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文/刘满贵
第四篇 自卑少年
一九六五年三月一日，锡林浩特第二小学成为我的小学母校。
这里我并不陌生，离家只有一路（现今的乌珠穆沁路）之隔，好大的院子，操场南面院墙下有一片杨树林子，是我和小柱子用弹弓打鸟常去的地方。有时被护林员发现，我俩就满院子与他捉迷藏，从东面的两排教室绕到西面的破土房，再转到灰砖墙面的学校办公室后面，顺着“母猪墙”（用多于土的碎草和成的泥砌成的墙）上的大窟窿钻出去，便逃之夭夭了。有时玩累了，我俩也会坐在东墙根的大土包上，静静地听一会从前排教室里传出的朗朗读书声，此起彼伏，觉着挺好玩的，忘记了“闹腾”的肚子……
这是一个始建于五十年代末的小学，比大哥二哥就读的皮革厂小学“气派”多了，至少不用自己带小板凳，虽然桌凳旧了点，可也都是现成的。
我被分到一年级三班。40多个同学大多是我们院的孩子，有的还是前后排的邻居。第一堂课的钟声敲响后，一位年轻的女教师面带慈祥笑容地走进教室，站在讲台上自我介绍：“同学们好！我姓韩，叫韩凤荣，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你们的班主任了，也是你们的语文老师……”
韩凤荣老师高高的个子，慈眉善目，说话时总带着微笑，和蔼可敬。可若是哪个同学不听话，她批评起来眉宇紧皱也是很“凶”的。我是个乖乖孩，没有受过韩老师的批评，得到的是她的偏爱。暑假将至，一个学期很快就过来了。期末考试成绩揭晓，语文、算术我都得了100分，和同家属院的女同学高改兰在全班并列第一。
放假前，韩老师进行了家访。她当着家属院许多同学家长的面，对我和高改兰进行了表扬，并要求其他家长配合老师督促自己的孩子向我俩学习，听老师的话，认真听课，按时完成作业，争取好成绩。
母亲把韩老师送走后，高兴地合不拢嘴，别的家长也投来羡慕的眼光。为了犒赏我，母亲给我吃了好几顿“经饿”的棒子面“那糕”，哥哥妹妹也都跟着沾了光。
取得这样的成绩，的确是出乎我意料的。因为就凭当时家里长年用以充饥的那点棒子面糊糊和“那糕”，似乎没有那么多营养可供大脑以充分的能量消耗，加上母亲的严厉管教，胆小内向缺乏自信的我，刻苦学习的真正动机是怕考出试来弄个倒数第一，那将是多么害臊的事呀！
受到褒奖的我，潜在的自信油然而生。母亲一个劲地和父亲重复着韩老师家访时的情景，父亲幽默地告诉母亲：“那是我遗传的结果，和你这个大字不识的娘没关系，三儿子的‘天赋’是我给他的，哈哈……”母亲只顾高兴，懒得和父亲掰扯。
‘天赋’有没有我不知道，重要的是我受到鼓励后对学习产生了更大的兴趣。我给自己原本缺乏自信的脑子下了结论：我不笨，我会学习的更好。
韩老师的游说表扬和爹娘的愉悦，燃起了隐匿在我内心深处的自信火花，融化着压在潜意识里那可恨的冰块。我慢慢变得开朗了、外向了、“合群”了。
然而，就在这自信的萌芽破土欲壮时，一九六六年，一顶“叛徒特务”的黑帽子戴在了父亲的头上。随后，他的子女自然也就成了“叛徒崽子”，自信荡然无存，自卑卷土重来，八岁的我听到了疑惑不解的消息……
事情恰巧发生在我们九月一日开学之前。那天下午，大哥急匆匆跑回家，气喘吁吁地和母亲说：“娘…娘，皮革厂院里贴出大字报，说俺爹是叛徒，是国民党特务！旁边还有一幅画，画着俺爹一只手攥着共产党的机密文件，在地下爬着递给了蒋介石。俺爹还和蒋介石说，这是地下党的名单，快去抓他们吧！”
