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人类主义与人类增强的生物政治学
Sangkyu Shin Ewha Womans University
人类增强指的是，使用科学技术来完善或增强人类的智力、情感、身体和心理方面的能力，包括延长健康寿命或消除老化。超人类主义支持这种人类增强。Nick Bostrom 曾把超人类主义定义为“通过应用理性，尤其是通过发展与制造广泛的可用的（available）技术来消除老化和极大地增强人类的智力以及身体和心理能力，肯定从根本上改善人类条件的可能性与可欲求性（desirability）的智力和文化运动。”①现在已经出现了各种增强技术，如整形手术、假体、情绪改善药物以及生殖系遗传干预。预计未来的增强技术将比现在强大得多，而人类改造的程度也将更大。人类的剧烈变化可能导致后人类这种新物种的出现，它们与现存的生物意义上的人类物种区别开来。
日常语言中的“增强”一词意味着一个积极的评价，即沿着一个理想的方向改进某事物。由于这个原因，这种表达主要由超人类主义者使用。然而，在学术讨论的语境下，当我们使用“人类增强”一词时，我们需要更加注意其含义。如果我们只看表达，增强的对象是人类本身，由此看来，人类的改善（betterment）似乎是结果。但许多人认为，人类增强并不使人类变得更好。科技增强的只是人类的各种能力。人类能力的增强并不必然导致更好的人类生活或人类的改善。一个更聪明、身体更强壮的人并不一定是一个更好的人。为了带来更好的人类或更好的人类生活，人类增强需要更多的东西吗？
我认为人类的改善意味着人们比现在过更为道德的[或更为伦理的]生活。伦理或道德基本上是关于我和他人之间的关系。在人类共同体团结的条件下，当他人的尊严得到承认而共同繁荣能够被提升时，伦理关系就成为可能。当人们能够按照他们的价值观生活，同时维护与他人的伦理关系时，人类就变得更好。记住这一点，我认为我们需要改变讨论人类增强的领域。迄今，争议主要集中在是否允许人类增强。我认为，如果争论被视为以自主和平等为根据的左翼与右翼之间的对峙，将更为有成效。在本文的接下来的部分，我将解释两个超人类主义观点的差异，自由意志主义者和技术进步主义者的超人类主义，并通过聚焦于自主和平等的关系来支持技术进步的观点。
一、人类增强的生物政治学
道德和新兴技术研究所（IEET）主任 James Hughes 认为，对政治观点的分析应该以三维的方式进行，这为文化政治和经济政治增加了生物政治维度。②从生物政治学角度看，人类增强的辩论前沿可归纳为<表 1>。
① Bostrom,N.,“Transhumanist FAQ v2.1.”,p4.
② https://ieet.org/index.php/IEET2/biopolitics.
技术进步论者
IEET, James Hughes 自由意志主义的超人类主义者
Extropy Institute
左翼生物保守主义
Sandel, Harbermas, Fukuyama 右翼生物保守主义
Leon Kass
<表 1>人类增强的生物政治学
表格第一行由支持人类增强的超人类主义者占据。第二行代表反对人类增强的生物保守主义。迄今，激烈争论的主要阵线形成于超人类主义者和生物保守主义者之间。他们争论的关键在于是否允许人类增强，重点在于是否有一些反对人类增强的原则性的理由。
生物保守主义者对人类增强的各种批评大致总结如下。
（1） 人类增强可能导致意外的风险或不良的结果。
（2） 人类增强可能恶化社会公正或不平等。
（3） 人类增强将扮演上帝的角色，这反映了人类的傲慢或狂妄自大。
（4） 人类增强将暗中破坏后代的自主性。
（5） 人类增强威胁着人类道德的状况并且破坏各种重要的人类价值。
这些批评可根据其特点被分为两大类。（1）和（2）是基于人类增强可能导致的不良结果的经验性反对。之所以称其为经验性的，是因为至少在表面上，预期的不良结果是否发生乃是经验事实问题。当然，这些异议也适用于诸如社会公正、平等和安全的规范性概念，但这些价值是否遭到亵渎仍然有待经验判断。同时，（3）至（5）试图通过概念分析或先验论证来表明，人类增强本质上与重要的规范价值或原则相冲突。
