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皇天后土，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任何一片土地都有管辖者，任何一个人都有其统率者，这是一个中国人的归属感，也是一个中国人与生俱来的跪拜思想。
我们任何人都不愿意孤立，而不孤立的唯一办法是让我们从属于某个团体，被某个人奴役。这是人类的活法，但是人生而平等，不存在高低贵贱之分。我们可以被统领，但绝不接受被奴役，但封建王朝、等级制度，无一不是被奴役的象征。
我们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也有着世界上最浩瀚的历史记载，每一个朝代更迭，就会有史官把前朝历史修写，装订成册，而在当朝，也有很多在朝的史官，会记下皇帝的一举一动，以备后人修史。
在我们中国，书写历史的人一般不称为记史官，而称为修史官，一字之差，可谓差之千里。“修”，可以是当朝者为美化自己，而对真正发生的事件进行改写、修葺，使之更符合一个完美偶像的人设。
人的自恋是天生的，但中国的皇帝没有制约，可以任性的作为，也可以无限的美化自身，这就导致记史变成了修史。可以说，我们读到的历史基本上都是掺杂了水分的。人无完人，特别是那些德行有亏的人，为了打造完美人设，是经常会采用撰改手法为自己粉饰太平的。正史不可全信，倒是那些野史可以权当参考资料，以对照较正正史中的纰漏。
作为记述历史的人，在当朝当代能不受权力者影响，只以事论事，不带感情地记述历史已是难得，而如果能以一个更广大的视角、更全新情感记述历史，是不是很冒险？
当然，司马迁为了修史而接受了腐刑，以残缺之躯在牢狱修史，而生于近代的柏杨也以政治犯身份在牢狱修史，冒着文字不能带出牢狱的危险在书写。他托一帮狱中难友人手一份抄录，以期有人出狱时，能将手稿带出出版。
这种艰苦卓绝的浪漫和难友间的坚贞都让人动容，但更重要的是，柏杨以一个“人”的态度为“中国”写史，而并非为一个地名、一个国家、一个朝代、一个代码修史，这种架构在一个更宽广的时空架构之上，以人文的情怀为“人”修史的还实属罕见。
一、以“中国人”为写史主体，并非以皇帝家谱为中国史，呈现的是真正的中国
中国记录历史的书籍，除了先秦的，正史就有二十四部，更别说多如牛毛的野史了，但这些所谓的“史记”，并非整个中国人的历史，而是少部分权力机构的历史，那些大部分托举起这“史记”的人，都如枯叶腐败，毫无痕迹。
而其实真正的历史，正是这些普通的劳苦民众创造的，那些可以随手改写历史的人，正是被这些广大民众用自己的血肉托举出来的。真正的中国史，应该是所有人民发展的历史，而并不只是皇家和进入了皇家权力中心的少数人的历史。
皇皇巨作《二十四史》虽然浩如烟海，但只包含了少量权力机构的人物，大多数人是不够写入历史的，中国的士大夫都是以“名垂青史”为最高荣誉的。因此，在一开始，中国的所谓历史，就是存在鄙视链的。历代统治阶级掌握话语权，焚书坑佛、文字狱、科考垄断都是在消除广大民众的声音，抹去他们曾经存在的价值。
其实在人民心目中，只有为人民服务、真正为人民做出了贡献的人，人们才永远不会忘记他。但中国历史以其权力手段，使许多劣迹斑斑的当权者都以撰改、美化的形象事无巨细的记录在册，而许多在民间做出过杰出贡献的人却都查无此人，杳无痕迹了。
这是历史的悲哀，也是人类的悲哀。中国遵循“成王败寇”的原则，很多优秀的人败了，历史就会把他涂黑，而龌龊的人赢了，历史便会把他擦亮，至于许许多多的民间艺人，则更如微不足道的粉末，历史更不值得记述得这些人了。
中国的许多技艺成为秘技、以致许许多多的失传，也是得益于这种传统的毒害。但柏杨先生，虽生为一介平民，却定要把这一切翻过来，并没有因为林林总总的史记，一叶障目，认为所谓的“史记”，就是中国人所有的历史。
柏杨身为政治犯在台湾绿岛监狱，9年又26天，吃不饱又睡不暖，在取水口便是便溺口的狭小空间里，拥有如此全新的视角和广大的架构实在是令人佩服的。
二、以世界公用的公元纪年，而不是使用皇帝年号记年，时间顺序清楚可见
在中国古代封建时代，都是以王朝号和国号纪年，这不仅突显了一种皇朝就是一切的思想，更是使我们混淆了时间上的视听。
糟糕的是，中国年号除了表示时间纪年的主要功能之外，还表示祈福、歌颂和改朝换代。一个新政权兴起，或一个新帝王登基，或发生一件自以为很大的喜庆以及什么理由却没有的兴之所至，皇帝们总会弄出一个什么新的年号来，而且在不同朝代的不同时期，不同的皇帝似乎对相同的年代有所偏好。