“别听他们瞎咯嚼，你爹回来说了，现在搞运动，是有心不净的人陷害你爹！母亲气愤地说。
“那贼孙们凭啥血口喷人，凭啥说俺爹是叛徒，他们才是呢!”大哥气得两眼通红。
“肉子啊，别问啦，你爹快回来呀，你莫见他这几天吃不下饭，他心里刨燥的活，你就别再给他心里擩棒槌啦！”母亲惦记父亲的身体，恐怕大哥再添乱。
是啊，这几天中午和晚上的饭，母亲都给父亲“开小锅”吃“那糕”沾“咸汤”（放点葱花，点两滴麻油，倒点酱油和醋），我们打棒子面糊糊就咸菜疙瘩。饭做好后，父亲先用筷子夹起沾上咸汤的“那糕”，挨着个的喂：“心尖尖（指妹妹），爹喂你一口；三子，来，爹喂你一口；二白子，爹赏你一块；肉子，爹喂你……”说是吃“小锅”，其实每个孩子“奖赏”一口，也就所剩无几了。
就在大哥看到大字报那天的晚饭，父亲轮赏每个孩子一口“那糕”后，他长叹一声，心情沉重地和我们说：“唉……！爹这辈子尽做善事，莫挣下别的，就挣下你们这‘一乎兰兰’儿女啦，这是老天爷开眼呀，只要你们长大能成‘说道’，爹也就无怨无悔啦……”可怜的父亲，那声长叹里饱含了他蒙冤的多少眼泪！然而，这只是受迫害的开始……
九月一日，我们开学了。踏进校门，一切都换了一副面孔：校办公室的墙上挂出了“停课闹革命”的横幅；走廊里贴满了大字报，有打倒校领导的，有打倒老师的；刺眼的一张是批判我们班主任的，标题是：打倒右派反革命的老婆—
韩凤荣；教室外面房山墙上用来写好人好事的板报栏，换上了毛主席语录：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爱出风头的学生戴上了红小兵袖章，我们班的李才还当上了学校红卫会的副主任；架在办公室房顶上的大喇叭不停地播着毛主席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整个校园弥漫着“庄严”而又紧张的气氛。
从二年级第二学期开始，我们的任务就剩下“停课闹革命”了，学习的全部内容都是朗读和背诵毛主席语录。我为取消了因考试成绩一直名列全班第一而自信的语文、算术课感到突然和疑惑不解。更让我受不了的是，家属院的那些同学们下了课躲得我远远的，并向我投来异样的眼神。长栓子和宝挺还在离我不远处凑在一起故意大声让我听见他们的对话：“唉，你听说没，他爹被打成叛徒了！”
“不对，好像是国民党的特务！”
“就是叛徒，我听我爹说的，没错！”……
这侮辱来的太突然了，使我防不胜防！我立马感觉浑身的血都往头上涌来。我恼怒地捡起一块土坯喀拉，可没等我扔出去，他俩发出一阵轻蔑的笑声撒腿跑掉了。之后，他们虽然不敢这样公开地侮辱我，但同学们开始像躲避瘟神一样躲着我，而在背后我又成了他们讨论的中心。后来，竟连外班的同院孩子也在指指划划地议论我了，这比当面说我爹是叛徒更让我受不了。
鄙夷的目光像针一样扎在我的心上，使我神情沮丧，连挪腿走路都变的不自在起来。而这反过来又使那些好事的家伙更加码了对我的议论。没着没落的我，在同学们看来，大概他爹就是个叛徒，不然咋会显得“做贼心虚”呢？
很快，自卑感笼罩了我方嫩未熟的精神世界。我变得孤僻、自闭了，断绝了和所有同学的交流。每当学完语录下课时，别的同学都三五成群地走出教室尽兴地嬉戏玩打，而我不愿走出教室半步，独自一人坐在座位上发呆。
