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道德绑架，还是被“道德绑架”绑架

当公交车上响起一声“滴滴-老年卡”时，当一个老人步履蹒跚走到身边，轻轻咳嗽一声时，当身边的人敦促你为老人让座时，你脑海中是否会浮现出四个字——

道德绑架？

该让座还是不该让座？这是一个堪比“婆媳落水”的经典问题。一直以来，“该让座”被视为尊老爱幼的民族传统美德，如此作答就显得合情合理，顺天应人。那么“不该让座”呢？难道就应当饱受批判吗？

在这样的思考中，“道德绑架”一词横空出世了。它的出现让“不该让座”这个回答变得有据可依，它精巧的内涵令人恍然大悟，一如十九世纪马克思《资本论》的诞生启发欧洲的劳苦大众领悟了“剩余价值”的道理——原来“不让座”也是合情合理的。

所谓道德绑架，便是将一些“可为可不为”的事情冠以“道德”的帽子，迫使被绑架之人变“可为”为“必为”，否则就要受到舆论的谴责。

于是我们在听到老人那一声轻咳之后，理直气壮地起身骂道：“您这是在道德绑架！”

这话，真特么解气！

随着这样一种认识普遍被公众所接受，道德绑架也被广泛用于描述社会各种行为；当这些事情被扣上“道德绑架”的帽子，仿佛让人们体会到了一种去伪存真的快意。

“小伙子，让个座！”

“您这是在道德绑架。”

“小伙子，给这位白血病儿童捐点钱吧！”

“您这是在道德绑架。”

“家豪，把这个足球送给弟弟吧，他很喜欢！”

“您这是在道德绑架。”

“哥们儿，中午顺便给我带点饭吧！”

“你特么是在道德绑架！”

……

与其说道德绑架变“可为”为“必为”，那么“反道德绑架”就逐渐演变成了变“可为”为“必不为”。不知不觉中，我们中的一些人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

凡“诉求”必“绑架”；道德绑架概念扩大化，人们在反对道德绑架的“斗争”也势必扩大化，逐渐出现了矫枉过正的现象。

如上海地铁某男子拒绝给抱小孩的妇女让座，还做出挑衅行为，随后引起纠纷。随后，该男子称，当天工作很累，原本想让，但乘客的指责让他很气愤，于是他反而作挑衅状，坚决不让，与“道德绑架”斗起了气。某人打出“我这辈子都不会给乞丐钱的我跟你讲”这样的大标题，文章大意：残疾人可以同情，在这个乞丐真假难辨的时代我绝不同情。

甚至，随着道德绑架概念扩大化，一些原本真正属于自己义务的事，被曲解成了道德绑架。

一度热议的“艾滋病人手术遭拒”——应当明确，无论从法律条例还是人文角度，医生都没有理由因艾滋病而拒绝手术。当然，此事究竟是“医生推卸责任”还是“患者对治疗措施主观臆断”尚有争议。但无论如何，“道德绑架”都不应该作为医生见死不救的理由。十年前那场地震，火了一位“跑跑”老师，当时社会舆论几乎一致地抨击他丑恶的行径，可随着道德绑架一词的普及，逐渐有人站出来为范老师辩解，写了一些“翻案”的文章。但我们应当明确，作为老师，教书育人之责不言而喻，但同时他是学生们突发性灾难时的“自救组织者”，在灾难面前，范老师“首当其冲”，置学生于不顾——如果说这样的行径尚可辩解，那么他事后不但毫无歉意，反而还强词夺理地辩解，着实让人鄙视。

当然，我们反对道德绑架，但也反对把道德绑架的概念扩大化，被“道德绑架”这个概念绑架——备考考研的路上，记得某知名网课的英语老师讲解的一句时间状语，感慨颇深：“…, in the time of knowledge explosion when news, facts, opinions and even rumors have been bombarding us from every corner of the world.”

当今时代，各种信息自四面八方朝我们“轰炸”而来，吾辈当明辨是非，不可见谁“怼”谁。反对道德绑架是值得肯定的，但我们应当精确“靶向治疗”，而不是用“广谱抗菌药”乱治一气——杀灭了益生菌，遭受“菌群失调”之苦的，还是我们自己。

被道德绑架，还是被“道德绑架”绑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