山恶水出刁民”，王伦、晁盖、宋江等人可以占山为王，并不断扩大根据地。朝廷将领们把守着各大城市，偶尔出城剿匪，却是寡不敌众，稍有收获，反倒是一旦剿匪失败，将领们往往迫于无奈被梁山土匪招致麾下，落草为寇。试想，如果宋朝城市化水平超过50%，朝廷对百姓的影响力势必大过山上的土匪，梁山集团的发展空间自然有限。

而文化普及率不高，意味着科举考试都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普罗大众缺少社会晋升渠道和空间，更愿意相信“义字当头”，抱团取暖，更容易在山寨实现人生价值。像白胜这样的人，常常混迹于赌场和酒肆之中，基本上没有一点专业的文化知识，在朝廷里谋不到一官半职，就是在市井里也不受人待见。但是自从跟了晁盖，参与了智取生辰纲的行动，就得到了梁山集团的青睐。即便白胜叛变过一次，晁盖仍不计前嫌，派人从大牢中救出他，并招致梁山。到了宋江时代，白胜甚至位列108好汉，坐得一把交椅。假如老百姓们的文化普及率达到80%以上，会有多少人相信“仗义”的分量呢？“替天行道”的号召又能得到多少人的响应？

朝廷的局限主要体现在用人机制和剿匪策略的失误两个方面。用人机制一旦有两大漏洞，祸患无穷。一是任人唯亲。国家的核心统治集团中，最高统治者单以血脉相承，整个国家必定会沦为私有财产，“天下之大，莫非王土”，所谓“地大物博”也只是君王的家够大，跟屁民基本没什么关系。而君王宋徽宗重用高俅的原因，无非是高俅既会溜须拍马，又会蹴鞠踢球（与宋徽宗爱好相近）。上行下效，整个用人机制的实效可想而知。众多好汉上梁山的原因，皆是奸臣当道，朝廷黑暗。二是对官吏的管理不当。梁山好汉中，有将近20位在上山之前都在朝廷为官为吏，其中都统制呼延灼相当于现在的军区司令，押司宋江成了梁山头领，——基本上可以说，这些朝廷官吏上了梁山之后，反倒成了和朝廷对抗的中坚力量。如果朝廷对各单位中层以上官吏及其家属的人身和财产加以严格管控，这些人叛变的成本必然大大增加，叛变的风险也会让很多人望而却步，他们即使不能在朝廷继续卖力，也不太可能去山寨卖命。

在剿匪策略上，朝廷不该养虎为患。王伦在位时，梁山泊只是众多山头中不太起眼的一个。朝廷没有及时剿灭，情有可原。但晁盖上山之后，梁山泊的格局大变，朝廷应当望风而动，尤其是梁山集团一旦表现出招兵买马的势头，朝廷就应该不惜以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兵力加以镇压，直至完全消灭土匪队伍。然而，朝廷坐等梁山壮大，到梁山主动攻城之后才派出兵将剿匪，难度只会越来越大。另者，朝廷对宋江、柴进之流的宽容无疑是在助长江湖势力。宋江号称“及时雨”，身为押司，职责应该是押送犯人，却利用职务之便，纵容晁盖等各路犯人，私自拉帮结派，混迹江湖。柴进仗着自己是后周皇裔，家里存着宋太祖御赐的丹书铁券，广交江湖朋友。林冲、宋江、武松等杀人犯都得到过柴进的资助，顺利从官场进入山寨，——可以说，没有柴进，就没有梁山集团。对宋江、柴进这样吃里扒外的人物，朝廷并没有严格的制度管控，而自古改朝换代，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吃里扒外的官吏所为。

梁山之兴，是历史上众多百姓起义的缩影。梁山兴旺的原因，往往也是众多百姓起义的原因。一言以概之，梁山之兴，在于顺应时代特征，抓准朝廷缺陷，聚义各路人才，长期积累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