我幼稚地想：俺爹咋会是“叛徒”呢？听娘说，俺爹在老家一直在为乡亲们做好事、做大事，他不可能是“叛徒”；再说电影里的叛徒尽干坏事，是坏蛋；特务更是坏人，是杀人不眨眼的大坏蛋…俺爹从来不做坏事，他不是叛徒，更不是特务，肯定不是……
我开始厌学了，每天坐在教室里念毛主席语录，感觉时间过得越来越慢。放学后我不走大路了，顺着东面的墙豁穿过去沿着排子房的墙根走回去。母亲看见我闷闷不乐的样子问我：“三子，你咋啦？天天隔堵着个嘴也不说话，像是谁该你十八担黑豆似的？”
“娘，我不上学了，他们说俺爹是叛徒，俺爹到底是不是叛徒？娘你告诉我，俺爹多会当过叛徒？”我委屈地追问。
“你一个孩子家，知道啥叫叛徒？嘴在人家身上长着，他想说啥就叫他说去吧，你上好你的学就是了！”母亲并不知道我那颗小而复杂的心。
厌烦的语录课一堂接着一堂，像念经一样。班主任韩老师再没露面，听人说她随丈夫回山西老家了。曾经因学习成绩优秀而偏爱我的可敬的韩凤荣老师丢下我们不管了。我越发对学习失去了信心，我学会了开小差。独来独往的我遇到语录课自习课就开溜了。
一天上午下了第二节课，我迈着懒散的步子漫无目的地逛到新华书店的拐角处，突然看到长长的一队人马，有的拿着铁锹、镐头，有的手里攥着棒子，还有的手里握着石头瓦块，嘴里喊着听不懂的口令，跑步向大庙方向进发。我好奇地跟到了庙前广场，目睹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攻城”战斗：在古香古色的贝子庙南墙上，人头涌动。墙头上跥起足有一米高的石头来。“荷枪实弹”的跑步队伍兵临城下，休整片刻，伴随一阵“打倒一二六，保卫毛主席！”的呐喊声，攻城战斗打响了。先遣队员抬着木梯子架到了半墙上，手持铁锹、镐头和棒子的“勇士”们踩着梯子往上爬。很快听到墙头上一声“砸死敌人！”的开战令，石头瓦块像雨点般由天而降，顿时人仰马翻，倒下一片。头破血流的“勇士”不时地被担架抬走，架上去的梯子和爬上去的人一块反倒下来，吼声、嚎声、喊声、骂声连成了一片。第一次冲锋就这样败下阵来……回头看看那红墙“遗产”，已是坑坑包包、千疮百孔……
后来才知道，这场“攻城战斗”正是锡林浩特文化大革命派系武斗的“开场白”。我像做梦一样，恰恰碰上了这曾在电影里才能看到的恐怖场面。那些不怕牺牲、肝脑涂地的“勇士”，满腔热血地保卫着虚拟的毛主席，同时也虚拟出许许多多“叛徒”和“特务”作为打击对象，以表达他们对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无限忠诚和疯狂的喜爱。那是一个虚幻的不是作秀而是作恶的年代，是一个乱咬、乱扣，肆意制造冤案的年代……
父亲很快就被停职，戴着“叛徒特务和脱党分子”的帽子被下放到三车间劳动改造。白天，他干着“擀大毡”的繁重体力劳动，连续劳作十多个小时；晚上，他寝食难安，夜不能寐，挖空心思地写“坦白材料”，大半夜过后捻转反侧，再也别想入睡了。母亲看着父亲憔悴的面色，安慰道：“他爹，你要想得开，咱脚正不怕影子歪，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那些孙让他瞎咯嚼去吧！”