到目前为止，关于增强的争论主要集中在（3）至（5）。这是因为争论主要集中在超人类主义者和生物保守主义者关于人类增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问题上。一旦以这种方式进行辩论，就明显限制了中心问题或相关考虑。生物保守主义者想要证明人类增强是不可接受的。因此，他们需要做的是至少提出一个决定性的理由，来证明为何增强是不可接受的。然而， 对未来发展的经验性预测总是伴随着不确定性。这意味着很难根据对未来的预测来提出一个压倒性的理由。因此，生物保守主义者被迫在规范原则的层面寻找反对理由，他们关注的是本质上的或以概念的方式从人类增强演绎出来的对规范价值的侵犯。
生物保护主义者通常诉诸如人类尊严、自主、人的狂妄自大、生活的真实性以及“生命是[天赋]礼物（gift）”等观念。例如，哈贝马斯认为，父母对孩子进行基因设计将会威胁孩子的自主性，而他们应该是其生命的唯一作者。①通过生物技术干预，儿童不是偶然出生的， 而是根据父母的需要和目的所创造或生产的，因此，他们被简化为满足父母野心的手段。
超人类主义者处理问题的概念框架由自由意志主义词汇构成，诸如自主、宽容以及密尔式的[或穆勒式的]伤害原则（Millian harm principle）。他们认为，人类增强本质上是这样一
① Habermas, J. (2003). The Future of Human Nature, Polity: Cambridge.
个事务，一个应该通过个人的自主选择来决定，而非依赖社会判断和国家干预。只有直接危害他人时，社会或国家权力才可以制约个人的自主选择；否则，国家或社会应尽可能尊重个人选择。
超人类主义通常以自由优生学为特征。美国自由意志主义哲学的辩护士罗伯特·诺齐克提出的“基因超市”①概念抓住了提倡超人类主义的自由意志主义传统的基本观点。判断一个人改善基因的结果不是政府的责任，而自由社会的政府的合法行为是保证这些过程完全出于个人的自由选择。
Nick Bostrom 认为，每个人都可能会想要或可能会拒绝使用技术来提升自己，而超人类主义尊重这些个人选择。他还认为，超人类主义是现代人文主义或启蒙运动的延伸，而超人类主义者尊重理性思维、自由、宽容和民主的价值。超人类主义只是更多地关注我们能成为什么样的可能性，以及那些能够计划和选择其生活的个人的自主性。据他说，“并非我们人类的身形或当代人类生物学的细节，而是我们的抱负和理想、我们的经历以及我们所引领的生活方式，定义了我们有什么价值。对一个超人类主义者而言，进步发生于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根据自己最深的价值观来塑造自己、自己的生活以及与他人相处的方式。”②
二、自由意志主义的超人类主义和技术进步主义
由于辩论的框架，与增强有关的问题只有一些被突显，而其它需要更仔细关注的问题则被忽略了。我认为人类增强可能造成的社会公正和不平等问题正是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自由意志主义词汇如自我选择生命的自由、密尔式的伤害原则对于解决人类增强的社会政治问题是不够有效的。我认为，目前关于人类增强更重要的问题不是允许还是禁止它，而是如何调节和控制人类增强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为了促进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我们需要为辩论设置不同的框架。在超人类主义者和生物 保守主义者的对抗中，争议趋于集中在以概念方式与人类增强发生关联的规范性价值和原则。在这个框架下，超人类主义者被迫提倡个人选择的自由原则。另一方面，由于这种争论方式， 人类增强的伦理问题趋于被简化为个人的伦理选择问题。
然而，增强技术的增生不仅是个人选择问题，而且是一个需要在社会层面所讨论的政治问题。这尤其是由于增强技术所可能导致的不平等。当然，这并非意味着社会不平等或公正问题没有被讨论，但它需要被认为比现在更处于核心地位。我们可以采取的一个选择是把辩论的重点重置于左右对立，尤其是在自由意志主义的超人类主义者和技术进步主义者之间。一旦辩论以这样的方式重置，我们就能够以更恰当的方式讨论如何使用或控制增强技术来提升社会平等或公正。
所有的超人类主义者都在原则上同意为了人类增强而使用科技。然而，根据其政治取向， 他们可以被大致分为以下两组。首先，有自由意志主义的超人类主义者。在生物政治学层面
① Nozick, R., (1974). Anarchy, State, and Utopia, Basic Books.
