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走来(一)

原创/作者刘满贵

引言

有一部电视剧的插曲这样唱道：“急急怱怱，忙忙活活，一路上的好景色没仔细琢磨，回到家里还照样推碾子拉磨；迷迷噔噔上山，稀里糊涂过河；再也不能这样活，再也不能那样过；生活就像爬大山，生活就像淌大河，一步一个深深地脚窝一个脚窝一支歌......”这段插曲的字字句句像是对我中年生活的概括和总结，颇感遗憾!老年的路途不祈求每个脚窝都是歌，但也应当是“虽然近黄昏，夕阳无限好！”为了纵向自省，我意识到必须拿起手中的笔，找回尚存的记忆，把生活的磨历记录下来，把前车之辙复制出来，从时代烙印的梳理中悟出酸甜苦辣的生活之歌，借以怀念早逝的父母，对晚辈们兴许也能起到可传承的借鉴……

第一篇 生不逢时

一九五七年农历腊月二十三，伴着“大跃进”临近的脚步，父母事与愿违地又生育了我这个排行老三的儿子。传统观念中的多儿多福，在这个本已宭迫的家里，我的出现丝毫没有福的氛围，有的只是雪上加霜的生活累赘。姑姑狠心地说：“不想要就把他搁在尿盆里，舀上两瓢水咕咚咕咚淹死他！”我是母亲身上掉下来的肉呀，咋能舍得！接下来的第二个“处置方案”是险些把我送进大南山……

我的出生地是河北省蔚县白乐镇前堡村。蔚县古称蔚州，解放后为隶属于张家口地区的一个冀西小县城，与山西广灵县为邻，呈南北长、东西窄狭长县界，享名“毛糕之乡”。所谓“毛糕”就是把黍子带皮磨面后蒸出来的黍子糕，去掉皮就叫黄米面糕。带皮吃是为了节省粮食，可见穷县农民的生活状态。前堡村位于县中东部，距海拔2800米的小五台山仅十里之隔，当地百姓称此山为东山。村庄因小五台山的遮挡日出整晚一个多小时，山顶银雾缭绕，看似羊群般散落在山腰之上的白雪若隐若现，全年只有四十天的融化期。村东的坡地里裸露的水卵石间夹着有限的土壤，十年九旱。山下三里开外的黄土梁村因长年饮用死水塘里的污水，村民们大多患有缺碘粗脖地方病。前堡村的坡地只能种些低产耐旱的黍子，为了弥补口粮的不足，只好把黍子带皮吃。

“口外人”(坝上人)有句口头语：“阳原县的糊糊，蔚县的毛糕，怀来县的饼子拿棍敲。”形容的就是家乡的贫穷。前堡村名称来历无法考证，村庄四角是黄土夯成的堡垒，连接堡垒的堡墙上杂草丛生，西墙正中是用鹅卵石砌成的堡门楼子，高处俯瞰，整个村庄方方正正，倒像古时的军事营寨。我家住在紧靠堡南墙的一处宅院里。一间进门就上炕的东厢房里，满打满算也就十平米，除了炕地下的空间刚好过一个人。几片遮尘土的破炕席人多时可供盘腿而坐。两间西厢房是四大爷一家五口居住，三间正房为叔伯二大爷占用。大哥、二哥和我就出生在这间低矮透风的东厢房里。父亲当时是村干部，每天忙于工作自顾不暇，母亲一人拽孩子顾生活，为何在这三世同堂的宅院里只住一间低矮的东厢房呢？说来话长……

据老人们说，前堡村的刘姓人家有两支。我们这支的祖籍是山西省洪桐县大柳树镇。祖辈上穷困潦倒，逃荒走西口欲到万全坝上，绕道蔚州驻足繁衍久居下来。爷爷在兄弟中排行老二，生有五男一女：长子二十多岁时因与爷爷呕气离家出走，曾来过一封信说是参加了北伐军，之后便杳无音信了；次子、老三早年夭折；四子老实过头。父亲排行老五，是家中唯一活套、听话的孩子。爷爷早年以贩麻为生，是个小商人。每到秋季剥麻后，爷爷徒步翻越小五台山到北京的市场上卖麻赚钱。攒得一定积蓄后，先是给四大爷娶了媳妇，一九三六年又供父亲在本村读了五年私塾，使父亲成为家族中唯一有文化的成员。抗日战争时期，年少的父亲过早地挑起家中农活的重担，生活在爷爷奶奶身边，经历了日本鬼子烧杀掠抢的战争磨难。一九四五年日本鬼子投降后，蔚县成为解放军占领区，同年九月一日，父亲经本村韩呸明、韩呸和两名老党员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四六年二月担任前堡村党支部书记，同年十月随战略转移的人民解放军撤离蔚县。后因奶奶病重被叫回家中，返回时由于找不到部队去向与组织失去联系。一九四六年十一月，父亲被国民党伪保长方进祥抓到小五台山下的西金河口村严刑逼供折磨的半死，但他宁死不屈，守口如瓶，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更没有出卖一个同志。一九四七年六月，时值解放战争后期的国民党部队损兵折将，为补充兵员到处抓壮丁，强迫每家必须出一名壮劳力。伪保长指定让四大爷去当壮丁，病重的奶奶哭的死去活来。父亲考虑到自己的四哥已有妻室儿女，抓去当兵生死不测，而自己光棍一个，顶替哥哥当壮丁，能够救下一家人。于是，父亲把自己的党组织资料秘密埋在村头的一棵大树下，与病重的奶奶告别后，被抓去当了壮丁，开始了八个月的国民党兵营生活。父亲当时所在的部队是驻扎在宣化一带的国民党三十五军二十六师，当的是三团三营九连二排的二等兵。从地点上看，应该是傅作义的冀北驻军。解放战争后期，失掉民心的国民党部队没有老百姓的支持，谈不上什么战斗力，在人民解放军的围剿下，兵心涣散。军饷被军官层层克扣，士兵们吃不饱穿不暖。二等兵干的都是抬炮挑子弹箱子的重体力活。此时的父亲是多么渴望早日回到家乡，回到组织的怀抱。一九四八年二月的一天夜里，他冒着生命危险当了“逃兵”，在茫茫的夜色中被拿着手电筒的追兵追出了十几里路，由于山势险峻才得以逃脱。快到下花园时，父亲刚刚换上百姓衣服就又被另一支国民党部队抓住，幸好没有暴露“逃兵”身份，才保住了性命，否则是要被处死的。下花园距蔚县一百多华里，二次被抓一个月后，父亲偶然得知蔚县已经解放了。他欣喜若狂，在一个漆黑的夜晚，趁站夜哨之机，又一次当了“逃兵”。他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沿着东南走向的太行山脉，经过涿鹿县、桃花镇，徒步一百多华里，精疲力竭，终于回到了前堡村。遗憾的是，年迈重病的奶奶在父亲被抓走后不久就离开了人世。悲痛欲绝的父亲，含泪跑到村头那棵大树下，把藏在那里的组织关系、支部小报及文件、誓词等资料挖出来，第二天就到区委会进行了登记，并把那些资料原原本本交给了区委会。他以自己入党宣誓的诺言保守了党的秘密，没有给党组织造成半点损失。与组织联系上后，父亲于一九四八年四月被时任区委书记的方一善任命为前堡村的民兵指导员。一九四九年十月被区委会武装部长王地同志推举在前堡村组建党支部并任书记。一九五三年六月前堡村改建乡后，任前堡乡乡长。一九五六年九月调任西太平大乡文书。一九五八年三月任星光社党总支书记。从一九四八年到一九五八年的十年间，父亲与昔日的老同事共同领导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家乡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化后，大跃进的味道渐渐浓起来。一九五七年的腊月二十三日，在这个中国传统的小年，还有七天就要过大年的时候，我迫不及待地来到了这个世上，与本来就让工作、生活的重担压弯了腰的父亲、母亲共同煎熬人间的苦乐酸甜。

