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密在《国富论》第十章第二部分“由于欧洲的政策造成的不平等”里，提到了三种方式：第一，限制某种行业中的竞争，使从业的人数比不加限制时将要进入这种行的的人数少；第二，在其他行业中，使从业的人数增加到超过自然而然地会进入这种行业的人数；第三，阻止劳动和资本从一个行业到另一个行业，从一个地点到另一个地点的自由流动。
其中第一点，斯密举的例子使同业公会，“一个有公会组织的行业的独享特权，必然在其所在城市中限制竞争，只有享受本行业自由的人才能从事”。
要获得这种自由的提要条件是，跟一个有资格的师傅当过学徒。而且同业公会还会规定，一个师傅在同一个时间所能带的学生的人数（比较直接的限制方法），学徒必须学习的年限（比较间接的限制方法）。
这跟现在国内大学或者世界上绝大多数大学所实行的导师制基本是一样的。我们要成为硕士、博士，需要大学这个公会，公会里有导师带我们搞学术、做研究，大学会限制导师带的学生的人数，一般不会太多，博士一届一般最多是两个。学徒必须学习的年限就更像了，硕士是两年或三年，博士普博三四年、直博五年。
不知道当时的学徒劳动的所得是不是都要交给师傅，反正在中国应该是这样的。《一句顶一万句》里的主人公跟着师傅学杀猪，钱都是归师傅所有，主人公只能拿到一些猪的下脚料。师弟也提到，他父亲学习手艺时，劳动所得都是归师傅所有。相声这门手艺活，就更是如此了。那博士生们呢？国内老派的导师，特别是人文社科这边的，基本都是要一作的，学生的论文虽然可能是自己写的，但是只能挂二作。理工科会好一点，自己挂一作，导师挂通讯。这个传统可能是来自于历史悠久的学徒制吧。
作为身处学徒制的学徒，既是这个体制的受益者，又是这个体制的受害者。受益是自然的，同业公会限制了竞争，使得学徒在出师以后可以面临较少的竞争，得到较高的工资。受害主要是因为牺牲了很多的时间，或者是跟了一位不太好的师傅。
再来讨论一下高校扩招这个事情，其实从学校的角度来说，可能对于他们而言是很不利的，这意味着他们的垄断地位会下降，学生毕业之后，会面临跟严重的竞争，读高学位所能得到的额外收益就会下降，性价比就会下降。但是呢，从社会来看，高校扩招实际上是打破了垄断，使得更多的人可以享受高等教育带来的福利，使得社会的人才竞争可以更加充分。
最后要说说学徒制的缺点，斯密提到：
每个人对他自己的劳动的所有权是所有财产权的原始基础，它是最神圣不可侵犯的。一个穷人的世袭财产，就是他的双手的力量和技巧；阻止他用他认为合适而又不上海他的邻居的方式运用他的力量和技巧，显然是对他的最神圣的财产的侵犯。这是对工人和对可能有意雇佣他的人的正当自由的侵犯。规定很长的学徒年限，不能保证不合格的制造品不会常常在市场出售；规定很长的学徒年限，也无助于培养青年人的勤劳习惯。长久的学徒年限完全是不必要的。
那博士的修业年限呢？现在这个趋势，不是在缩短这个修业年限，而是在不断地拉长，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延毕。其中主要的原因是论文没发出来。而在国外倒是只要论文通过就可以了。导师制，飘洋过海来到中国之后，貌似是更加严格，不仅规定了修业年限，而且还规定了毕业论文要求。这到底是好还是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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