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本节介绍了自己在涪陵学汉语的尴尬经历，涪陵这座小城不但街道上面噪音很大，而且还有各种不同的方言，都和普通话不一样，这让何伟着实非常难以接受，好不容易找到了汉语老师，但对方又不会说英语，快把何伟逼出毛病了。
何伟写作中文
一开始的时候，亚当和我还是听得到这喇叭声。头几个星期，我们常常对这些喇叭声以及其他噪音抱怨不已，就像我们曾经抱怨自己擤过鼻涕，看到纸巾一片墨黑时那样。但是，有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我们对这些噪音和污染都无能为力。这就意味着，这两样东西要么很要紧、很烦人，要么就无足轻重。为了保持精神正常，我们像当地人那样选取了第二种态度，很快，就学会了转而谈论其他话题。（牛，直接选择忽视这些无法改变的外在条件）
我是在11月初意识到这一点的。当时，有一个叫斯科特·克莱姆的大学同学来涪陵看我。他在纽约市的曼哈顿居住了五年，但涪陵城内的噪音还是令他惊愕不已。每一声喇叭，每一阵吼叫，每一句高音喇叭脱口而出的通告，他都听到了。他离开的时候，我们坐了一辆出租车，从学校驶往码头。当出租车在城里高速穿行时，克莱姆，出于其在华尔街工作的精明的数学头脑，记下了驾驶员摁响喇叭的总次数。在十五分钟的行车过程中，那位驾驶员一共摁响喇叭566次。每分钟37次。（这组数字，简直神了，华尔街同学就是厉害，把噪音数字化可视化了，哈哈哈）
如果没有克莱姆的计数，我可能不会注意到这一点，我也可能不会意识到，跟城里的每个人一样，我好久都没有再听到这些喇叭声了。实际上，在整个城市里，只有克莱姆一个人听到了这些喇叭声。这也能够说明，为什么他被这些喇叭声给镇住了。整整一个星期，全城所有的汽车喇叭声都倒进了他一个人的耳朵里。（何伟和同事直接学会了忽视噪音，有点习惯了呀，城市改变一个人也是润物细无声）
对我来说，情况有所不同。大约一个月之后，涪陵城内的种种不爽已经显得无足轻重，完全不能阻止我进城的脚步了。尽管城里到处都充满着噪音，污染十分严重，却仍令我着迷不已，我想要去探寻那里的每一个角落，了解那里隐藏着的每一个秘密。（好奇心极强，幸好重庆人民相对友好）但是，语言是个大问题。一开始，这让我对这座城感到沮丧、甚至恐惧。
普通话是出了名的难学——有些专家认为，学习汉语所需要的时间是学习西班牙语或者法语的四倍——对西方人来说，那些汉字和它们的音调尤其难以掌握，因为那种语言跟我们语言的内部结构完全不同。在四川，由于存在着省内方言，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在涪陵这样的地方，即便是来自外地的中国人，要听懂当地人讲话也有不小的困难。普通话和四川话的区别是很明显的：除了词汇以外，四川人对普通话里的卷舌音混淆不分，将sh音读成了s音，zh音读成了z音；四川人还把有些成对的辅音刚好读反，一般人都分不清楚n音和l音、h音和f音。于是，他们会将“湖南”（Hunan）这样的词语读成“福兰”（Fulan）。（哈哈哈哈，大弗兰人，经典搞笑词汇呀）四川话的音长比普通话要短，最重要的是，普通话里的两个声调在四川话里刚好被掉换了位置。如果从普通话开始学起的话，似乎是这种语言整体被拉平了，然后再上下换了个方位。
此外，四川是一个发展不足的大省，尤其在公路和铁路建设方面比较落后，导致了巨大的地区差异。成都话和重庆话迥然相异，重庆话和乐山话又差别巨大，等等。丰都县城位于涪陵下游不到三十英里的地方，可这两个地方的人有时候也会听不懂对方所说的一些话。在涪陵的餐馆，如果你想要一份普通话叫做“馄饨”——英语把它翻译成wonton——的东西的话，你一定要说成“抄手”。可如果走到了三十英里开外的丰都县，你又得把它说成是“包面”。或者更准确地说，是“baomin”，因为丰都人会把ian音里边的a音吞掉不读。（还别说，我自己也也遇到过这些困惑，一个馄饨叫这么多名字，但其实各地的做法也有一些差别，不完全是一模一样的，叫不同名字也有一丢丢道理）