多子女的家庭，当父母的似乎都有一个共性，即对待儿女一向是“爱好的，疼赖的”。四大爷生性老实，不爱说话，同龄人总说他“三棒子敲不出屁来”，家中一向是四大娘做主，夸张地说，她让四大爷尿一股，他就不敢尿两股。爷爷担心四儿子受气，凡事儿都要顺从四儿媳的主张。在住房的分配上，为了讨好四儿媳，就把相对宽敞的两间西厢房给了四儿子。五儿生性护重，宁肯自己吃苦也不忍让四哥受气，委曲求全地住在东厢房里。每逢寒冬腊月，墙角处的大水缸里舀出的都是冰凌碴子水。大我八岁的大哥自幼顽皮淘气，一九五六年的一天，在西太平乡看电影的时候，受到恐怖镜头的惊吓，落下个抽风的毛病；大我四岁的二哥由于营养不良加上在冰冷的东厢房里受冻，患上严重的缺钙软骨风湿病，两腿佝偻走路艰难。生下我后，母亲每天都要领着肉子（老大），拽着二白子（老二），怀里抱着三子（老三），强忍着淋巴结核病痛的折磨，痛苦地赶到生产队的大食堂吃“大锅饭”。父亲天天很晚才忙完工作，回到家里看到母亲身心疲惫的样子，再瞅瞅怀抱的我由于缺奶哭闹不停，惆怅无奈中起了“忍痛割爱”之心，他彻夜难眠一颗接一颗的抽烟。

“他爹，你咋了？愁眉不展的，工作上不顺心了？”母亲疑惑地问。

“我思摸着，你的鼠疮（淋巴结核）一天比一天厉害，再拉拽上小三，你受得了吗？孩子也跟着遭罪……咱干脆给小三找个富裕人家，送人吧……”父亲无奈地说。

“唉，没办法呀，那咱就打问吧，有合适的就送给人家，也只有这条路了。”，母亲回答的十分勉强。

没过几天，父亲托本村一家姓韩的婶子打听到南山里王家坡的一户王氏人家想抱养孩子，老两口快四十岁了，无儿无女，家里日子过得还不错。

于是父亲就许诺韩家婶子：“二婶子，你让人家来吧。”

一天早晨，太阳也就刚一竿子高，韩家二婶急匆匆的来到家里告诉母亲，“唉，老五家，王家坡要孩子的人来了。”

自打父亲有了把我送人的心思后，母亲成夜整宿地睡不着觉，眼瞅着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就要被大南山里的人家抱走，母亲越发憔悴了。眼下人家真的来了，叶公好龙的母亲软软地瘫在地上，韩二婶把她扶起来时，母亲已哭成泪人。韩家婶子把我抱走后，母亲撕心裂肺地哭了一天一夜。

一向对母亲带有偏见的爷爷在听说孩子还在韩家，王家坡的人打算次日回大南山的消息后，语气沉重地对母亲说：“老五家，把咱小三儿要回来吧！一呼兰兰羊，一呼兰兰草，到了赶黑儿都要饱，就把咱小三当个小狗子拉拽上吧！”

爷爷这句话说到了母亲的心坎上，她被爷爷对我的挽留感动了一辈子。当母亲到韩家死乞白赖的把我要回来后，我的噩运才有了转折。

……一九六八年，当母亲带我们再度从锡林浩特回到故乡时，听韩家人说，当年要抱养我的那老两口已经双双离世。如果当年真把我送给他们，刚刚十岁的我或许已是大南山里的孤儿，要么冻死饿死，要么被贩到大山深处的某个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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