蔺相如的三张面孔

作者: 王岳东 | 来源:发表于2018-12-17 16:11 被阅读0次

    蔺相如的三张面孔(本文发表于《语文学习》2015年12月号)

    《语文学习》2015年第9期刊登了余党绪老师的《蔺相如:一个汲汲于功名的战国士子》,从战国文化和士人心态的角度解读蔺相如故事,让人很受启发。但是整篇文章却只解读了“完璧归赵”一个故事,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沿着“战国士人心态”这个思路接着解读后面两个故事,从而获得对蔺相如这个人物的另一种解读。

    写作成熟一篇人物传记,作者选择材料绝不是无的放矢的,一定有整体的设计、规划,本文也是如此。太史公选择的三个故事是有内在逻辑联系的,“完璧归赵”“渑池会”“将相和”三个故事中的分别展示出蔺相如三个阶段、三个侧面,这互相联系的三个侧面恰好构成了丰满的、不断变化的蔺相如形象。

    一、完璧归赵:孤注一掷的赌徒

    余老师的文章准确定位了蔺相如接受任务时的心态:“无名小辈,宦官门客,微如草芥”,“与其说赵王需要一个蔺相如出使,还不如说蔺相如需要一个出使的机会”,基于这种心态他用豪言壮语、甚至大言欺君的方式获得了改变了自己命运的这次机会。虽然蔺相如在赵王面前夸下了“完璧归赵”的海口,但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出使秦国的蔺相如完全可以根据形势需要调整自己的外交策略,只要能够阻止战争、维护国家尊严就算不辱使命了。可蔺相如做出了怎样的选择?先欺骗、威逼的手段让秦王交出和氏璧,再派人将其偷偷送回国。这样一来蔺相如固然做到了“完璧归赵”的承诺,但这样小家子气的行为非但不能维护赵国的尊严,反而会让赵国失信于天下,甚而让秦国找到对赵国发动战争的借口,“其后秦伐赵,拔石城。明年,复攻赵,杀二万人”,就是秦昭襄王的报复。

    其实蔺相如的选择绝非一种,明人王世贞在《蔺相如完璧归赵论》提出了一种解决方案:

      璧入而城弗予,相如则前请曰:“臣固知大王之弗予城也。夫璧非赵璧乎?而十五城秦宝也。今使大王以璧故而亡其十五城,十五城之子弟,皆厚怨大王以弃我如草芥也。大王弗予城而绐赵璧,以一璧故而失信于天下,臣请就死于国,以明大王之失信。”

    清人俞祖恩在《史记菁华录》中则提出了另一种解决方案:

      相如果为赵某,宜正谢秦曰:“和氏璧,玩好之资,匹夫之好也,君乃捐土地以易无用之具,当不其然。寡君勿敢从命。

    后两个方案无疑更符合赵国的国家利益。从后来的表现看,蔺相如的智谋和大局观足以让他想出这样的对策。但是他为什么最终选择了那个危险而短视的方案?

    答案在蔺相如的心态上。正如余党绪老师的分析,草根出身的蔺相如好不容易遇到了出使秦国这个机会,能把握住,他就能一飞冲天,成为赵国大臣;抓不住就只能灰溜溜回去当他的宦官门客。此时蔺相如的利益和赵国的国家利益并不一致。采用后一种稳妥堂皇的思路,固然符合赵国的国家利益,但是并不能体现作为使臣的蔺相如的个人价值,回国后的蔺相如也并不能得到他想要的回报。要想使这次出使利益最大化,蔺相如就必须铤而走险,巨大的风险意才味着巨大的利益。

    这时的蔺相如的心态就是一个赌徒,把本钱全部压上,要么一飞冲天,要么人头落地。只不过,一般赌徒压上赌台的是自己的身家姓名,而蔺相如压上的却是赵国的国运。赌赢了,受益的是蔺相如,赌输了,赔本的是赵王和赵国军民。这种心机其实是有些阴暗的,所以,古人王世贞和今人徐江才对蔺相如的行为给予了尖刻的批评态度。

    余党绪老师花了很多笔墨替蔺相如辩护,认为他的冒险并非毫无胜算的赌博,而是基于对天下大势和秦王心理的透彻把握。诚然,蔺相如在冒险之前一定做了充分的估量和计算,但是这并不能让他有必胜的把握。

