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子

图/文    王立兴

        登上旧院的露台，于晚秋的潇潇暮雨中凭阑远眺，我那蓄满旧日风情的眼睛，总能将横亘于眼前的一切新东西隐去，渐渐从眼底浮现的，仍是多年前的一花一树，一草一木。

        我的父母穷其前半生的精力建起了一座院落，那是和林一中家属后院的第一座简易二楼。楼房的框架在土操场的边缘巍然落成时，住在低矮平房里和我父亲一样清贫的教师们，都惊讶这个养着六口之家的干瘦同行，怎么竟有如此大的能量。

        我们从二中漏雨的旧居迁往一中新院时，父母正值壮年。新院的前面是操场，操场的前面是校园，父亲在校园里教高中，我们在校园里读初中。年轻的母亲每天中午站在大门口，转动着撵毛线的撵子瞭着我们散学归来。南屋顶上炊烟缭绕，南屋的灶台上，丝丝缕缕的蒸气在漏进屋里的阳光中化开，大锅里的土豆烩白菜和笼屉里的大馒头，只待母亲将它们连盆子带笼一起掫回里屋的大炕上，一家六口围坐，饭菜之素淡，却也撩拔着年轻的肠胃，那种对食物的迫切，如今再没有了。

        我们在草草建起的不足四十平米的南屋里蜗居了俩年。正屋的二层楼房在那俩年之内只是个毛胚框架，里面养着再兴不知从哪里弄来的一窝鸽子，因为它们偷食了母亲喂猪用的玉米，惹得父亲责骂。再兴从小就不爱念书，酷爱各种动物。猫狗自不必说，鸽兔成群也不算稀奇，希奇的是老鹰和水蛇。我们曾见他那油绿的水蛇从肚里吐出过一只线条优美的青蛙，也曾惊惧那俩只鹰眼的冷峻和凌厉。父亲不管他用旧木板造成的鸽笼是多么精美的二层楼阁，不忙时就骂他，逼他看书，他手举着书本却抬头仰望墙头上踱步的鸽群，直至挨了一记重重的耳光才恍然回过神来，发现自己原来倒拿着书本。父亲终究是怕他玩物丧志失去了生存的能力，于是在建造新屋的后几年里，让他跟着雇来的泥瓦匠为自家做工，又于新屋建成之后给他买了一辆拖拉机，狠心将他抛入社会，那年他才16岁，从此，成了一个朴实厚道的体力劳动者。

        楼房整整花了三年才完工，一来因为资金不足，需要父亲花时间周旋，二来因为夏日农忙，母亲要回村种地，冬日又不能动工，所以那三年期间，是我记忆中家里最窘困、最忙碌的三年，窘困到父亲为了让地里的经济作物增产，彻底放下了读书人的架子，在学校的旱厕边做了一个掏粪的农民，可恨我那时少不更事，一度在心里把父亲的艰辛误解成卑贱。

        父母的忙碌给了我们无形的濡染，让我们比同龄人更早地走进柴米油盐的温情。就是在那几年里，我和姐姐学会了做大锅的饭菜。临近秋收，父母和工人们都须赶工，中午放学回家，南屋清锅冷灶，院里一派繁忙。午饭当然是要吃的，母亲一边把装满水泥的胶皮斗子吊上二楼，一边高吼着指导我和姐姐生火做饭:削半盆子土豆切成大块……一个圆白菜切成大片儿……一方子豆腐打成方块儿……挖一勺子猪油……炝锅下菜……添三大瓢水……放笼盖锅……烧着的功夫，赶快酵面……多半盅子碱，开水化开……倒进去揉匀……搓成条……切开……上笼蒸着就行了……

        我和姐姐果然就于手忙脚乱中烩出一大锅菜，蒸出了一大笼白胖胖的馒头，母亲浑身泥浆回屋吃饭时，神情现出惊讶，却并不夸奖。菜的味道或咸或淡,馒头形状或长或圆，偶有没揉匀的地方一片梨黄，母亲也不责怨。连着雇佣的工人，十好几口人，每人端了一只大碗，炕上坐着的，地下站着的，院里蹲着的，那一年初秋，他们大口吃着我和姐姐做的饭菜。

        整个院落所有工程终于完工的时候，我已经升入高中了，外跨的楼梯和露台给了我“爱上层楼”的诗情。我曾经坐在楼梯的台阶上背诵过遥远的尼罗河与古埃及，幻想着古老的非州文明一定也创造过不少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也曾默念柳咏的“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错以为那就是写给我的文字;登上露台凭栏远眺，我能望见土操场上踢球的补习班的老男生们，他们一不小心把球踢进了谁家的猪圈，会扯着噪子骂出铿锵有力的脏话;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会望见那个会写文章的邻班少年，他提着竹暖壶正向校园的开水房走去;更多的时候，我望见了穿着中山装的父亲向家这边走来，他走路很快，总是背着手，手里一定拿着报纸或者《半月谈》;有时映着天边的晚霞，父亲蹬着自行车从操场的东门而来，那是他周末回村照料庄稼之后风尘仆仆的归来，车的前把和后座上，挂着豆角、驮着土豆之类。

