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不可为之事，做不到而又必须去做，该如何呢？这个问题本来就是内含矛盾的，既然认定了做不到，那为何又去做呢？可能的原因是，不是自己愿意去做的，是被环境或者别人强迫着去做的，但是，这种解释不过是将原问题转化为了另一个问题，相比于违逆环境或者他人，就可以违背自己的想法吗？依然是二者选一。所以，这个问题本身不是问题，最终主动权还是在自己手中，不愿意做，那就不做。
对于实际情况，当涉及群体时，做出这种选择需要往往背负着很大的代价和压力，对于那种必须隐瞒的事情，是选择让人们承受直面真相所带来的冲击，还是选择暂时隐藏真相，以待后来揭秘，给人们设置一个情绪缓冲。这就是经典的道德困境。面对这种困局，人们采取的应对方式是拆分法，将整体的不道德意图拆分为数个中性环节分别执行，那么这些局部环节的执行者就不会承受这种道德压力，而只有有限的几个最高决策者需要面对这种压力，但这不过是限制了被困扰的人数，并没有解决问题。
这些困境，对于普通人而言似乎也是普遍存在的，那么可否有一个合理的答案？
自然有，这种两难困境来源于对两种重要事物的权衡，由于无论哪一方人们都不愿放下来，所以，从这两者中只选其一无疑是最严苛的拷问。不过，既然存在两种重要的东西，那么哪一个都不选不就行了，生命与财富，忠与孝，这些看似是同等重要的东西，本质上并不重要，是人们认为其重要才变得重要。这就反映了社会价值内部隐含的冲突，差不多所有的道德困境都是来源于这样的潜在价值冲突，人们定义了很多高尚品质，但是这些品质往往是互相矛盾的，不可兼得。
从逻辑上看，这种冲突来源于逻辑上的不自洽，对同一个命题存在两种不同的推理方式，经由这两种方式获得的答案是截然相反的。也就是所谓的推理结果对路径的依赖，这种路径依赖导致了人们意见的分化，因为人们往往单纯的认为不同的推理路径是等价的，从不同路径推出的结论同等有效，但这与事实不同，于是导致了悖论。想要在原有逻辑框架下解决这个问题是不可能的，因为各种假设内含矛盾，那么就超越这个框架，通过一种等价构造将所有的包含矛盾的命题与空命题等价起来，也就是无意义，这样就可以消除所有的已知矛盾了。这种新框架也会因为这种等价构造而变得与原有的框架非常不同。
两者都重要，产生了矛盾，那么两者就都不重要，推广到有限情形，也就是不存在所谓的重要性，所有的重要性只是一种人为添加的概念，是在基本框架上构造出来的特殊结构，不具有普遍性，发生矛盾时就可以通过去除这种结构而获得普遍的无冲突的解答，这就是相容性问题。
不过，虽然目前所使用的社会价值观充斥着各种矛盾，但是由于大多数人们还在使用着，所以与人们日常交流之时不能简单的选择将其抛弃，只使用自己的那套普遍价值观，而必须做一些嵌入的操作，将这种社会价值的合理部分搭建在普遍价值上，如无矛盾，就可以用来理解和回应别人的看法，而当发生矛盾时，果断抛弃，回归普遍价值，不至于陷入逻辑悖论中，徒劳分析而无益处。通过这种方法获得的结论就是所谓的洞见，之所以称为洞见，就是说他与普通的看法具有本质不同，是基础框架的差异，而不是简单的模仿就能理解的。
通过世界一体论，所有的东西都是完全自洽的，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被化解掉。虽然人们称这个东西不科学，不可验证或者证否，但是这套描述在逻辑上无可挑剔，没有矛盾，出于实用，将这个模型作为一个最简单的自洽模型，也是很有用的，可以省去很多无意义的辨析和争论，毕竟对于本身就是悖论的描述，再怎么研究，不离开旧有的框架就是没办法解决。
那么在这种普遍价值下，再面对所谓的两难困境，就不再是困境了，选择哪一种都无所谓。而对于使用社会价值的人来说，很容易就陷入了思维短路中，一会从这个角度推理，发现这个选择好，一会从另一个角度推理，发现另一个更好，本想着考虑越全面，答案越正确，结果却逐渐陷入了悖论中，找不到正确答案，犹豫不决，焦虑不安，自寻烦恼。回想起来，这样的时刻在生活中也非常多，选择学校，工作，任务，书籍时，都会面临这种困境。倘能把这个困境看清楚，就可以省去很大一团烦恼了。这就是为什么举棋不定时，不如选一个开始做，只想不做就变成了拖延和内耗。本质上很多事情就不存在好坏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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