“她娘，你睡吧，别管我，陪着我熬夜把你也靠倒啦！你倒下，咱孩子们咋办，咱心尖尖咋办，睡吧，啊！”
“他爹，我是担心你的身体呀！这样下去，你的身体会垮的。身体垮了正合那孙们的心，咱堂堂正正，才不给他心上做呢！”
“方一善书记和王地部长现在不知道在哪里工作，他们最了解我了。我究竟是不是叛徒特务，他俩都可给我作证，要是能找到他们就好了！”
“他爹，当年你要是出卖了党，做了亏心事，区上能让你回村里当书记？我看那孙们就是存心要整人！”
“现在是搞运动，大气候就这样。文化大革命就是鼓动着人们瞎咬、瞎怀疑、瞎扣帽子。工人们听啥就是啥，说你是叛徒特务，他们就当叛徒特务看你、瞅你、对待你、鄙视你，有的还用唾沫星子喷你呢！他娘，你没听说前院的老黄昨天在家里悄悄上吊死了，他老伴在外地还不知道呢！唉…多好个干部呀，就因为人家当过国民党部队里的营长，后来投诚起义，就给人家扣上了‘特务头子’的帽子，把人家往死里整。老黄真是的…说啥也不能上吊呀！人已经死了，造反派们还说人家是畏罪自杀，罪有应得……”
老俩口说着说着，外面天色露出的惨淡苍白从前窗户破门帘子的缝隙中映衬过来。
“他爹，你看看，天都亮了，又是一黑夜没睡，白天还要去擀大毡，你受的了呀？”母亲心疼地说。
“受不了也得受呀！”父亲无奈地打趣：“白天是劳动改造，这晚上是思想‘洗礼’呀！”……
越是难熬，越是祸不单行。第二天中午，全家人围坐在炕桌旁等着大哥放学回来吃饭。可时间过了许久还是不见他回来。母亲坐不住了，她和二哥说：“二白子，去找找你哥，这都几点了，‘大贼孙’跑到哪耍去了！”
二哥正要去找，只见大哥两手捂着肚子，腰弯成了九十度，脸色苍白，一瘸一拐艰难地迈进门槛，上气不接下气地张着嘴，想说话又说不出来。母亲这几的问道：“肉子，你咋啦，你咋啦！和人打架啦？”
“不……不，不是，我……我…我让……马车压，压……压了！”大哥憋半天气蹦出一两个字。
“在哪压的，谁压的，压哪啦？快躺炕上，娘看看！”母亲着急的撩开他满身是土的上衣，只见他的肚皮上足足有一道半尺宽的车轱辘轮胎印，黒紫黑紫的，呈带状隆起的皮肤还往出渗着血。父亲也急坏了，他和二哥把大哥搀上去皮革厂卫生所做了检查，幸好没有伤着骨头和内脏。
原来是大哥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当走到报社前面的路段时，忽听后面有马蹄子声，勿容反应，来不及躲闪就被那辆满载酱油桶的马车带倒了，车轱辘蹍着他的肚子压了过去，当时他就背过气去。车夫揉搓他半天，过来一会大哥醒秧过来，哼哼呀呀地往起爬。车夫见他醒了，赶着大车就逃逸了。听医生说，大哥那天多亏是空肚子胃里没食物，所以才没伤及内脏，不然就危险了。尽管没有大碍，但从那以后大哥说话就变得磕磕绊绊、啃吃憋肚了，直到现在也未能矫正过来。现在才知道，他当时可能是纵膈受到轻度挫伤，呼吸不畅气不够用所致。后来父亲找到了那个车夫，可善良的父亲在那车夫拿了点罐头上门道歉后便不了了之了。从那以后大哥便辍学了。在那受辱和填不饱肚子的日子里，饥饿反而使大哥躲过了一劫，可后遗症却不仅仅是说话上的磕磕绊绊……
一九六七年，大哥已满17周岁。皮革厂要招一批学徒工，条件是本单位职工子女，年龄须满16周岁。这些条件大哥都符合，父亲给他报了名。然而在几天过后贴出的录用名单中偏偏没有大哥的名字。父亲着急了，因为每月18.5元的学徒工资可以添补家里，更重要的是孩子一辈子的前途。于是，父亲去问厂工会的郭主席，得到的答复是：“你的问题没有落实，孩子不能安排！”