        有一年冬天，远山那几棵孤寂的大树曾给过我朦胧的诗意，我把“爱上层楼”的迷茫写成了青涩的诗行，教语文的老崔老师竟然赏识了我的无病呻吟，却又文诌诌地质问我:“你的诗作是否有文可依?”，我自负地从此不再理睬他的课堂。

        现在想来，那几株孤独的大树，应该是南山的几株老坟树吧？大概是九龙湾村民的祖辈的，而今日之南山，早已是红药遍野的一派繁华了。

        高中时代的每个暑期，都是我和文弱的姐姐相依相伴，看守着空寂的院落日日盼望回村抢收小麦的家人归来。我们每天很有规律地安排自己的一日三餐;按时按点喂猪喂鸡、洒扫院落;依着母亲的叮嘱于太阳落山之前认真地给各屋的门牢牢上锁;夜晚一齐看呼市台热播的琼瑶剧，忘了那时12寸的黑白电视是个什么效果了，但《梅花三弄之鬼丈夫》的确是让人难过得很。那一年的雨期特别漫长，父母的归期因小麦收不到仓里而无限延迟，高高的院墙被一夏的雨水洇出一大截深红的颜色，每当落日的余晖斜照在二楼阑杆的时候，我总是有些害怕夜幕的降临，那时新屋右临一条通向陌生北山的巷子，左边还是一片空地，孤门独楼的夜晚漆黑而宁静，我和姐姐每天傍晚都会登上楼梯远眺西天的云彩，祈愿明日不要再下雨。

        再兴的拖拉机终于满载着小麦和家人一起归来了。隐隐地，我和姐姐听出了拖拉机的声响，我们调低电视音亮屏气凝神，然后箭一般射上楼梯。声音渐近，沉沉暮色中，真的是再兴的拖拉机从土操场的东门摇摇坠坠地驶进来了，我们又箭一般飞下，在一串欢快的马达声中打开已经上了锁的大门，再奔上楼梯，打开吊在二楼房檐下的大灯。霎时，高墙围着的小院里灯火通明，已经睡了的鸡鸭被突出其来的的喧嚣惊醒，在铁笼子里发出了咕咕咕的鸣叫，此时你抬头，能看得见楼顶的大灯下蚊虫的喧闹。

        我们自小就经历这种再寻常不过的离别和团聚，所以直至如今，这个家庭的所有人，隔一段时间，总要团聚，已成了习惯。

        高中一过，时间就变快了，风景也散乱了，我已离家多日，着实没有注意到土操场于何时变了模样，只记得偶然一日登楼远眺时，操场西边那片低洼的小树林已被新建的女生公寓取代了。婚后次年再回家时，一堵遮天蔽日的高墙堵了我回家的路，我不能再从校园的正门横穿操场径直回到家门口了，操场修了高高的看台，看台背靠的那堵高墙，与家属区断然隔开，我只能绕道从东门回去。那时父亲还没有退休，他也须骑着自行车绕道上班。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能原谅横挡在我家门前的那一堵突出其来的高墙。

        幸好，断了来路，归途还在;走了光阴，故事还在，纵是春去秋来红衰翠减，我们生命的底色又何曾褪去！这个地方，仍是我心深处最好的归宿。

        几年之后，小辈们的降临使这个院子的人气达到了鼎盛。外甥其实名叫小鼎，大家却都叫他小丁;侄儿生于虎年，不识字的母亲为他取名“老虎”。俩个蓬头稚子相差一岁，强强联手顽劣至极。他们曾在母亲午睡的间歇光着屁股合伙出逃，安静地从南屋找来剁猪菜用的笨刀，麻利地把西屋里整整一麻袋西瓜瞬间敲碎切烂，剁成无数不规则的小块儿，气得我母亲倒举着鸡毛掸子追打，俩小儿光着屁股逃之夭夭，母亲只好心有余悸地把笨刀高高搁置，然后端着四棱八瓣的绿皮红瓤分给西墙外歇凉的女人和孩子们。

        大概是缘于母女同心的神奇吧，苗从小就复制和延续着我对这里的极大依恋。俩个灰猴子一般的表哥常常冲过大人们拦挡着的臂弯，小花脸笑成一朵五颜六色的花，与襁褓中的小妹咯咯逗趣。当苗如一个出了窝的小兔子一般从我母亲的怀抱里跳脱出来的时候，她首先用咿咿呀呀的河西口音回应她表哥们的热忱,用东跑西颠的新奇表达她对这里稚嫩纯洁的喜爱。那时我的母亲多么硬朗啊！她每天抱着苗去西墙外乘凉,和女人们聊天，夸耀她家小儿们的无赖和有趣。

