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走来(三)

第三篇 饥馑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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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文/刘满贵

一九六零年，当欧美各国的学者云集日本箱根，系统而又认真地讨论关于现代化的问题时，中国却困在了一场天灾人祸造成的大饥饿中。农业欠收绝收，大炼钢铁的蠢干蛮干使工业遭受重创。到处是饥饿的人群，到处是面黄饥廋的“东亚病夫”。锡林浩特当然也不例外，刚刚建起的小型炼铁企业---锡盟机械厂很快就停产下马，工人们各奔东西，留下一片空荡荡的车间和杂乱不堪的残墙断壁。舅舅在这里尝了几天当工人的新鲜后也“下岗”了。皮革厂立足畜产品资源优势，尽管工艺落后，但企业的生存还是没有问题的。

初来咋到的我们一家，暂时借住在机械厂路北（现银地发超市路北）一处一堂两屋的破烂土房里。东屋是张德福家，我们住在西屋。屋内家徒四壁，黑乎乎的屋顶裸露着熏焦了的椽檁，一铺大土炕横躺紧挨北墙占居了屋地的三分之二，除了炕前用于取暖的土炉子外，剩下的家什就是堆在窗台前的锅碗瓢盆了。土炕上是零七八碎拼凑起来的破炕席，晚上睡觉盖的是从老家背过来的几套破旧被褥，使用效率非常高，都是合盖。每当夜深人静，房子后面的芨芨草野滩里偶尔会传来令人毛骨怵然的狼嚎声。受到惊吓的我拽上被子蒙上头本能地钻进母亲的怀抱。得益于五十年代中期已建成的锡林浩特发电厂，在这里唯一能感受到的城镇气息，仅剩下农村人向往的“灯头朝下”了。来到“大口外”，告别了家乡世世代代用来照明的煤油灯，用上了15瓦的电灯泡，那象征着未来希望的暗淡灯光带给长辈们的满足感，使他们战胜饥饿的生存能力越加增强了。

每人每月的粮食定量供应少的可怜，成年人只有24斤，小孩仅有15斤，全部是棒子面，副食蔬菜一点没有。国营粮站里经常断供，排队买粮的人们一大早就要去占位，排在后面的就会空袋而归。家里顿顿饭几乎都是稀汤寡水的棒子面糊糊，饥肠辘辘的肚子总是火烧火燎。

一九六零年中秋过后，外祖父每天去东郊的土豆里“溜土豆”，左刨右翻人家已经起过的山药地，一旦捡漏得手就会高兴地不得了，即使是扒出浅土里的“绿疙瘩”也舍不得扔掉；舅舅每天到蔬菜农场的圆白菜地里刨人家起过菜后留下的菜根子，但因“狼多肉少”往往收获不大。哪天若是多刨几个那就别提多高兴了，回到家里能够吃上白水煮菜根的“美餐”了。

处于生长发育期的童年，最需要的是营养。可吃了上顿没下顿，营养从何而来。老人们面黄肌瘦，孩子们走路打晃。瘦骨如柴的大哥年仅十岁，为了给家里省钱，每天早晨徒步到“4947”（驻锡骑兵部队）东面的野滩里去搂“沙蓬棵子”，背回家做引火柴，两支粗糙的小手被扎的血迹斑斑。

不久，四大爷家桂花姐从老家来到锡林浩特。看到十六岁的侄女已长成了大姑娘，父亲打心眼里高兴。可想想家里苦叶熬白菜的吃食，囊中羞涩的叔叔真是犯难了。左思右想，父亲硬着头皮和三十一团的老乡—陶林塔拉的老吴叔那里淘腾了几斤白面，吩咐母亲给侄女“开小锅”烙饼吃。凭心而论，在那个年代饥饿的状态下，当婶子的再看的开，若她眼巴巴地看着自己的孩子喝糊糊，而侄女却在一边不管不顾地吃白面烙饼，心里会是什么滋味。尽管如此，母亲还是忍着泪按照父亲的吩咐给侄女开了“小锅”。三个弟弟在一边馋的忍不住直流口水，桂花姐吃的心安理得，可能在她看来，白面烙饼是“大口外”的家常便饭，可曽知从我们来后未曾吃过一顿白面做的饭。

桂花姐走后剩了一把白面，母亲给我和二哥开“小灶”一个面团擀了三张饼。

“三子，你的一张，你二哥的两张！”母亲把三张饼分到了人头。

“娘，你为啥给他两张，就给我一张?”我委屈地眼泪转圈：“娘，我也要两张!”

