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父亲

自从父亲失踪后，我是很想念父亲的，而且时常想念，这反映在我睡里梦中常常见到他这件事情上。在梦中，父亲一直是笑盈盈的，他微笑着向我走来，他的躯干还是那样挺直，他的脸上还是那样虽饱经风霜但仍显得年轻英俊的样子，他的鬓角上虽略染秋霜但他的头上还是一片葱青的江山。

父亲这个人虽然不是很聪明，有时甚至有些木讷，但他却是一个民间画家，不论是山水树木，还是花鸟虫鱼，甚至人物绘像，他都画得栩栩如生。

那时为贴补家庭开支，父亲常常给人家画遗像。人家有孝顺的儿女在父母百年后，为了纪念先人，往往把父母亲的照片拿给父亲画。

父亲画这个遗像最在行，他有一套画遗像的工具，放大镜、三棱尺和九宫格是必不可少的。要画遗像时，把照片放在九宫格子下，用铁夹子固定好，再把放大镜放在上边让人用眼睛就着看，然后就用炭素铅笔轻轻地在一张用三棱尺划好格子的宣纸上描画，最后就用毛笔蘸上些许碳素粉，在那白描的宣纸上慢慢地揉擦，揉擦完毕，那张遗像也就大功告成了。

可惜的是这套工具后来被村上的一个人借去了，他给他老子画遗像，画的那张像暮气沉沉的。待他画好后，父亲跟他索要时，他却耍赖说已还给父亲了，其实他到今天都没还，这个人道德品质有问题。

父亲在失去这些宝贝后，他还继续画，他又买了一个放大镜，但九宫格和三棱尺没有买，他直接在一张白光光的宣纸上画，画得丝毫也不走样，而且能把照片上的人的毛衣领子都画下来，画得那叫一个拽，连不懂画画的老乡看见了也不禁赞不绝口，叹为观止。

其实父亲的才艺还有很多，他除了绘画挣钱外，他还利用业余时间刻图章，那个时候在我的故乡——苏北平原的蒲场村子里，只有父亲会雕刻图章。他雕刻的字一般是仿宋体，有时也刻隶体字，很少雕刻篆体字的，我只看过一次他雕刻篆体字的，那是他雕刻的自己的名字，他把“姜兆麟”三个字的篆体字刻得像件艺术品似的，印在纸上很好看。

不过，他这枚图章并不经常用，常用的是每年到队里账上的透支户后盖上他的大印。父亲盖这个印章时，并不像有些作家写的皱着眉头眼含泪光，没有，父亲没有按那些人闭门造车矫揉造作的路子走，父亲仍然笑嘻嘻的，而且感觉很轻松，像终于完成了一件神圣的使命一样。

因此，这个细节是那些喜欢把黑说成白的作家写不来的，他们除了瞎写一气外，最大的本事就是很夸张地抒情：啊，多么伟大，多么光荣，多么勇敢！或者是直接就到了感情的巅峰，他喊道：呵，祖国啊，我的母亲，我爱您啊！像这种本事，我家侄孙也会，他肚子饿了，要喝他妈妈的乳汁，他就哭起来，那意思很多人都懂，他是说我饿了，妈妈，我要喝乳汁了，妈妈，我好热爱您啊！不热爱妈妈可不行，那样会没有乳汁喝的。

闲话打住，言归正传。话说我父亲不是很聪明，口齿也木讷，但他却精于绘画和雕刻图章，绘画和雕刻图章还让他赚到了一些贴补家用的银子。不仅如此，我父亲在声乐上造诣也很高，他能识音乐乐谱，一支歌拿给他看，他能照着乐谱哼哼，就能把歌唱起来，唱得跟歌手一样准。他还会吹口琴，整个蒲场村就我父亲一个人会吹口琴，那是他在当年戎马倥偬、激情燃烧的岁月里，他在驰骋沙场叱咤风云之余，他自己悄悄地学习练习而成的。

正因为父亲多才多艺，他在队伍上常常到文工团去客串当票友粉墨登场，他在一出戏《王贵与李香香》中曾反串过女主角，那是要男扮女装的，亏他演得那样惟妙惟肖，博得朋友们阵阵暴风雨般的掌声。

后来父亲转业还乡出任村粮仓保管员时，正遇到那时村子里的知名人士姜怀玉组织唱戏的文娱宣传队，姜怀玉见父亲能唱歌能吹口琴，就把父亲拉到文娱演出队伍里了，不过，不是让他纯粹演唱，而是让他担当像张艺谋那样的导演，专门在业余指导演员们怎样唱戏。

其实那个时候的群众颖悟力相当强，这应该得益于那个时候翻来复去就唱几出戏，他们看露天电影看得主人翁的台词都能倒背如流，那人物走什么步伐啊，以及做的啥动作，等等，他们都是耳熟能详的。既然如此，他们演那些戏时，就根本不需要我父亲来指导他们排练演戏，他们照着那些戏依样画葫芦地演唱就行了，轻轻松松地就能把村里给平民百姓的工分挣到手。他们要我父亲导演的戏是父亲跟姜怀玉合编的一些新戏。

这些小型节目看似简单，其然不然，况且这些节目，他们平常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他们不知道怎样唱，就只好向我父亲讨教一二。从这些地方折射出来的信息中，我们不难看出我父亲还能“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地写文章，因为他如果这点才情都没有，他又怎能去编一些小戏剧呢？

我后来才知道我一向喜欢读书写文章，完全是我身上有我父亲的这种优良的基因，可惜我知道得太晚，如果我知道得早些的话，那么，我就会好好地把这种基因所带来的优点加以发扬光大，说不定我就能搞得很好，早就成了一名蜚声海内外的作家了，哪会象现在只会写一些对过去的那些矫揉造作的作家不满的文章，让不懂的人误以为我是对他们羡慕嫉妒恨。其实他们不知道，我想念我父亲还想念不过来呢，哪会有什么时间去对那些不入流的作家评头论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