② Bostrom, N., “Transhumanist FAQ v2.1.”, p4.
接受超人类主义，而在文化和经济层面采取自由意志主义立场。他们反对国家或政府干预， 相信增强技术所带来的风险管理或不平等能够被市场所调节。可以说，他们的立场是市场导向的资本主义立场。
另一方面，还有技术进步主义者。虽然他们支持增强技术的使用，但他们认为需要同时增强民主。他们认为，增强技术的风险管理或增强可能带来的利益的社会分配不能交给市场解决，而政府或社会以民主治理的方式进行的干预和控制是需要的。他们聚焦于增强技术的伦理使用和由此获得的普遍的人类福利的提高，他们相信对技术的民主控制是实现这些目标所必需的。①
即便都是超人类主义者的立场，两种观点之间也存在差异。尤其是，他们在确保增强技术的安全和利益分配方面采取非常不同的立场。将关于增强的辩论的前沿转移至二者的边界是重要的，其原因如下。
第一，人类增强更多是社会结构问题而非个人选择问题。推动现有技术发展的根本动力来自于以经济激励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竞争机制。增强技术的发展不是由人类生命价值的任何远景所驱动的，而是通过全球资本主义体制的竞争压力。另外，现代社会过度竞争的生活方式，以市场效率和竞争的价值所主导，迫使个人“自愿”接受各种形式的增强。对于竞争所驱动的个人来说，没有多少选择余地。即使科学家和工程师也看似并不非常关心他们所创造的强大技术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意义。科学家个体很难掌握技术对社会结构的长期影响的全景。科学家和工程师追求新发现和发明的短期快乐。
第二，人类增强技术有可能给人类生活带来各种潜在益处。然而，如果我们以超人类主义者和生物保守主义者之间的利弊之争来讨论增强技术，将会极大限制其可能提供的许多益处。生物保守主义者区分治疗和增强，认为科技应该只用于治疗目的。然而，治疗和增强的区分并非十分清晰，各种被归类为增强的案例已经被广为接受。增强技术可以提供治疗身心方面的疾病与紊乱的手段，如果一开始就被禁止，这些疾病是无法克服的。增强技术也能够打开公共福利的更多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更积极地讨论以良性方式使用增强技术的各种可能性，例如减轻现存的社会和遗传不平等。
第三，人类增强的禁止不仅难以实施，而且难以通过规范的考虑来辩护。如前所述，增强的反对者通常试图提出一个禁止增强的理由，通过表明其削弱了如人类尊严和自主性的道德价值。然而，人类增强似乎没有本质上的错误，而且看起来几乎不可能基于规范的考虑来证明它。如果禁止增强技术的使用是不可能的，而且如果发展或应用这些技术在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寻求避免它们所造成的可能伤害的现实策略就是审慎的。
三、不平等问题
我们之前已经区分了人类增强和“人类的改善”，也追问了人类改善的必要条件。在这点上，超人类主义者和生物保守主义者之间的争论需要注意，他们的争论基于人类生活的规
① 参见 https://ieet.org/index.php/IEET2/biopolitics 关于在不同问题上两种立场的不同。
范性价值，这使我们重新思考为什么人类物种的存在是重要的。
生物保守主义者反对人类增强。这实际上是声称人类物种应该被保存和维持在目前状态。如果有这样做的理由，那是什么？这被归结为为什么“人性”是重要的，或人类的存在为什么有意义。我能想到的最佳答案是，“我们人类是道德存在者”。作为自然存在者，人类不得 不受到本能私欲的限制。然而，当道德义务和私欲冲突时，人类可以通过选择道德行为来超 越自然的限制。这是一个通过道德行为的超越时刻。使人类能行道德的生物机制可能起源于 进化的历史。但道德义务和私欲之间产生的行为选择的规范性却决不能归结为这样的生物学 起源。
桑德尔（M. Sandel）对人类增强的批评关注于道德实践条件的恶化。他说。“一方面是关于增强的道德风险的争论并非熟悉的自主和权利范畴所能充分涵盖，另一方面是对成本和利益的算计。我对增强的关注并不是出于个人恶习，而是思维习惯和存在方式。”①他认为， 增强揭示了对完美和征服的冲动，阻碍了我们对人类力量和成就的天才人物的欣赏，由此改变了我们道德景观的三个主要特征，即谦虚、责任和团结。他的批评的主旨所关心的是我们对人类增强的态度将会恶化我们道德实践的条件。