“你是弟弟，他是哥哥，少了他吃不饱，你别搅穷了！”母亲说明了“分配不公”的理由。

“不，就不！我就要两张！”母亲看我哭得委屈，便想了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行，行，也给你烙两张!你先出去玩吧，饼熟了一会叫你！”我出去后，母亲把给我的那个面剂子一切两半，用擀面杖往大擀了擀，很快一张变成了两张。饼烙熟后，母亲把我喊回去和二哥吃了一顿香香的白面饼。饼的薄厚我不知道，只知道和二哥享受了同等的“待遇”。东屋的张德福家闻到了白面烙饼味，立马收回了往日对我家日子小瞧的面孔，扬着头迈出堂屋，三角眼的余光瞟着西屋，故作姿态地大声说：“我这阵子吃饭总是不香，吃大米饭还得沾白糖呢，不沾白糖就咽不下去！”其实，鲁迅笔下的阿Q并不局限于那个旧时代……

一九六一年，我们家搬到了皮革厂西侧的家属房里。这是始建于一九五八年的土坯房，一栋十间，一家住一间，使用面积二十多平米。这间土房比原来的稍好一些，抬头看不到熏黑的椽檁，屋顶是用旧报纸糊的纸棚，辅以石灰刷过的白墙，屋里亮堂了许多。家属院南面有两排职工单身宿舍，虽然是低矮的土坯房，可里面还有大土炕相连的“套间”。

桂花姐走后，不知什么原因，父母之间的感情似乎蒙上了一层阴影，交流与沟通像是遇到了障碍。后来父亲索性晚上住到了单身职工宿舍。俩人的冷战使往日温馨的家变得沉闷抑郁。一天夜里，东面厂院的车间着了火，浓烟中蹿出的火苗把家属院照的通红。正在写作业的大哥好奇地跑出外面钻进围观的人群，母亲咋叫他也不肯回来。可能是受到惊吓，第二天夜里他的抽风病又犯了。父亲不在家住，母亲只好把正在锡林河水库修大坝的舅舅叫了回来。到处就医就是诊断不出抽风的病因来。后来母亲听信了一个迷信的办法:夜深人静后，拿上病人的帽子，到三粮站后面的大口井边叫他的奶名：“肉子……肉子……，别怕，别怕，跟娘回家去！”据老人们说，孩子受到惊吓，深夜无人时到井口喊他的奶名，这叫“叫魂疗法”。母亲和父亲一样是从来都不相信迷信的，只是出于无奈，想试一试。然而蹊跷的是，连叫了三个晚上后，大哥的抽风病果真渐渐地好了，不知是何原理，真有些匪夷所思。

家中生活越苦，疾病也司机袭扰。没过多久，大哥又得了阑尾炎。在盟医院刚刚做完手术，我也凑上“热闹”，得了小肠疝气。一天夜里我突然疼得死去活来，面如土色，哭的力气都没有了。舅舅把我背上急匆匆地送到盟医院，大夫翻翻我的眼珠说：“咋不早点送来？再晚一个小时这孩子就没救了，马上手术！”就着全麻顺便把多余的阑尾也割了出去。听母亲说，往医院送我时眼瞅着就快断气了，白眼珠上翻，呼吸微弱，要不是舅舅及时送我到医院，早就夭折了。这些过程对于当时只有四岁的我是毫无记忆的，手术后醒来留下一点朦胧的记忆是：我站在二楼病房窗台前往下面看，觉得好高好高，几辆马车从下面的土路上扬尘而过，比在平地时见到的马车缩小了许多，幼小的脑海里第一次有了“高楼”的概念；还让我好奇的是，每个护士大夫的白大褂上都印着两行红字；依然记得，在我对面的床上躺着一个“光腚子”中年病人，两个女护士一个为他翻身，另一个拿着盆等着为他接尿。现在想来，当年那些年轻的女护士对危重患者的精心护理与她们白大褂上那“救死扶伤，实行革命人道主义”十二个红字，是多么相称、多么吻合、多么贴切、多么真实！

转眼间到了一九六二年的农历八月十四。这是个令父亲如获至宝的日子，他期盼已久的闺女终于呱呱落地了。妹妹的出生，随了父亲多年的心愿，同时也宣告了他与母亲“冷战”的结束，和谐的氛围得以恢复，六口之家其乐融融，贫穷而又温馨。老两口合计着给宝贝闺女起了个奶名，叫“荣荣”，寓意为女儿的问世一定会使家里的日子越过越好、欣欣向荣。