比如唐王朝第三任皇帝李治，在位三十六年，改了十次年号，武曌在位十六年，却改了十四次年号。更有些时候，甚至一年三改，如528年，北魏王朝第一次改元的诏书刚出大门，就第二次改元。第二次改元的诏书刚出门，接着第三次改元。
相同年号代表不同时期的也是比比皆是，如建平元年，即可能是公元前6年，也可能是公元后330年，也可能是公元386年、398年、400年、415年、454年、508年。更要命的是内乱时，列国林立，年号如雨后春笋，同一年里，不同的小国兴的却是不同的年号，让我们这些看历史的人不禁一阵阵头皮发麻，不知道经年是哪年。
如此纷繁复杂而又诡异的年号，代表的不仅是时间还有皇权，在当时稍有闪失可能就会引来杀身之祸，所以在封建时期对年号无比尊从，但对搞学问的人来说，不如说是一种酷刑。但是这些全凭皇帝老儿一时高兴，哪管你知不知道哪年是哪年。
柏杨是第一个以公元纪年来代替中国年号的学者，他摒弃了皇权崇拜，一切以世界为准轴，而不是以中国皇帝老儿为中心。由他开创的中国历史新纪元方式，让我们能准确的知道哪年是哪年，哪年在前哪年在后。因此，也能在中国使用皇帝年号之前，不用总是说很久很久以前，而是能知道具体的事件发生在哪一年，比如，在此书中，盘古开天辟地的时间就是具体的公元前2760480那年，让我们对一切事件有一个清晰的认知。
三、以“人”为写史主体，而非以事为写史主体，脉络分明，可追溯感强
这本称为《中国人史纲》的书，最重要的一个特点不是以事为主体，人只是事件的带出者，而是以人为叙事脉胳，从世界上的第一个人盘古出现开始，依次是天皇（一万八千岁）、地皇（一万八千岁）、（一万五千六百岁），再则就是有巢氏、燧人氏、伏義氏、女娲氏、神农氏……因此，从有史可追述起，柏杨把中国人的活动历史分为神话时代（盘古开天、三皇五帝）、传说时代（黄帝到大禹）、半信史时代（夏、商、周朝）、信史时代（春秋至今）。
这可以说是完完全全以人为主体，一步一步慢慢捊到至今的中国人的史纲，它去除了中原与主土的偏见，把所有参与中国历史和生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人都称为中国人，而不分蛮荒和鞑子，真正实现了人的平等。那些或多或少出现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的人，不过是因为角色偏差，在舞台上戏分多少之别而、时间有长短之分，而作为人的尊严，每一个人都不会少。
而过去的历史记述，多是以事件为主体，我们所记得的只是那些杂乱不堪的大的历史事件以及这些历史事件中所出现的人，至于发生的时间，还是在了解的多了之后，大体分得出一个先后，至于脉络，却是有诸多断层的，但柏杨以人为讲述的主体，这条脉络就相当清楚了。
四、用中西对比的手法，理清中国人与世界相对的发展脉络
《中国人史纲》，一是体现了中国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存在，在世界上不只是一个代号，二是体现了中国人有别于世界上的其他文明养育的人。因此，作者在介绍各个时代中国人的发展史外，还在对应的时代列出了相应的其它文明在哪个阶段，发生了哪些改变了人类进程的事件。
如在信史时代的公元前九世纪，头十年，周王朝八任王姬辟方在位，希腊诗人荷马诞生；五十年代，周王朝十任王姬胡在位，共和政治前九年，腓尼基人在北非洲建立迦太基帝国。
这种以讲中国史，而放眼全球人类文化进程的视角，如一个在高处一侧众览全球的智慧之眼，在观察中国人的发展进程之时，洞悉世界的一点一滴的动态变化，让我们在观赏自己的同时，审视自己的不足之处。
以史为鉴，可照未来，以人为镜，可观自身。柏杨作为平民，身处牢狱，自己的心仍放诸四海，观其宇宙，他始终不为君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的人文情怀是值得称颂的。他从来不因身在此山，就不识庐山真面目，他总是能跳出自己的狭小眼界，把自己的身放之于其中，而心却能跳出于其中，观其真容、察其全貌。
柏杨生而为人，从不忘自己作为平凡的一人身在其中，但他也从不因历史的权威抹杀了人权，就忘了自己所作一个人的存在。在感念与身处同在的时候，“中国人”的史纲也就应运而生，突破了前人记述历史的条条框框的束缚，不仅使自己能获得更多心的自由，也赋予了我们更广阔的视野和更轻松的学习了解历史方式。
《中国人史纲》是柏杨人生的拐点，也是中国人书写历史的的拐点，更是我们重新了解中国历史、理解中国历史的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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