“郭主席，孩子是孩子，我是我，问题没落实也不能连累孩子呀？”父亲追问道。
“那不行，父亲是反革命，孩子能可靠吗？”郭主席的混账逻辑把父亲气得无可奈何。
一向对孩子脾气暴躁的母亲得知大哥被拒之门外的消息后，决定去找这个不讲理的官老爷评理。次日中午下班前，母亲刚要拐出家属院，和下班回家的郭主席碰了个迎面。母亲厉言质问：“郭主席，我的孩子咋就不能当学徒工，他爹受迫害，孩子也跟着遭殃，还让我们活不！你给我说出个理来？”
“不行就是不行，没什么理可讲！”郭主席不讲理地说。
“为啥不行？你这么大个主席没理可讲，没理可讲就是不讲理！我今天还就是要这个理，你今天不给我说出个理来，就别想回家！”母亲毫不示弱，句句紧逼。
“老刘家呀，你好好看看你那小子，屁大个个子，还像个人样吗，话都说不清楚还想学徒，啊！”郭主席开始耍赖了。
“好呀，这也是你工会主席说的话，简直就是放出来的屁！孩子他爹怕你我不怕你，你给我说说，我的孩子哪儿不像人样，啊！哪不像人样！说不清你就别想走！”母亲暴怒了，果真抱住了郭主席的一条腿，哭喊着指责这个的确没说人话的工会主席，把他骂了个狗血喷头。
性格刚烈的母亲居然受到来自一个厂领导的这般侮辱，她气晕了。心脏原本就严重缺血的母亲浑身开始抽搐，眼里噙着泪水，张着嘴、哮喘着说不出话来，躺在地上不能动弹，但她的双手仍然紧紧抱着郭主席的一条腿不松开。
郭主席大概也是头一次遇到这样的对手，见此情景，他的话软了下来，围观的人慢慢拉开母亲的双手，闻讯赶来的父亲把母亲搀了回去……
受到极大委屈的母亲，回到家里就病倒了，连续几天间歇性地出现浑身抽搐。抽搐间歇时，她呆呆地瞅着窗外那扇挡了半截子的破窗帘子，一肚子的委屈和谁倾诉……她知道自己的丈夫忍辱负重，已经承受的够多了，再不能给他心里擩棒槌了。母亲陷入了深深的后悔……，她后悔八年前不该同意丈夫来到这千里之遥的“大口外”，这份“洋罪”啥时候才能受到头！要是在老家，大不了咱当个农民，二亩地一头牛，孩子丈夫热炕头，多好呀！农活累点算啥，起码咱舒心呀！出来八年啦，前六年虽说挨饿可也过得不算慢，这后两年感觉像度日如年，比日本鬼子来中国那八年还难熬。
“他爹，咱别在这里受这份‘洋罪’了，干脆回老家吧！咋说家里也是乡里乡亲，抓起灰来比土热，哪怕是说句话心里也是舒坦的！”母亲产生了“打道回府”的返乡念头。
“他娘，运动总会过去的，‘问题’也会有个水落石出的，现在回去叫乡亲们咋看，好马不吃回头草，我不想这样不明不白地回去！”父亲在顾虑中也有着希望：“再说农村教学质量差，孩子们上学受影响，我还指望咱闺女将来能上大学哩！”
“那好，要在你在吧，我带着孩子们回去呀，你就等着‘水落石出’吧！”母亲生气地像要把父亲自己扔下不管，一幅义无反顾的样子：“水流千里归大海，人走千里回老家，我是拿定主意了，你爱回不回！”
“这样吧，你领着孩子们先回去，一来你的心脏病挺厉害，回去看看病；二来也捎带着散散心。我去和牧机校食堂的陶师傅借上50快钱，把肉子给我留下，你娘四个索性就回去一趟吧。”
母亲同意了父亲的‘第二方案’，但她旨在返乡的决心没有变，真正的目的是回去后再向父亲发起“总动员”。