    其一,正像蔺相如自己说的“秦自缪公以来二十馀君,未尝有坚明约束者也”,秦国在这方面可谓劣迹斑斑:远的有商鞅在酒宴上诱捕旧交魏公子卬,近的有楚怀王被秦国诱骗囚禁。善玩权谋、背信弃义是“虎狼之秦”的国家性格,蔺相如怎么敢肯定这一次秦王一定会按常理出牌?其次,秦国当时的权力结构很是微妙。秦昭襄王即位时年纪尚幼,其母宣太后、其舅穰侯魏冉在其即位的过程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宣太后的一族长期把持国政,直到昭襄王四十一年(前266年),他才真正夺回权力。而根据《史记》记载,完璧归赵的故事发生在公元前283年,秦昭襄王二十四年。“完璧归赵”故事发生时,昭襄王已经在位23年,但是又没有真正掌权,在这样微妙的权力结构中,任何一点细微的变化都可能导致朝政走向的变化,即使是秦国朝廷中人也未必能品得其中三味,更何况是蔺相如这样的外国小臣?

    按照如此分析,“完璧归赵”里的蔺相如绝不是我们一般认为的那样形象高大,反而有些阴暗之处。这并不完美,但很真实。战国时代的国家和我们今天理解的“民族国家”完全不是一回事,作为“想象共同体”的民族国家是近代欧洲的产物,那时的秦、赵、齐、楚,与其说是国家,还不如理解成今天的“集团公司”更符合历史情境。位置决定思想,“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我们很难要求一个公司中的看不到前途的下级职员能时时处处为公司利益着想,甚至为了公司利益损害个人前途。相反,当一个机会出现在眼前时,尽一切努力抓住机会,哪怕这种努力有时候不太光明正大,这或许才是多数人的选择。明白了这一层,我们或许就不会苛责蔺相如。毕竟他不是一位道德完善的谦谦君子,而是纵横战国的一代能臣。

        蔺相如的赌博成功了,他被赵王拜为上大夫,一下子从身份低贱的宦官门客变成了赵国的中高级官员,他不必再是必须秦王赌命来博取富贵的“无产者”,他的人生翻开了新的一页,他的行事风格也随之发生变化。

    二、渑池会:把握分寸的朝臣

    “完璧归赵”后不久,秦国连续发动对赵的战争,并且挟胜利的威势要求赵惠文王到渑池参加会盟。这对于赵国君臣而言是一场巨大的危机。在应对这场危机中,蔺相如的贡献有二:第一,和廉颇等大臣一起确定了“积极准备、强硬面对”的对策。

    赵王畏秦,欲毋行。廉颇、蔺相如计曰:“王不行,示赵弱且怯也。”赵王遂行。

    这里的“廉颇、蔺相如”并非实指,而是赵国当时的大臣群体的代称,当时赵国的名臣还有相国平原君赵胜、马服君赵奢等人。只是因为这件事放在了“廉蔺”传中,所以司马迁才特别点明了二人的名字。“积极准备、强硬面对”的对策应该是赵国领导层集体讨论的结果。蔺相如参与了谋划的过程,但应该不是起决定作用的核心成员。

    第二,在渑池会盟中有理有力的挫败了秦王侮辱赵王的企图。

    这一点是史记中着力刻画的,正是他机智勇敢维护了赵王的尊严,保全了赵国的体面。蔺相如的表现也非常精彩。

    但我们必须指出,在“渑池会”中蔺相如在台前的精彩表演并没有起到决定性作用,真正决定渑池会结果的其实是赵胜、廉颇等人的未雨绸缪。秦国当时的战略重心并没在赵国,而是南方的楚国,秦国的武力威胁和渑池会盟都是为了稳住赵国,避免战略上的两面受敌。

    因为有这个前提的存在,廉颇等人才判断赵王参会应该是安全的。为了避免当初楚怀王被劫持的命运,赵国君臣还做好了准备,一是“赵亦盛设兵以待秦”,二是“请立太子,以绝秦望”。正是有了这样的前提,赵国君臣才能在渑池会上表现出较为强硬的一面。

    明白了上面的背景,我们或许就看明白了蔺相如在渑池会前后的表现:他出色地完成了作为外交官的本职工作——“折冲樽俎”,但是在定策过程中只是参与谋划,未能发挥多大作用。比如“请立太子,以绝秦望”就是廉颇而非蔺相如提出的。有趣的是,渑池会这一段的主角是蔺相如,可是偏偏在这一段中插入廉颇的这桩功劳。这就是所谓的“不写之写”,建议预立太子固然强调出了廉颇的见识和胸襟大,可是不写这个建议是蔺相如提出的并非他没有这样的见识吗,多半还是身份、地位使然。