其实到了一九六二年，最要命的三年困难时期基本上就算过去了。然而，父亲每月42元钱的工资收入，又多添了一口子人，月均生活费只有7元钱，顾了温欠了饱，日子依然难熬。儿时听到母亲惆怅最多的一句话是“唉----没办法呀，接不上茬就得推坡坡！”意思是买粮的钱不够，这个月借上下个月还，月月如此。每到冬季，哥几个的棉袄棉裤漏了棉花就打上补丁，补丁破了再补上，那真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为了还上欠账，后来母亲去皮革厂三车间剪毛，一天要干十多个小时，一个月开10块钱的计时工资，其实也是杯水车薪。幼小的妹妹由大哥二哥照看，他俩把妹妹放在铺炕的大油布上，每人抓住两个角，站在炕上来回悠着打“秋千”，既哄了妹妹俩人也过了“秋千”瘾。有一次悠过了头，把妹妹从油布里甩了出来掉到地下，摔得她哇哇直哭。父亲得知后把他俩踢了出去，打那以后，父亲便不让母亲再去剪毛了。

童年时，自打有了清晰的记忆，，有两件事使我终身难忘：一次是丢了买冰棍钱后的“立功赎罪”，另一次是上街啃西瓜皮回家挨揍……

“立功赎罪”发生在一九六三年的夏季。那年皮革厂自办了小学校，大哥二哥都去上学了，母亲在家哄妹妹。捡引火柴的“重任”自然就落在了我这个五岁的“男子汉”身上。远处我不敢去，只是到大马路上（现在的锡林大街报社至东风路段）两侧的沟里搂些碎草，装在牛皮纸袋里抱回家。每当搂草回家受到母亲的表扬时，我的积极性就更高了。有时母亲为了犒赏我，给我装上2分钱让我去买根冰棍吃。所谓的冰棍，也就是水里放点糖精放在模具里冻制而成。稍微加些奶子的冰棍是5分钱一根。5分钱一根的我当然不敢奢望，就那2分钱的冰棍，咬在嘴里凉凉的、甜甜的，回味起来是那样的爽口好吃。又一次，我实在馋的不行了，老寻思着那可能更好吃的5分钱的冰棍。于是，趁母亲不在屋时，我从她的衣兜里拿了5分钱(纸币)，偷偷地跑到大马路上去找卖冰棍的。谁知手里攥着的5

分钱在躲一辆尘土飞扬的马车时，一不留神掉到路边沟底的碎草里。我下到沟底用手扒拉找，可怎么也找不到。我急哭了，一种“偷窃”的“负罪感”折磨着我，心想回去和娘咋说呀！突然，一个“立功赎罪”的潜意识驱使我在路边的沟里两手不停地搂起草来。因为没有工具，手面手背被草刺扎出了血。我忍着疼抱了一大抱草回到家里，用求得宽恕的眼泪和母亲坦白了丢钱的事情。母亲在狠狠数落我的同时，她哭了，哭得是那样的心酸，哭得是那般的心碎，哭得是苦楚的伤感……

上街啃西瓜皮回家挨揍的事是在一九六四年的盛夏。一天下午，我和隔壁邻居家的小柱子连玩带耍跑到街上，傻呵呵地来到联营商店前（现在的锡林商厦）和副食门市部处（现在的人和春天鞋城），只见几个蒙古老乡蹲在地上大口大口啃着沙红沙红的西瓜。我俩流着口水，眼珠子直盯盯已经凝固了。不一会，他们把没有啃净的还带着厚厚红瓤的西瓜皮随手扔了一地，然后将汤汤水水的手在蒙古袍子上擦抹几下，佝偻着腿走开了。我俩迫不及待地捡起大块的、红红的西瓜皮，甜滋滋地啃了起来。干渴冒烟的嗓子眼顿时一阵清爽，饥肠辘辘的肚子沉浸在甘露的滋润之中，心旷神怡，别提有多舒服了！

眼瞅着太阳就快落山了，我俩还在回味西瓜皮的“美餐”，迟迟不肯回家。一下午没见两个孩子的人影，家里着急了，撒出人马到处找。正当我俩意犹未尽地往回返时，被二哥逮了个正着。

“闹了半天你俩在这啃西瓜皮，真丢人！”二哥气冲冲地威胁道：“我回去告娘去，看咋收拾你！”说完他便匆匆回去“告状”了。

我俩意识到，体罚已是在所难免了……

母亲是个要强的人，家里的日子再苦她也从不出去和人们“哭穷”，她时常教育我们：“你们谁也不许出去给我做那种‘人穷志短，马瘦毛长’的下三烂子事，谁出去给我丢人显眼，回来看我咋收拾你!”