然而，即使增强可能导致如此糟糕的结果，如果这不是由于增强技术的本性而是由于建立在新自由主义政治秩序之上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又会怎么样呢？换句话说，如果增强技术本身不会侵蚀我们的道德和实践道德的条件，还存在反驳它的理由吗？我认为，桑德尔所说的负面结果并非增强本身的结果，而是我们现在所维持的生活方式的结果。然后，一个对桑德尔的合适回应是，对使用增强技术来避免如此负面的结果给出措施。这些措施将与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有关，包括政治和经济结构的改变。我们真正需要担心的是保证人类增强技术不以违背人类道德和尊严的条件的方式来使用。
构成我们道德的价值是什么？我们追求的道德价值不一定是超越时空的绝对价值。我们做出道德判断的语境是我们当下所处的环境。所以，我们应该问的重要问题是，在今天的背景下，什么道德价值是重要的，以至于我们可以同意在今天的背景下维持它。我们今天面临的一个道德挑战是通过同情他人的痛苦来建立与他人的团结，以及创造使尽可能多的人过上有尊严的生活的社会经济条件。增强技术应该以承认他人尊严和促进人类共同体团结的方式来使用。
社会公正和不平等问题是这一挑战的核心，而我认为对不平等的关注应该是人类增强讨论的核心。人类增强带来的社会公正问题关乎一种可能性，即新增强技术所带来的益处将会首先被分配于少数富裕而有权势的人身上，从而恶化现存的不平等。当前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在全世界运行，人类增强技术很可能带来不平等的新形式，至少在短期内是这样。除非采取社会措施来应对这一问题，否则财富、收入、健康、教育和医疗方面的不平等就会积聚起来，导致严重的不公正，如过度支配和对他人的系统剥削。
① Sandel, M., (2007). The Case against Perfection: Ethics in the Age of Genetic Engineering, Belknap Press. p.96.
四、对自主概念的再思考
所有的超人类主义者，无论自由意志主义的还是技术进步主义的，都同意选择增强的个人自由优先于宗教限制、不愉快的感觉或令人厌恶的因素。然而，假定诸如风险管理和利益分配问题能由市场解决，则是自鸣得意。这是自由意志主义的超人类主义者的政治观点。我相信即使选择或自主的个人自由被认为是最高价值之一，对增强技术的社会干预和控制仍然是公正的。为了支撑这一结论，我首先考察自主概念并解释为什么限制个体的自主性是合理的。
“自主”的字面意思是支配或控制自己。过一种自主的生活，在支配自己的生活的意义上，就是过着符合自己的基本愿望、价值观或理想的生活。忠于自主价值就是增加根据你自己的价值取向来生活的程度。根据自由意志主义的超人类主义者，增强技术的使用应该被留给个体自由选择的领域。这是因为这增加了个体享有的自主性的程度。然而，使用增强技术反而降低了个体应该享有的自主性的程度，这是不可能的吗？
我认为，当增强技术被广泛接受并应用于社会的时候，可能对人类整体的自主性产生负面影响。这至少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发生。首先，尽管看起来增强是出于个人的自由选择，真正的（真实的）自主性却可能被抑制，因为它可能是出于服从压迫性并有问题的社会规范。其次，增强可能恶化阶级间的分配公正，从而降低社会自主性的整体水平。这是因为，即使受益于增强的人的自主性可能得到提升，但未受益者的自主性却可能被降低。也即，一个人的自主性的提高意味着另一个人的自主性的减少。
为了更详细地考察这些问题，让我们区分自主概念的两种含义。①首先是作为权利的自主性，因自己的选择而受到尊重，并且不会遭到他人的干涉。让我们称其自主性 1。这是传统自由主义原则所支持的权利。正如密尔式的伤害原则所描述的那样，个人意志的自主性不能被国家或社会的力量所干预，除非其对他人造成（直接的）伤害。反对个人意志的权力的合法行使只能是为了预防对公民共同体的其他成员的伤害。这种意义上的自主性可以被理解为由外部强制所保护的消极权利。自由意志主义的超人类主义者对自主性的提倡是在这个意义上的对个人自主的辩护。
