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本人来到长沙博物馆，聆听了长沙时务学堂研究会在该馆举办的有关百年前长沙对外开放的两场学术讲座，一是湖南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蒋海松主讲的《“铁门孤城”与“敢为人先”——湖南封闭与开放的奇特悖反》，二是长沙文史专家杨锡贵主讲的《“铁门之城”羞答答地开——长沙早期对外开放的艰难历程》，对百年前的长沙以至湖南有了一定了解，明白了只有开放才有出路的道理。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列强悍然撕开了湘江流域的裂口，1904年 7月 1日 (光绪三十年五月十八日 )，长沙正式开辟为通商口岸。近代湖南呈现出一种“最开放与最保守同时存在”的奇特悖反现象。长沙是如何从封闭的“孤城”，转而成为一座对外开放最积极的城市的呢？其对外开放过程中给我们留下了哪些历史记忆？在湖南大学柳肃教授的策划下，长沙博物馆湘城讲坛与长沙时务学堂研究会合作，联合举办“潮涌孤城——百年前的长沙对外开放”学术论坛，并同时举办历史图片展。这次是学术论坛的第二次学术讲座。

讲座中，主讲人蒋海松以大量的文史资料为依据进行讲述。据他介绍，以开放而论，魏源著《海国图志》首次开眼看世界，曾国藩、左宗棠等最早办洋务，第一批外交家郭嵩焘、曾纪泽等最早出洋，时务学堂成为革新思想的策划地，湖南被誉为维新变法“最富朝气的一省”，成为辛亥革命与红色革命的中坚力量等等；而以保守论，周汉等长沙仇夷反教事件闻名天下，致使外国传教士无法涉足长沙城，长沙被外国人戏称为“铁门之城”；郭嵩焘等在家乡饱受攻击，时务学堂昙花一现后夭折，杨度在其《湖南少年歌》感叹“湖南排外性最强”等等；而这两种完全悖反的现象竟然同存于湖南一地，如变法最激进的谭嗣同、唐才常与最守旧的王先谦、叶德辉等皆同为湖湘人。蔡元培曾点评:“湖南人……守旧固然守得很凶，趋新也趋得很急。”

蒋海松从时代情势、政学传统、历史基因、地理条件、国民心理等方面举了许多例证，对上述悖反现象做出了较为系统合理的解释，并引导听众反思这种悖反对今日湖南发展的影响，呼唤湖湘文化的自我革新。

杨锡贵的讲座，引用了各种相关的历史文献资料，围绕四个方面的问题展开。

长沙作为网红城市曾是外国人眼中的“铁门之城”，他从辨证“铁门之城”的具体指向入手，通过对不同语境下褒贬意义的变化说明“铁门之城”的内在含义，认为“铁门之城”不仅指长沙，也指湖南全省。

“铁门之城”是如何被洋人打开的？杨锡贵把目标锁定带着宗教使命感并依仗不平等条约作护身符的外国传教士，他认为这些传教士是撞破铁门之城的先锋。

长沙走向对外开放经过了一个艰难的历程。杨锡贵将长沙早期对外开放置于近代中国两次对外开放的背景下，揭示长沙早期开放在不同时期的不同态度与作为，长沙早期开放中的若干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足以说明长沙早期开放有多艰难。

长沙在对外开放中走向进步与文明。杨锡贵着重分析了近代对外开放带给长沙的积极意义，同时指出面对强势的西方近代先进文明大潮的巨大冲击，不得不经历转型时期的种种阵痛，消极自保沒有出路，自主开放才有前途。

讲座结束后，蒋海松、杨锡贵两位主讲老师与现场观众进行了互动交流，回答了大家的提问。之后，该项活动策划人柳肃教授对活动进行了总结。

今年元旦，该研究会主办的“潮涌‘孤城’”——百年前的长沙对外开放历史图片展在长沙博物馆开展，同时还举办了第一轮学术讲座，特邀中南大学孟泽教授主讲《晚年郭嵩焘与长沙的涉外事件》和该研究会常务理事于鹏远老师主讲《繁弦杂奏：开埠前后老照片里的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