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安史之乱前，大唐王朝远播四方的强大荣耀来，安史之乱后的中晚唐，却也有个公认亮点：命硬。
安史之乱结束后，差点被要了老命的唐王朝，也基本是被大放血：河西走廊和安西尽数沦陷，吐蕃的铁蹄一度杀到长安眼皮底下。中原大地也是藩镇四起，各处藩镇画地为牢，动不动就与唐王朝叫板，内部还有宦官朋党来回折腾。中晚唐一个半世纪里国都沦陷了六次，天子也外逃了九趟，每一次都是眼看要凉凉的模样。但即使这样，这内外交困的大唐，竟把这绝大多数的难关都挺了过去，硬是苦撑了150年。
而且除了硬撑外，这风雨飘摇的一个半世纪里，唐王朝还又缔造了一系列治国业绩。一度打服藩镇重创吐蕃，几乎追近了盛唐时代的荣光。如“元和中兴”“会昌中兴”“大历中兴”等辉煌时代，更是闪耀史册。再对比一下安史之乱刚落幕时，唐王朝那一片烂摊的模样，就更得感慨一声：百病缠身的唐朝，能苦撑一个半世纪，确实是个奇迹。
为什么能有此奇迹？除了后世史家大书特书的，中晚唐各位帝王将相们的彪炳功绩外，下面三个看似不起眼的因素，却也是大唐“命硬”的重要原因，甚至比起流光溢彩的“唐朝英雄”们来，这几个因素，更有着超越历史的思考意义。
因素一、通海夷道
一场安史之乱，唐朝遭受的一大重创，就是被“断血”。作为丝绸之路主干道的河西走廊与安西要地，几乎全落入了趁火打劫的吐蕃之手。除了取道回纥的草原丝绸之路外，大唐对外的陆路交通几乎被断绝，经济损失无比惨痛，战略态势更严重被动。坐拥丝绸之路的吐蕃，除了能轻松享受“红利”，更拿丝绸之路当跳板，一次次对唐朝发起打击，甚至连长安都一度落入其手。
但是，就是在这惨淡的态势下，千里之外的东南大地，另一条对外要道，却悄然为唐朝搭起了“新血管”：通海夷道。随着唐朝造船技术的进步和对外贸易的火热，东南的海上贸易，也进入了繁荣期。以同时代阿拉伯人的记载，当时性能优良的唐朝船由于体积太大，竟连波斯湾都开不进去，每次造访中东，都得提前换小船进港。
而在安史之乱大幕落下，河西走廊一片血雨腥风的年月里，劈波斩浪的大唐海船，却早为唐王朝开出了新路：以《新唐书》记载，这条“通海夷道”以广州为起点，主要分为一条线路，一条向南抵达印尼爪哇，一条向西抵达伊拉克巴格达，还有一条更是延伸出去，直达东非海岸。换句话说，当时从广州乘船出发，就可通航全世界。
于是，从中晚唐年间起，原本就贸易火热的广州，更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当时唐朝在广州实行优惠的贸易政策，“百分之三十”的低关税与唐朝政府高效的行政效率，更叫广州吸引了世界各国的外商。唐代宗大历年间时，每年造访广州的外国商船，就有四十艘之多，广州的港口上停泊着“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阿拉伯旅行家苏莱曼的笔记里估算，中晚唐时期，仅广州一地的“外国常住人口”，就有十二万人之多。
火热的海外贸易，不但令“海外宝货”大量涌入，更让丝绸瓷器等中国物产源源不断出口，赚取丰厚的利润。在陆路丝绸之路断血的情况下，大唐的海外贸易，从此成了新的经济增长点。甚至到了晚唐黄巢之乱的前夜，为了方便丝绸的生产和出口，广州城一度大面积栽种桑树。火热的贸易利润，也给极度“缺钱”的大唐王朝，每年及时补血：“上足以备府库之用，下足以瞻江淮之求”。困境里的大唐经济，就这么被“通海夷道”盘活。
同样重要的还有政治意义，安史之乱后，广州除了是经济重镇，更是外交的“窗口”。唐朝除了要应对一拨拨藩镇叛乱，西线更要面对吐蕃的磨刀霍霍。唐德宗年间时，名臣李泌制定“困蕃之策”，通过联络大食、南诏、回纥等“邻居”反制吐蕃。可河西走廊已经沦陷，联络大食就只能走海路。于是大唐的外交使节们也临危受命，一次次从广州出海，冒着风浪跋涉万里……
因素二、茶叶贸易