        苗很快就能在俩表哥的带领下爬上楼梯了，从此，我父亲的院子自上而下一片狼藉。阳台廊檐下的俩只老燕子常常受了惊吓不敢回巢，叼着虫子站在西墙外的电线上守望嗷嗷待哺的雏燕;为了寻一只走失的长腿蝗虫，仨小儿将院里的秧苗踩踏得东倒西歪，他们对我母亲的喊骂充耳不闻;一楼的大炕上，常常呈现鹞子翻身、鲤鱼打挺、蝙蝠倒挂、万马齐喑之状，仨小儿竭尽捣蛋喧闹之能事，不折不扣地踩塌了我母亲的一溜炕胚;苗曾在她虎哥的指导下把鞭炮放进瓶子引燃，随着三个黑乎乎的猴子们捂着耳朵奔进家门，院里爆出轰然炸裂的声响;也曾在她丁哥的教唆下把捡回的蜗牛一股脑倒进自来水井里，以至于现在寥落无人的旧院成了蜗牛们的天堂。

        后来又添男丁，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曰“骞”，可是谁都不这样叫他，所有人都随着我父亲，跟着“老虎”的乳名称他“二老虎”，包括“骞”的父亲世兴。二老虎的童稚时期是另一种玩儿法，当你四处寻他不见时，也许突然就会从粮房里钻出一个浑身雪白的大耗子，不是别的，正是二老虎其人。他常常钻进堆满粮食和杂物的西屋南屋，钻遍每个角落和缝隙寻找宝贝，破锤子烂斧子旧扳子，于他而言无一不是阿里巴巴所得。有时是要逮一只猫咪，猫逮耗子，他逮猫，逮着逮着，大概就钻进了面瓮。他三岁时曾给我父亲新养的小狗取名“八岁”，父亲很高兴地采纳了这个既无厘头又有趣的名字，从此院子里的狗吠声和一群孩子“八岁”“八岁”的呼喊声混成一片，母亲嫌吵，总是拿了针钱，坐在大门外的水泥台子上绣鞋垫去了。

        “八岁”现在已经十四岁了，和苗撒下的蜗牛种子的后代们一起，看守着人去楼空的院落。

        和林一中，这座铭刻了多少人青春记忆的、在城关镇内极富盛名的中学，在这里生存了58年之后，终于2015年彻底迁校于新开发的北山了，早在迁校之前，父母就已经搬离到南山下的山城小区居住了。迁校那一年春天，凭阑处，只见一片废墟，但没过多久，新建的幼稚园和人民体育场就盛装出世了。

        后来又添了三老虎和沫寒。父母虽然已经搬离旧院了，但过时过节仍然回去，夏天也回去住，那是母亲为了每天晚饭后和后院的老太太们坐在大门外闲聊。母亲一回去，我们也都跟了回去，苗辈们已无兴致再如从前一般痛快淋漓地疯耍了，他们有时教唆三老虎和沫寒这般那般自由放肆的玩法，两个毛头小儿却始终娇怯不敢妄动，大概是生长环境不同吧。

        孩子们如拔节的麦苗仅管往高窜着，时间在他们这里尽显出它的慷慨，可到了老人这里，怎么就分外地仓促了？短短几年，父母就有些行动不便了，回了旧院，免不了有打炭生火、提水倒灰之类的家务，所以越往后，回去的也渐渐少了。

        我们一家人，都尽力不让这座院子老去和荒芜，哪怕它当年赖以存在的校园也已经埋在地下变做了土，但我们仍然尽力保持它的年轻和蓬勃，所以无论是谁，我们总要隔三差五回去眊眊。父亲和世兴把院子的每一个角落都种满了瓜秧，各种瓜的藤蔓长蛇一般沿着楼梯直爬上二楼的露台。这让我想起了多年前的除夕之夜，世兴把成挂的鞭炮一直从二楼的栏杆直垂到地面，那应该是在正屋过的第一个大年。          也不晓得世兴媳妇给窗檐下的大花盆里灌了多少羊粪水，月季花开得东倒西歪肆无忌惮如俩个醉妇。瓢葫芦叮铃铛郎挂满窗棂。父亲把大门外曾经的猪圈里填了一拖拉机土，也撒满了乱七八糟的种子，豆角和苦瓜爬上了南屋的房梁。大门口的格桑花里竟长出了几株有模有样的茴香。

        父亲体胖、痛风，走路不便，他每天上午骑电动车回去一遭，喂喂“八岁”，浇浇菜地，有时倒腾一下他的旧书旧衣物，有时会偷吸一支私藏在柜子里的烟卷。

        “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光阴啊，其实就是一缕细细的云烟，它哪里能经得起这么多故事的牵绊？父辈的壮年，我辈的青春，小辈的童年，一个转身，全都流散在了岁月深处的轻烟里，所幸的是，父母当年劳苦半生，总算是为我们打造了这样一个留存记忆的王国。登楼远眺，哪怕全世界都变了模样，我们不愿老去的灵魂，却能安放在这样一个永远泛着绿意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