另一方面，我们可以把自主视为一种能力，区别于其第一种意义。让我们称其为自主性
2。这种意义上的自主性意味着一种过自己选择的生活的能力，而非出于服从他人的控制。自
主性 2 根据个人据其价值取向而自我选择生活的程度来衡量。它具有积极价值属性的特点，
应该尽可能加以推广。自主性 2 取决于各种因素，如个人的社会背景、环境条件、教育水平、以及他/她的基本认知，身体、情感能力和态度。
自主的两个含义会导致对同一情况的相互矛盾的判断。可能自主性 1 受到保护而自主性 2 被减少，或相反，自主性 1 被侵犯而自主性 2 得到提高。例如，哈贝马斯批评生物医学的提高侵犯了后代的自主性。哈贝马斯认为，通过基因干预来选择或改善孩子，侵犯了自主和平等
① 我从 Niklas Jude 关于自主性的两种意义的区分的论文得到了很多帮助。参见 Niklas Juth, “Enhancement, Autonomy, and Authenticity”, in Julian Savulescu, Ruud ter Meulen & Guy Kahane eds., Enhancing Human Capacities, Wiley-Blackwell, 2011.
原则。那些被基因工程的遗传程式干预的人不能把自己视为其生命历史的唯一作者。遗传干预也破坏了平等的基础，因为它把孩子的生命附属于父母的单方面和不可置疑的意图，从而破坏了世代之间的自由和平等的人的本质性对称关系。①
哈贝马斯的论点关心后代的自主性。通过选择孩子将具备的特征，父母将会剥夺孩子决定自己生活的重要事情的权利（自主性 1）。然而，就生物强化而言，父母想要孩子改善的特征通常是身体特征，如外表和健康或智力和人格等心理能力。一般而言，父母想要孩子具有的特征是社会看重的特性或能力，除非社会结构在根本上发生改变，这些特性或能力的改善将会提高孩子在其生活中的选择能力。这将会提升作为一种能力的自主性 2。因此，父母对孩子的生物技术干预导致两种自主性相冲突的情况，其中自主性 1 将被侵犯而自主性 2 将会提高。
五、自主的真实性（authenticity）
如果正常成年人使用人类增强技术来提高自己的能力，又会怎么样呢？至少在表面上， 增强技术的应用似乎不会破坏正常成年人无论在权利还是能力方面的自主性。我们看起来应该尊重选择提高自己的人的自主性 1，因为没有侵犯他人的权利或对他人造成伤害。另外， 在竞争性的社会结构中，如果个人提高其认知和身体能力，过一个符合其价值观的可能性会增加，所以个体的自主性 2 也提高了。
但情况并不如此简单。从表面上看，通过增强提高能力给人们提供了他们想要的东西， 并使他们的生活有了更多选择。然而，这也可能侵蚀个人的自主性，通过使其生活在远非他们真正想要的生活中。我们已经说过，过一个自主的生活就是过一种符合一个人自己的价值观的生活。只有一个人忠于其真正想要的东西时，这种自主性才会实现。然而，通过科技来增强并不总是保证这一点。
考虑下面的情况。今天我们生活在前所未有的竞争性社会中。我们被驱使进入一种生活方式，必须在无限竞争中靠自己生存。我们努力以各种方式提高自己的能力，以免在竞争中落后。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增强的社会阻力减少，人们开始使用增强技术获得竞争性优势， 增强将迅速扩散到全社会。如果增强技术以这种方式广泛传播，将成为迫使人们采用增强技术的强大社会压力。最后，选择通过增强来提高自己，即使是出于自己意志的自愿决定，也完全不是自主选择，而是来自社会的外部压力的结果。
人们可能会批评这种关于真正的（genuine）自主性的观察，认为是对自主性条件的过于严格的要求。有人可能会说，如果自主意味着纯粹源自我的东西并且没有任何社会影响，那没有人能够拥有自主性。我们并非出生于真空，而是在盛行某种价值和规范的文化或社会中诞生。通过家庭养育和学校教育，我们把那些价值或规范内化于心。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所有的思考和行为都是非自主的。自主的真实性应该符合显而易见的事实，即在我们成长过程中听到和学到的各种价值和规范是形成我们人格的重要因素。
① Habermas, J. (2003). The Future of Human Nature, Polity: Cambridge.