…………
初夏的早晨，太阳还没露面。昨晚的一场小雨刚刚湿了地皮，空气中散发着施肥的浓浓土香。东面的小五台半山腰罩上了一层青色的雾，围山缭绕的雾气上方，射出几道白色的光。山下十里八乡炊烟袅袅的村村庄庄，早已翘首等待着迟到阳光的沐浴了。山峡里旋出来的轻风，温和地驱赶着不愿离去的轻雾和村堡上空的炊烟。堡内的院落房宅在即将离去的云烟中缥缥渺渺若隐若现，稍许便清晰可见了。
母亲从前街绕到后巷；从当年的星光社大食堂走到前堡大乡政府；从东圪唠来到西官；从堡门楼子溜达到大南院……街街巷巷看了个便。
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八年，离开整整九年了……尽管昔日的大食堂变成了生产队的磨坊；乡政府改作了大队部；东圪唠的堡墙塌下了一处大豁子；堡门楼子倒下了半截子……但这里的一切依旧是那样的亲、那样的近、那样的眷顾不舍，因为这里是自己的故乡，这里有着酸楚而又自信的回忆，这里有许许多多抓起灰来比土热的乡里乡亲。
“老五家，是你吧？多会回来的？”早晨已干完一档子农活回来的韩志远把眼睛睁得大大的：“是你呀，老五家，欢欢进屋，欢欢进屋，咱们好好拉达拉达！”
“是我呀，三爷！俺娘四个回来的，昨儿个到的。三爷身子骨可好呀？”说着，母亲跟进了南大院。
“女子唉，三奶奶听的就像你的声音，欢欢进来，让三奶奶好好瞅瞅！”稀罕着，娘俩紧紧抱在了一起……忆不完的往事，说不完的心里话，不觉着，太阳已经正当午了……
村里高辈份的韩志远，是当年星光社的党总支委员。自打父亲走后，他也没过上舒心的日子，因为不会说假话，也早已被一抹到底了。家乡的“文化大革命”虽不像城里那样硝烟弥漫，可也同样不消停。据他讲：干部们七上八下，换了一茬又一茬，不是红旗举歪了，就是路线没走对。“三年自然灾害”过后，毛主席制订了“人民公社六十条”,将人民公社改为三级所有（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重新回到初级社的规模。可农民的日子还是不好过，因为农民没有对农产品的处置权。国家实行统购统销，田里种什么，种多少，都要按指令做；粮食收上来，卖多少，什么价格，都要由上面定。你想养几只鸡、种几棵菜拿到集上去卖，门都没有，那可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要挨批斗的。就靠种这点粮食，全村农民人均劳动日价格只有一角一分钱，汗珠子落地摔成八瓣，干一天的报酬买不起一包丰收牌香烟。遇到欠收年份，一年末尾不但两手空空，反倒该下生产队的钱，天怒人怨呀！
接着 ，韩志远讲了一个当时在农村广为流传的故事：一个掘地的庄户人，一边刨地一边喃喃自语：“我这头三镐头是给政府缴粮交税刨的；再刨三镐头是为公社主任、生产大队队长和生产队小队长挣工资刨的；后三镐头是替狗娘养的各种摊派、胡吃海喝刨的；第十镐头才是属于我自己的。”
看似平静的山村原来也不平静，不公的事情无处不在。看来当农民也不舒坦，活累心更累，庄户人的生存也这么难！母亲犹豫了，她听出眼前这位长辈话中的言外之意。尽管昨晚亲人们相聚在舅舅家好意相劝的情景还在母亲的脑子里转悠——舅舅说：“快让我姐夫回来吧，有我吃的就饿不着你们！”；东高庄村的姑姑说：“快给五弟写信，趁早让他和咱肉子回来吧，别在外面受那窝囊子气了！”；四大娘说：“他五娘，别犹豫啦，把他五叔叫回来吧，咱吃糕吃不起，喝糊糊也能度个命吧，受他那气干啥？”……这些也的确是掏心窝子的劝说，与长辈韩志远的眼光却相差甚远。母亲基本上打消了全家返乡的念头。