而比起这条“黄金通道”来，另一个新兴的“黄金产业”——茶叶贸易，更对大唐有着救命的意义。
小小茶叶贸易，对大唐能有多少意义？这意义，可大了去了，虽然中国人喝茶的习俗历史悠久，但直到唐代时，饮茶风气才风行全国。中晚唐年间起，多山地丘陵的江西地区，茶叶已大面积种植，仅是在江西景德镇市的浮梁县，当时每年就“出茶七百万跎，纳税十万贯”。白居易《琵琶行》里那句“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说的就是当时江西茶叶火热贸易的盛况——每年茶叶成熟时，唐代四方商人都云集江西，带着真金白银来卖茶。
这些引发火热交易的茶叶，当时最重要的一条贩运线路，就是沿漕运送到长安后，再贩运到回纥西域等地。这条贸易线路带来的，可不止是丰厚的经济收益，更用大唐国防建设的重要筹码：安史之乱后，产马的河西走廊沦陷，大唐原本用于丝绸之路贸易的绸缎绢帛大量减产，可为了对抗吐蕃，大唐依然急需优质战马组建骑兵。茶叶，就成了新兴的“刚需”货物。
比起强敌吐蕃来，当时作为大唐“实在亲戚”的回纥，虽说和大唐也时战时和。但茶叶，却是回纥当时最不可缺的宝货。为了大唐的茶叶，回纥与大唐昔日的“绢马（丝绸换战马）贸易”，被新兴的“名马市茶”取代。大唐可以用优厚的贸易条件，源源不断从回纥获得战马，安史之乱后一度萎靡的唐军，也经过这一番苦心建设后满血复活，再度拥有了强悍的骑兵部队。
同样重要的，还有李泌的《困蕃之策》，在这个谋略里，回纥的态度才是成败的关键。而有了每年繁荣的“名马市茶”贸易，回纥的“立场”也就有了更稳定的保障：别管有多少过节，就算为了茶叶，也要铁了心站“实在亲戚”大唐这边。所以一度攻陷长安的吐蕃，这才陷入了“困蕃之策”的大坑，到了唐德宗年间时已“兵众寖弱，西迫大 食之强，北病回纥之众，东有南诏之防”，对唐朝国防安全的威胁大大减轻。
因素三、淮颍水道
但俗话说得好，打铁还要自身硬，唐朝能解决这个国防难题，关键还是重建了一支强大的西北唐军。这支军队不但多次力挫吐蕃，更在后来唐宪宗的“削藩”战场上大显身手。可要想组建强兵，粮食问题更是关键，这，就是大唐“命硬”的“另一因素之——江淮漕运里的“淮颍水道”。
哪怕在盛唐年代里，唐朝强国的一大支撑，就是发达的漕运。东南充足的粮食，每年通过漕运输入关中平原，最多时每年多达两百万石。安史之乱后，唐朝的漕运也惨遭打击，输送量基本只剩了盛唐年间的一半多一点。但即使如此，这也是此时大唐的“救命粮”。
而在唐朝各条漕运线路里，江淮漕运更是意义重大，这条线路可以把充足的东南粮食，一年年供应长安、可在中晚唐时代里，这条线路也是风险最大，藩镇割据的局面，导致漕运线路经常被阻断，特别是唐德宗年间时，各地藩镇如果作乱，首先目标就是“江淮漕船”。如果这条“血管”不通，唐王朝基本就是提前“歇菜”。
所以，自中唐年间起，唐朝的统治者，都把漕运的重点，盯在了“淮颍水道”。这条水路沟通关中与东南，是整个江淮漕运线路上最重要一段。于是从唐代宗年间起，唐王朝就不惜血本，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疏通河道。终于在唐宪宗年间时彻底完成了改造——唐朝打通了“琵琶沟”路段，将这条水路大大缩短。
而其中的意义，也是立竿见影：唐德宗贞元二年时，沿着江淮漕运送来的漕米，就曾让唐德宗喜极而泣：“吾父子得生矣”。唐宪宗年间，随着淮颍水道的治理完成，唐王朝以畅通的物资供应，支撑了平定淮西藩镇的战事，特别是琵琶沟的开通，更让“师人坐受其饱”。而东南丰厚的贸易收入，火热的茶叶交易，也是沿着这条水路贩运四方。可以说，就是这样一条路，给百病纠缠的大唐心脏，艰难“搭了桥”。
如此“搭桥”的贡献，抛开王朝兴衰的立场，自然也有多少感慨收获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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