按照计划，廖老师教我的第一次辅导课要进行两个小时，可我只坚持了不到六十分钟。回到家，我的头感到一阵阵的眩晕——曾经有人在一个小时之内密集地犯下如此多的错误吗？每一样都弄错了——声调、语法、词汇、声母全错了！她会首先向我提一个问题，接着我尝试着组织话语来回应。但常常是我还没有来得及说话，她自己就已经把问题回答了。当然，她讲的普通话十分清晰明了，而且在那一个小时之内，我们一个英语单词都没有用过。毕竟，那正是我所需要的——一个真真正正的中文辅导老师。但是，我不敢想象，每个星期拿七个小时来做这样的事情，我是否还能保持头脑清醒。看着桌子上那一堆枯燥乏味的汉字卡片，我在心里这样想：没希望了。（美国大学生学汉语也这么难呀，看来郭杰瑞那种简直是学霸，哈哈）
整整一个月，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着。我太专注于自己的想法，甚至都没想过，对方会怎么看。不过，后来我也知道，对于我那两位老师来说，这更让人恼火。他们当然不会因为向一个外国人讲授几个神圣的声调而受到砍头的威胁——至少，那条法律从清朝以来就被废除了。但是，他们所做的也绝不是什么令人眼红的差事。首先，我们支付的报酬偏低了。这并非故意，亚当和我之前了解的关于辅导老师薪酬标准的信息有误。当然，孔老师和廖老师都是非常讲究礼数的人，不可能跟我们两个直接挑明。这也就意味着，他们给我们辅导中文的第一年时间里，只有三分之二的劳动量得到了酬劳。不过，更糟糕的是，他们每星期劳动七个小时，干着非常枯燥乏味、令人沮丧的活计，却连报酬都没有拿足。（哎，教育制度的问题呀，老师这个行业势必被用来服务民生）课本里的内容相当简单——坐火车、上餐馆——但我那笨拙的舌头一遇到什么东西都可能出错，而他们也根本不知道怎样才能把我引到正确的方向上来。你怎样才能教人学说汉语？你怎样才能把有关古诗文的知识用来帮助外国人掌握诸如“第三声”这样非常简单的东西？
我们都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这样的失败似乎也成了我们之间友谊的一种界限。“美中友好志愿者”的其他志愿者都有会说英语的辅导老师，至少在课程学习完之后，他们还可以在一起聊聊天。他们会听到辅导老师讲起自己的家庭，他们会在一起吃饭，他们会把对方当成朋友来看待。我们的两个辅导老师似乎还没有成为完整真实的人——几个月后我才知道，廖老师已经结了婚，孔老师有一个儿子。语言固然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但同时并存的还有另外一方面的事实。一开始，他们对我们就有一定的排斥和疏远。因为之前从来没有结识过外国人，他们完全拿不准应该怎样来对待我们。（时代宣传问题吧，打倒美帝可能深深印在了这俩老师的脑海里）
中国的教学模式跟西方的教学方法也存在着相当巨大的差异，这使得我们的汉语辅导课愈加令人沮丧。在中国，老师应该受到绝对的尊重，师生关系往往是一种非常正式的关系。教师处于教的地位，永远都是对的；学生处于学的地位，永远都是错的。但是在美国，我们却没有这样的传统，我自己的学生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我会鼓励在课堂上建立一种非常随和的关系。如果某个学生做错了，我会把他做对了的事指出来，并把他所付出的努力表扬一番。对他们来说，这样的表扬毫无意义。那什么是有意义的呢？如果学生错了，他只需要被老师直截了当、毫无隐晦地纠正过来——这就是中国的方式。（中西方思维的差别也是在于此，威权政治下，上下分明，不允许挑战，这样才能维持系统正常运转，两个系统也各自出来不同的人才，一种创新，一种坚持）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