为了不影响我和二哥上学（我们已和口外的学校请了长假），我们在舅舅家住了下来。封闭的前堡小学倒是没有天天念毛主席语录，虽然教我们的是当村高小毕业的韩丕才老师，但语文、算术堂堂都上，还另学珠算。
暑假里，我和二哥帮着舅舅到坡地里割黍子，刨玉米棒茬子，在炎炎烈日的烤晒下忙乎在收获后的庄稼地里。二哥淘气地抢过舅舅亲手编的草帽戴在自己的小脑袋上，越过水卵石堆起的石埂子去抓蝈蝈、採“藕烈”（一种小野果子）；我和漂亮的小桂仙在打场的黍躲上捉迷藏。开学前，我们还和村里同伴大小的孩子，诸如：三太奶奶家的来来、女女，李继惠姨姨家的秀成、二眼眼等一大帮孩子，在堡墙的半坡间上蹿下跳，玩的好开心。在这里，没有异样的眼神、鄙视的目光，更没有折磨人的议论。我的心舒展了，自卑的压抑感消失了。寒假时，我给父亲写了一封信，这是我长到11岁第一次写信，信中向父亲和大哥汇报了我幼稚而开心的在故乡生活的感受。然而，当一九六九年母亲领着我们返回锡林浩特后才知道，我们回乡后的一年里，父亲受迫害程度非但没减轻，反而加重了。
……母亲带我们回老家不久，文革中挖“内人党”的序幕就拉开了。阿厂长成了厂子里第一拨被挖出的“内人党”，批斗会一个接着一个。“内人党”们站在批斗台上，腰弯成了九十度，每个人的脖子上吊着一个铁桶，桶里装着沙子，吊桶的铁丝已经勒到了脖子的肉里面，挨斗人痛苦地昂着头，豆大的汗珠子接二连三的摔在地上。父亲被作为“内人党”的“候选人”，每次都要被勒令弓腰“陪斗”。造反派们鼓动着围观的职工们嘴里喊着：“打倒‘内人党’X X X，纠出‘脱党分子’X X X！”，这一斗就是大半夜，次日白天接着下到车间继续劳动改造。精神的摧残，体力的消耗，把父亲几乎推到了思想崩溃的边缘。看着迅速消瘦，疲惫不堪的父亲，大哥背着他不知流了多少心碎的眼泪。这些过程我们却全然不知，在父亲写给母亲的信中，他“报喜不报忧”，只字未提过他受迫害升级的事。母亲知道父亲的性格，可现实比母亲想象的更残酷。好在后来中央及时制止了乱挖“内人党”，因为再如此逼供下去，共产党员就都该成“内人党”了。
…………
我回到了离开整整一年的二校，依旧是“停课闹革命”的状态。本应升四年级的四个班还在三年级徘徊。曾经像瘟神一样看我的几个家伙辍学回家了，据说他们的父亲有的也被打成了反革命，还有的入围了“内人党”。校外社会上，有惨烈的武斗消息不时传来：血洗盟冷库、军分区枪击案、盟革委会大楼前的两派对峙、大庙的肉搏战……一串串骇人听闻的武斗消息在校内外、社会上传的沸沸扬扬。当然，比起当时全国大城市发生的那些惊天动地的武斗惨案来，小小锡林浩特那点事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可能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觉着混乱的局面收揽不住了，一九七零年对全国实行了军事管制，简称“军管”。锡林浩特也进驻了军管会最高首长是耿树明军长，原籍也是河北蔚县人。各个机关、企事业单位也都派驻了军事管制组，除了制止武斗维持秩序外，落实干部政策也是他们的任务之一。也正是这一年，我们这个连遭厄运的家出现了好的转机……