        在集权时代,倡议立储从来都是人臣大忌,因为很可能会给现任国君留下恶劣的印象,因此廉颇“请立太子”固然是从赵国国家利益出发,但是对他本人而言却是风险极高的行为。这一倡议最终得以实施,固然因为赵惠文王是一个英明的君王,也和廉颇的身份、地位颇有关系。一来,廉颇性格耿直、心直口快,这一点从后文的“廉颇宣恶言”就能看出。二来,廉颇是赵国的名将,而且是没有什么背景、从刀枪丛中拼杀的名将,他的忠诚早就用鲜血和战功证明过了。对这样胸无城府一心为国的臣子,国君总是能宽容一二的。

    但是蔺相如的身份和地位就不允许他提除这样做。作为一个新进之臣,他还没有足够的根基和名望去提出这样敏感的建议。建议通过了,未免有“投机”之嫌,会给国君和朝野上下留下恶劣印象;提议不通过,当下就有性命之忧。

    蔺相如无疑是清醒的,他的分寸感极好,他知道定策幕中、运筹帷幄还不是他的舞台,他的名望和地位都还不够,能够参与谋划就已经足够了。他的舞台在外交场合,那是他的本职工作,也是他尽情施展自己才华的地方。所以他在国内保持了适当的沉默,而在渑池会中却将自己的机智、勇气、辩才展现的淋漓尽致。

       适宜的人生策略很快得到回报,渑池会上他维护了赵王和赵国的尊严,他的也被提升为“上卿”,成为了真正的国之重臣。身份和地位发生变化,蔺相如的处世之道也再一次悄然改变。

    三、将相和:公忠体国的重臣

    “上卿”是爵位而非官名,类似于现在的“省部级、厅局级”等行政级别,有的材料上说蔺相如是赵国相国,这种说法不确切,当时的相国应该还是平原君赵胜。但是蔺相如无疑已经步入了赵国的领导层。官场上春风得意的蔺相如遭遇了廉颇的挑战。廉颇的不服气应该是蔺相如意料之中的,毕竟他的成功比起廉颇的野战争城而言,的确有些机缘巧合的因素在其中。但是廉颇一口一个“素贱人”却打到了蔺相如的痛处。

    蔺相如听到这些话时的反应《史记》没有记载,但是我们完全可以推想而知。根据研究,渑池之会时,蔺相如大约45岁,他的出身不高,前半生比较潦倒,四十多岁了还只能做宦官缪贤门客。他一定努力挣扎过,但是这些努力都失败了,在一次次失败中也肯定也遭受了许多讥讽和白眼,战国是著名的策士苏秦、张仪、范睢等人的传中记载了这样的经历。可以说低贱的出身是蔺相如最大的痛处,他忍受了那么多的折磨和痛苦就是为了要改变这一点。现在他成功了,位极人臣,但是廉颇偏偏还要把这块伤疤扯得鲜血直流。是可忍孰不可忍,蔺相如一定无比愤怒。一场由意气之争而引发的党争似乎又要在赵国出现了。

    这样的故事在战国历史上太多太多了,齐国邹忌和田忌相争导致田忌逃往楚国;燕惠王在乐毅即将攻灭齐国之时听信谗言临阵换将,导致功亏一篑;秦国名将白起死在相国范睢的谗言之下……但是蔺相如没有让这样的故事发生在赵国,他容忍了廉颇的挑衅,并用自己的人格魅力征服了廉颇,上演了“将相和”这场好戏。

    我们常常称赞蔺相如在这件事中体现的宽宏大量,但是我们要明确,蔺相如的大度并非出于天性,而是理性选择的结果。我们与其赞扬他宽广的胸襟,倒不如说赞扬他杰出的政治智慧。站在赵国权力顶峰的他深知,作为赵国上卿,他的命运已经和赵国紧密联系在一起,纵观战国七雄,再也不会有一位君主能像赵惠文王这样信任他,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如果和廉颇争斗下去,意气之争很快就会演化成文武党争,两虎相争,受伤的只能是赵国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况且,从“渑池会”廉颇首倡“立太子”一事中,蔺相如看出了廉颇的公忠体国,如果自己做出大公无私的姿态,多半会引起廉颇的共鸣。这才有了他一系列忍辱负重的表现。

    “完璧归赵”时的蔺相如不会采用这样的行事风格,因为那时的他迫切需要证明自己的机会,果断决绝是他唯一的选择;“渑池会”时的他也不会采用这样的策略,那时的他根基上不深固,即便他隐忍退让,别人也只会嘲笑他胆小无能;身为上卿的他可以这样做,他的身份地位让他有足够的资本“以退为进、以柔克刚”,站在权力巅峰才能拥有的开阔视野也足以让他看清楚这样行事背后的利弊得失。

    高明的政治策略让蔺相如赢得了廉颇的尊重,避免了内斗引起的无谓内耗,也真正让蔺相如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无比闪亮的名字。就连就它颇有微词的王世贞也不得不承认:“蔺相如之获全于璧也,天也。若其劲渑池,柔廉颇,则愈出而愈妙于用。”(《蔺相如完璧归赵论》)

    四、余论:司马迁为何偏爱蔺相如

    蔺相如是司马迁非常偏爱的一个人物,最明显的证据就是《史记》卷八十一是廉颇、蔺相如、赵奢赵括父子、李牧的合传,但是在最后的“太史公曰”中,却只就蔺相如一个人发表感慨:

    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方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势不过诛,然士或怯懦而不敢发。相如一奋其气,威信敌国,退而让颇,名重太山,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矣!