为恰当应对这种批评，我们需要进一步澄清什么是真正的自主。首先，如果价值观和规范的内化是单方面的和不可逆的，那这等同于文化灌输或洗脑，远非真正的自主。如果你的行为和判断仅仅是盲从于社会的条件或意识形态的结果，我们不能称这种选择为“真正的” 自主选择。那么，应该增加什么条件才能实现真正的自主？至少，除了为自己而判断和选择这一事实外，我认为对所接受的价值观和判断标准的批判性反思是必要的。如果根据你最好的知识或信息，批判性地检查了那些价值观和标准，你仍然维持原来的选择，那么我们称其为真正的自主选择。
然后，经过批判性反思，如果有人认识到选择增强是社会压力的结果，但仍然愿意做出同样的选择，我们应该始终尊重其为一个自主选择？我不这么认为。并非所有选择或判断都应该被尊重，就只因为他们是自主的。影响个人做出选择或判断的意识形态的对错可能是一个问题。
人们有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他们对同一问题做出非常不同的判断。民主社会最基本的原则之一就是容忍差异。尊重个人的自主选择毕竟是这种宽容的外在表现。但这无法为选择有道德问题的压迫性规范和价值观做出辩护。我们需要问，促使我们追求增强的社会实践或意识形态的本质是什么。如果推动增强的社会压力是压迫性或有道德问题的规范的表现， 那么对这种压力的顺从态度永远不能以自主选择的名义进行辩护。这仅仅有益于加强有问题的规范。桑德尔的批评似乎指出了这一点。桑德尔担心，追求增强所内在的“思维习惯与存在方式”将导致道德实践条件的恶化。
增强真的有助于传播或加强压迫性或不道德的规范吗？尽管有争议，为了进一步的讨论， 请考虑以下情况。在我们的社会中，不仅女人的性吸引力，而且智力、商业能力，甚至个性 都往往是通过外表来判断。这是非常男性中心和性别歧视的实践。让我们假定，许多女人接 受整容手术的主要原因是为了让男人看起来更有吸引力，不仅增加浪漫的机会，而且增加社 交机会，否则这些就不会被给予。在这种情况下，对整容手术的广泛依赖将进一步增强性别 歧视的实践和规范。这可能是个人层面上的必然选择，但在社会层面实践这种规范是不正确 的或至少在道德上是有问题的。
但这里还要考虑一件事。它关涉增强和压迫性规范之间关系的本质。如果特定的增强方式和压迫性规范之间存在内在关联，并且对这种增强的追求总是导致这种规范的增强，那么这种增强方式永远不会被提倡为个体的自主选择。桑德尔似乎认为，通过生物技术的增强表现了对完美的渴望，必然会恶化道德实践的社会条件。但是我对增强和压迫性规范之间的内在关联表示怀疑。
我不认为增强必然导致道德实践的社会条件的恶化。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外在的和偶然的， 取决于构成社会的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包括我们的生活方式。这种情况下，应该归咎于我 们的生活方式鼓励使用这样的技术来强化压迫性的规范，而非归咎于增强技术本身。如果增 强和压迫性规范之间的关系是外在的和偶然的，一个更合理的回应是批评性地检查和改革我 们的生活方式，而非把所有的责任都转移于增强技术。
六、自主和不平等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结论应用于增强所可能导致的社会不平等问题。人们批评增强有助于加强和传播社会不平等。这是因为只有富人才能获得增强技术而社会弱势群体享受的利益有限。此外，增强导致的不平等的扩展不仅剥夺了一些人可能的利益，而且也使他们处于半永久的不利地位，从而使他们成为容易被支配或剥削的目标。一些增强技术具有显示地位的商品属性。因此，它们只提供竞争优势，没有对人类社会做出积极贡献。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像一些自由意志主义者那样宣称的，增强被视为个人选择而政府或社会的作用被局限于安全规则，很可能出现一种新型的阶级社会。
为了恰当解决这个问题，有必要从之前区分的自主的两种含义重新评价自主和社会不平等的关系。自由意志主义的超人类主义者主要主张聚焦于作为权利的自主性 1，这意味着不被他人干涉的自由。另一方面，作为实现去过那种符合自己价值取向的生活的能力的自主性
2 相对被忽视。在自由意志主义个人主义的道德框架中，个人的自主性 1——即选择自己生活
的权利——被认为是最高价值。因此，他们通常把人类增强处理为个人选择问题。然而，只强调个人选择的权利的自由意志主义语言不足以处理增强问题，例如对社会公正的负面影响或道德实践条件的恶化。