上午八点刚过，锡盟宾馆（现在的草原明珠宾馆）里军管会办公室的走廊里，挤满了领着子女前来找工作的社会待业青年家长。应招条件是：非应届初、高中毕业生的社会闲散待业青年，年满16周岁，无斗殴犯罪前科。耿军长坐在办公室里指派他的下属按照事先发出的顺序号，轮流面试把关（允许家长跟进并介绍相关情况），当场拍板录用与否。轮到大哥后，母亲把一九六七年大哥被无辜取消学徒资格以及她向那位工会主席质问取消理由的那一幕，原原本本地向耿军长作了倾述。这位年过半百的老首长认真的听着，先是收起了和善的笑容，接着锁紧两道浓眉，再后来他的方盘大脸涨的通红，惊讶地问：“你说的可是属实？”
“耿军长，我要是有半句假话，你可以不要我孩子！”
“革命阵营里居然有这样的厂领导，分明是作贱百姓！”耿军长强压气愤和蔼地说：“这样吧，你下午去找厂革委会的杨政工办理档案移交手续，就把你儿子分配到盟大修厂学徒吧！”
耿军长拍了板，几年来压在母亲心里的一块大石头落了地。大哥终于有工作了，对于我们这个久经政治陷害揉弄的家，真是天大的喜事！大哥高兴地蹦高高，那是肯定的——记得我们哥三个推着只有一个轱辘的小推车去“4947”骑兵部队东面捡牛粪回来时，走到大修厂北门的大马路上，大哥望着厂子院里新建起的一排排红砖瓦房车间，在长叹的自卑声中喃喃自语：“我要是能到这样的厂子上班，那该多美呀！——唉，不-不可能啊，我是在白日做梦！”今日梦想成真，能不高兴吗？！同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父亲的“历史问题”也得到了政策落实。十二月五日，军管组革委会宣布恢复父亲的党籍和党组织生活，并就政策落实的过程作了说明。
驻厂军管组革委会组成的专案组，于一九七零年五月二十日前往河北蔚县外调取证。经组织查询，找到了当年任白乐区政府武装部长的王地同志。他对父亲的所谓“历史问题”作了客观公正的评价，从而洗清了父亲蒙受的不白之冤。一九七一年初，父亲又回到厂总务科的工作岗位上。然而，受到反复身心折磨的父亲年仅四十二岁就已经是两鬓斑白，身心憔悴，身体大不如从前了。
我的六年小学（文革中耽误一年）时光，几乎是伴着父亲遭受政治迫害的时段度过来的。哥哥们同我一样，虽大我几岁但也都尚不成熟。挨饿不在话下，可充斥我们稚嫩精神世界最多的成分，则是强烈的自卑感。这种自卑的惯性磨损着我们应有的个性，使我们像绵羊一样逆来顺受地苟活在所处的环境和群体之中，显得窝囊、拘谨、内向和多疑，甚至是神经质。最缺乏的，是年少应有的棱角活泼，这是外部歧视和家教过严双重作用的结果。
在经历了中蒙边境苏联军队大兵压境、全民“深挖洞、广集粮、不称霸”口号下沿街到处开挖防空洞，准备沿用古老的“地道战”法，以及林彪坐三叉机投苏外逃摔死在温都尔汗等一系列带有时代烙印的“文革插曲”后，一九七一年，我的小学生涯在那纷乱的政治气焰中半荒废地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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