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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在全球化已高度发达的今天，果然是全球同此凉热。

在太平洋的彼岸，Facebook已经因为干预选举与政治陷入了危机。在2015年6月至2017年5月期间，大约有3000多个、价值10万美元的广告与将近500个相关的虚拟帐户利用社交媒体来欺骗公众和扭曲政治情绪。

民主政治的基石就在于选民可以用脚投票，但指挥脚的大脑究竟被谁操纵与影响，现如今也成为未知数。

Facebook的月活跃用户达到20亿，占全球人口的四分之一，而且它的打开率是95.5%，也就是这20亿人，基本每天都会打开一次Facebook。一个人的社交媒体，与这个人的生活，已经基本重合在一起。与微信的封闭生态不同，诸如Facebook、Twitter、微博这类的社交平台，可以让每一个人的声音被每一个人听到，只要你想、只要对方想。

这就将社交媒体构建成一个凝缩的舆论场，让各方的意见可以自由地交锋。而且由于网民这种身份在全体民众中本来就具有一定“先进性”，这种凝练的意见表达实际上是更加高密度的、对社会更具影响力的舆论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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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人一票，那么社交媒体就是使民主政治的效率得以优化的工具。但遗憾地是，从Facebook的案例中可以看出，资本往往一人不止一票，这就导致社交平台上的舆论势能攻守，表面上看上去人人平等，实际却风起云涌、暗流涌动。

这的确值得警醒：一方面，所有个人的舆论空间实际都被压制，因为在算法的操控下，资本的声音往往有更多机会展示在别人面前；另一方面，当资本的声音动员起仇恨、喜爱、憎恶、同情等普世适用的情绪时，很多人的意见会被影响与摇摆。

历史是容不得假设的，如果没有这些广告与虚假账户，特朗普是否还能够当选并控制两院，我们不得而知。但这种蝴蝶效应的假想应当让我们不寒而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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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平洋的此岸，事情似乎也没有变得更好。

我手中没有确切的数据与证据，只能讲出个人主观的观感。大约今年9月前后，《香蜜沉沉烬如霜》播映结束后，“邓伦”突然以极高的密度出现在我微博、知乎等社交平台的时间线上，围绕邓伦的一切轻易就上了热搜，知乎上一个问题“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邓伦的？”占据热点迟迟不散，我的微博基本以几条就见邓伦一次的频率在刷新着。

再后来是黄景瑜。前几天，随着蒋劲夫事件的升温，黄景瑜家暴的旧闻也被炒出，随后网络开始对这些人进行口诛笔伐。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微博风向突然转变，一屏一屏地全部都是夸赞黄景瑜帅气的，一个唱歌的视频我刷热门微博10分钟能刷到10来次，底下的评论清一色地为黄景瑜叫好。

马蓉被打也经历了这种舆论的翻转。现在能在微博上明显听到一种声音：作为女人的马蓉，为王宝强生儿育女，还遭遇暴打，人们不应该对其过于苛责。这一种诉诸于对弱者的同情的评论，一夜之间占据了平台高地。我不敢说这是否是人们自发的情绪更替，但从理性视角去看，凡此种种都具有异常性。

如果一张嘴面对的是资本哺育的千万张嘴，这本身就是以人人生而平等为基础的言论自由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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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此怪现状，只寄希望于让人们逐渐构建心理防线，形成“心理免疫”是不够的。但只苛责平台，要求监管对平台施重拳，似乎也不能全然解决问题。诚然，诸如微博等平台将付费推广堂而皇之地作为一种服务去销售，助长了这种歪风邪气，必须下大力气去整治，要求其以更高的透明度公开所有背后的交易。

但我们亦须看到，当今众多意见领袖与资本苟合的交易，并不在墓前，而深藏于幕后，这些是平台也无法掌控的。从这个视角看，资本操控意见领袖来影响民意，原本就根植于社交媒体的平台属性当中，是互联网时代的原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