光天化日之下，我居然跑到大街上啃西瓜皮，这等丢人显眼的事母亲怎能容忍。听了二哥的“告密”，她早已怒气冲天了。小柱子他爹是皮革厂赶大车的，脾气暴躁，虽说是个粗人，但很耿直，自然也不会饶过小柱子的贱作。我俩硬着头皮回到家，刚一进门，母亲的鞋底子已经劈头盖脸地打了过来，我抱着头嗷嗷直叫。不一会，外面传来小柱子他爹的训斥声：“王八羔子操的，婊子养的，我打死你这个兔崽子，看你还敢上大街给我丢人去！”笤帚疙瘩噼里啪啦响，小柱子吱哩哇啦地哭。母亲在屋里边打边气喘吁吁地训斥我：“你个三‘贼孙’，上大街啃西瓜皮，丢煞人啦，我打死你个‘孙’…打死你个‘孙’！”屋里屋外哭声叫声骂声连成了一片……

母亲教子严厉，对孩子们的管教有些苛刻。如果哪个出去惹了事，回来必然是一顿体罚“修理”。苛刻之处在于我们出去玩时，明明是别的孩子欺负了我们而打起架来，母亲也会不问青红皂白先训斥自己的孩子。又一次，前排临街老毕家的窗户玻璃被小柱子扔石头给打碎了，他比小兔子都跑的快，一溜烟就没影了，我还傻呵呵地原地不动。毕家老妇出来后，硬说是我打碎了她家的玻璃，拽着我找上门来。母亲听后气不打一处来，不由分说，拿起笤帚疙瘩就朝我轮过来。委屈的我有口难辨，只能忍着无端的“惩罚”。在我的记忆中，大哥二哥也曾多次受过类似的委屈，以大哥居多。母亲管教严厉的唯一好处，就是杜绝了孩子出去惹是生非，但也引起一些副作用：我们变得胆小、内向。这种自闭的内向性格甚至给我们长大后人际间交往的自信心设置了或多或少的心理障碍。母亲没文化，不识字，但她受父亲的儒家观念影响颇深，明白的事理也非常多。她常常为了一厢情愿的和谐，在处理邻里关系时，宁愿自己吃亏，也不让对方受制。她常常和我们说：“吃亏挨拐是福，宁肯吃亏也别出去惹事生非。”母亲的淳朴善良在邻里关系的和谐相处上的确融洽的有口皆碑。与我“赤屁股”长大的小柱子、其军都曾“冒犯”过我：小柱子用炉钩子把我刨的头破血流；其军的哥哥差点把我“修理”了……这些事母亲为了邻里的和谐，从不计较，她总是说：“孩子吗，哪有不打架的！”后来我们几家都成了几十年始终如一的要好邻居。

半个世纪过去了，我和其军、小柱子都已是五十出头的岁数了，尽管各自的经历不同，职业有别，但偶尔相聚，回忆起孩提时的桩桩幕幕，依然默契地回味深长。当然，谈及时代的特征，我们的一致共识是，文化大革命前的人际关系、邻里关系、官民关系，是一种近乎于找不到金钱诱惑和贫富差异的和谐关系这也是打江山的老一辈赋予那个年代的闪光点。学龄前的我清楚地记得：家住前五排东边户的皮革厂阿书记（副盟级干部）家，和普通工人一样，七八口子人住在一间土木结构的房子里，东墙扩出2米往南延伸用篱笆围起大约40

平米的院墙，墙角处搭起一个猪窝，一口老母猪领着几个猪娃子在院子里跑来跑去。阿书记的老伴不时地往槽子里添着猪食，忙里忙外，享受着亲自劳动的乐趣，看不出半点与普通工人在生活上和住房上的异样之处。近二百多户的家属院里，上至领导，下至一线工人，粮食月供和粗细粮比例都是一样的，工资上下相差无几。家家饮食结构几乎差不多，要么是棒子面窝窝头，人口多的多喝几顿棒子面糊糊，生活水平几乎在同一起跑线上，人与人之间难以找出明显的贫富差异。日子虽苦，可人们的关注点都是如何干好本职工作，回报社会，还有同志之谊、工友之情和邻里的和谐相处。相比之下，那个年代的人际关系是单纯的、诚实的、可信的、纯洁的；没有贫富悬殊的攀比和五花八门的金钱诱惑，没有到处诓骗的利益角逐。后人们往往把这种局面归结为当时物质的匮乏、国家经济的落后、计划经济大锅饭的使然。然而，其间最亮的闪光点却被忽略了，那就是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和廉洁奉公的优良传统。共产党之所以能赢得天下，靠的正是这种“官兵一致、一心为民”的优良传统。日子普遍虽穷，但精神是富有的。在物质愈加丰富、经济愈加发达、生活愈加富裕、贫富差距愈加拉大、和谐社会需要回归的今天，呼唤当年的精神富有显得尤为迫切和意义深远……

一路走来(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