为了解决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将密尔式的伤害原则应用于自主性的第二种含义。换言之， 如果对他人的自主性的违反被认为是直接的伤害，那么个人的自主性 1 可以受到社会和政治的限制。在社会生活中，智力、抱负和态度等各种因素影响着个体的成功。假设有可能通过技术，人为增强这些能力。但如果只有少数人能够负担得起，那么那些已经在社会和经济优势地位的人将会更有优势。而绝大多数无从受益的人将比之前更没有竞争力。这最终会剥夺他们可以选择的各种生活道路的机会。也意味着不平等的永续。
这增强了家庭的社会经济背景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个人的未来的结构。对一个人所开放的生活道路由如此的背景所决定，这是不可取的。人类增强很可能使这样的结构更加稳固。如果我们无条件承认选择人类增强的权利（自主性 1），大多数人过着符合其愿望和价值观的生活的能力（自主性 2）将显著下降。换言之，一个人的自主性 1 以减少他人的自主性 2 为代价。这可以被视为对他人权利的严重侵犯，也是国家和社会干预的正当理由。
我们可以容忍的不平等和我们不可容忍的不平等，以及社会可接受的不平等的标准取决于其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水平。我相信，一个人的背景（包括其天生的能力）影响其生活的机遇越少，则文明水平越高。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需要以分配正义的方式达到自主性
2。
许多人认为，如果每个人都得到公正的机会，这种情况造成的不平等会相对可以容忍得多。我们通常评估，公正的机会是通过教育还是培养来给予。然而，也有一些情况下，天生的能力阻碍了机会公平的可能性。不幸的是，一些不幸者由于其天生能力的缘故，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他们甚至可能没有机会来选择生活。从某种意义上，人们天生具备智力、个性和天资，就像赢得基因彩票。过去，我们对此无能为力。但如果发展了干预的潜力，我们
的选择是什么？如果在人类增强技术的帮助下，我们能提高这些人的自主性 2，又会如何。我们需要更开放地看待新的福利和机会平等的可能性，这将通过科技发展而成为可能。
七、结语：增强技术和民主治理
社会不平等问题并没有提供足够的理由来禁止增强。如果你这样认为，这是承认某种增强技术的例外论。几乎所有技术都有恶化现存不平等的潜力。回顾人类历史，我们可以容易地证实这一点。人类历史上读写能力一直是定义社会阶级或权力关系的最重要因素的之一。即便如此，禁止使用文字是愚蠢的。相反，我们应该采取的可取的态度是使尽可能多的人有能力读写以及丰富其生活。我认为对于增强技术同样如此。在这方面，社会不平等问题可以被认为是提供了以民主方式管理和控制增强技术的好理由。
制定政治和社会措施的需要是迫切的，以确保用透明和民主的方式对增强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进行控制，同时给予社会不平等问题以更多关注。我们早些时候指出，增强技术本身并不确保更好的社会或生活，也不会造成人类的改善。那么，我们为什么仍然应该追求增强？ 这是我们应该追问的关于增强的最重要的问题。我们的挑战是使人类增强有益于人类生活的价值和人类共同体的幸福。我们必须使用人类增强技术来提升人类共同体的团结并增加全人类的幸福和福祉。如果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减少天生能力所造成的不平等，那我们应该认真探讨如何实施。这将包括通过减少遗传巧合所决定的个人能力的差异，来提供每个人以尽可能平等的机会。这难道不是更好的人类或更好的社会吗？在这方面，增强技术需要通过包括政府、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的民主治理的方式来监督和管理。我们需要更多的社会审议，关于我们想要的人类共同体和人类增强如何能够有益于此。
（译者：黄子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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