    以至于清人姚祖恩略带调侃的批评道:“四人合传,赞止相如,史公好奇之过也。”或许正是因为这种偏爱,让许多人感觉司马迁将蔺相如的形象塑造得过于完美,从而才激发了他们做翻案文章的兴趣。

    司马迁为什么这样偏爱蔺相如?姚祖恩和余党绪老师原因归结为“好奇”(尚奇),这种评价自杨雄“子长多爱,爱奇也”开始几成定评。但是我认为还有一点不可忽视,那就是太史公曰中的那句“处死者难”。

    “处死”即面对死亡,李陵之祸后,如何面对生与是司马迁一生中最困难的抉择。活着意味着屈辱,同时让事业继续;死亡代表高贵,但太史家族的血脉也就此终结。他最后选择了坚强的活下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面对死亡”这个问题思考的结束。但这并不是最终的答案,生存的屈辱仍然在折磨着他,《报任安书》的最后一段生动地记录了他的心理活动:

    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

    因此如何面对死亡成了他始终关注的命题之一。在《史记》写作的过程中,他一次次面对历史人物面对死亡的情境,他也一次次去拟想那些人物面对死亡时的心理活动,于是死亡和面对死亡往往成为《史记》中最动人的片断:屈子披发行吟,抱石沉江;荆轲悲歌易水,一不返;项羽慷慨悲歌,拔剑向颈;李广不愿见辱刀笔吏,横刀自刎。同时另一些人在面对死亡时选择了隐忍地活着,司马迁同样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评价伍子胥“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对年轻时差一点死在厕所里的范睢他评价道:“然士亦有偶合,贤者多如此二子,不得尽意,岂可胜道哉!然二子不困厄,恶能激乎?”然而前者的“处死必死”和后者“处死苟活”还不是司马迁理想的“处死”之道,蔺相如的选择或许才是司马迁最向往的。

    年过四十的蔺相如在秦王面前手持和氏璧时,也面临生死抉择:要么让秦王夺去和氏璧,使秦国担负失信于天下的罪责,这样可以保全自己的肉体,但这也意味着他政治生命的终结;要么触怒秦王,以自己肉体生命为赌注博取政治生命的新生。蔺相如选择了后者,他抱着必死之心,孤注一掷。必死之心激发出他巨大的潜能,勇气、机变加上幸运(他面对的是成熟睿智的秦昭襄王而非独断残暴的汉武帝),这一切使他的赌博大获成功,不但保全了生命,也获得了光辉灿烂的前程。面对这样的历史故事,对比自身的悲惨遭遇,司马迁多半会生出一种“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感慨。因此他才对蔺相如抱有特别的倾慕和喜爱,也才会在“太史公曰”中单独就“处死”一点生发出这样一段发自肺腑的议论。

    最后还要指出的是,虽然司马迁对蔺相如有些偏爱,这种感情也渗透在对蔺相如故事的叙事中,但是他并没有因为这种情感倾向而刻意粉饰甚至歪曲历史。他没有掩饰蔺相如出身贫贱,反而刻意强调;“完璧归赵”一节中他并未刻意掩饰蔺相如的失信行为,反而明明白白记下了“相如度秦王虽斋,决负约不偿城,乃使其从者衣褐,怀其璧,从径道亡,归璧于赵”;

    他更没有为了给蔺相如增光添彩而将“立太子以绝秦望”这样掷地有声的话从廉颇那里夺去。司马迁真正做到了班固对他的评价:“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即便是面对蔺相如这样自己偏爱的人物。

    参考文献

    [1]蔺长旺,蔺如伟,《寻访蔺相如》[M].山西: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

    [2]姚祖恩.《史记》菁华录[M].广东:汕头大学出版社,2008

    [3]徐江.教学生认识蔺相如是冒险主义者:《廉颇蔺相如》列传解读[J].语文建设,2013(8)

    [4]王世贞.蔺相如完璧归赵论[M]//弇州山人四部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5]罗维.司马迁死亡情结与悲剧意识[J].《船山学刊》, 2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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