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兽首玛瑙杯 唐代玉器，高6.5厘米，长15.6厘米，口径5.9厘米1970年10月在陕西省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出土，现收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
贞观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年号（627-649年），出自《易·系辞下》：“天地之道，贞观者也。”意即以正道示人。这一时期的唐朝刚刚收拾隋末农民战争的残局，一切事情百废待兴，万象更新。就在这样一个经济恢复的重要阶段，由于唐太宗李世民的个人统治能力和贞观能臣的努力，居然创造了一个封建王朝的治世局面。
所谓“治世”肯定不能与“盛世”拼GDP(经济发展水平），贞观的经济发展水平无法与后世的开元、天宝年间媲美，也无法与前朝隋朝相比。贞观十五年（641），河北地区依然是“田畴虽荒，渐加垦辞”，农业生产还处在恢复阶段。直到高宗永徽三年（652），全国人口也才增加到380万户，比起隋的900多万户，还差很远。社会分工方面，除了官营的手工业有相当大的发展以外，私营的手工业发展还相对薄弱。从经济发展的总量来说，要恢复到隋朝的发展水平并进一步繁荣，仍还需要有相当一段很长的路需要继续。直到开元、天宝（713——756）唐朝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才超过汉、隋等前朝，达到中国封建社会前所未有的水平。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经济欠发达的时期，其幸福感却爆棚惊人，即便是其后的唐朝的开元、天宝年间，也就是盛唐时期，人们对贞观之治还是无限的向往，认为“太宗时政化良足可观，振古而来，未之有也”，何以为此?唐太宗李世民治理下的大唐到底是何气象？治世和盛世到底有何区别？为何开元盛世的唐人会向往贞观年间？
通常意义上的“盛世”一般是指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各方面的全面繁荣，可以说是一个色彩斑斓的时期，它呈现出帝国统治的极致。而显然，贞观年间并不具备这样的特点，这一时期最大的特点就是经济刚刚恢复，政治很清明、民风淳朴、社会安定，是一个和谐的社会，这里表现出的是“治世”的局面，所以贞观是“治世”而非“盛世”。贞观年间，皇帝本人，励精图治，勤政爱民、虚心纳谏，君臣关系融洽，彼此信任共同开创了中国古代少有的政治清明，吏治高廉、社会和谐的统治局面，营造出君臣积极向上，百姓安居乐业的治世。当时的社会情景在《贞观政要》里有如下描述“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长空,牛马布野,外户不闭”，可见社会治安比较好，监狱里的牢房都是空空的，出门不必关门，“又频致丰稔，斗米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社会生产正在恢复，年年丰收，即使是普通人从洛阳到岭南去都不需要自带干粮，可以在路上得到供应。难怪开元之人，吴兢称道“此皆古昔未有也”。
贞观年间，由于经济的发展是在战争废墟上的重建，世族势力也在战争中受到冲击，整个社会的经济和社会秩序是一个重新塑造的过程中，由于豪强地主等受到打击，社会分化并不严重，普通百姓的生活和劳动在政府的干预下得以保障，安居乐业。但是到了开元盛世的时候，随之经济的繁荣，不仅仅是农业，而且手工业，商业都发展了起来，呈现出一片繁荣的局面，于是社会分化也就展开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就是真实的写照，社会也不在安定和和谐了，新的社会阶层、新的地主、新的官僚力量越来越大，政治的斗争也开始激烈起来了。所以人们自然地怀念起唐初的贞观年间。可以幸福的获得感虽然以经济的发展为基础，在食不果腹的情况下不可能谈幸福，但是幸福指数考量的标准也有很多，单纯的经济富足并不能满足人们对幸福期望值，还涉及社会是否公平正义、政府能否高效廉洁、贫富差距不大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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