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尔迪厄：大学背后

“以名牌大学的学生为例，在经济资本或文化资本方面，社会空间的客观划分就是在权力场域的两个极点之间建立起来的。”

布尔迪厄的《国家精英》或可译为《国家贵族》。“精英”头衔多为凭借个体自身杰出能力挣得的，而“贵族”所带有的是承袭式的、先赋性的优越。这本分析法国名牌大学的小书正指向这个群体所带有的阶级性优势，指向看似清高的学术场背后经济、文化、权力的盘根错节。

学者常自诩某种“卡理斯玛”式的权威，“把自己看作不受限制的、‘自由漂移的’、并且被赋予某种符号尊严的人物”，学术体系，以及学者所集聚的场域学校，同样具有某种自由而带理想主义特质的独立感。长期被赋予“客观”的符号，长期作为研究者将自己超脱于研究对象之外，使学者在这种自证式权威下，易于沉溺于自身所建构的虚幻的、“客观”的“真理”体系。而实际上，就人文社科而言，所谓“真理”远非客观。大学作为社会中的一个机构，无法避免一套主动性中介系统——如学科之间、专业之间等的等级制度——将社会中的客观等级制度引领进来。如就上世纪60年代的法国而言，学术体系内部对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抬高来源于上层阶级对其的认同；对于学科天赋的欣赏大于勤奋来源于上层阶级更易进行的潜移默化的文化资本熏陶；对于哲学、法语等学科相较于地理学、会计的更加推崇来源于上层阶级对前者更深厚的积淀。总之，学术体系评价标准的倾向性使上层阶级、掌握更丰厚文化资本的学人占尽优势：“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分布结构以及其转化形式的感知原则和评价原则，以无意识评判‘主体’的形式存在于评判者与被评判者之间。” 学术评价体系一定程度上由有钱、有权、有文化的上层阶级塑成，自然会相应地附和上层阶级。

大学能对文化资本分布的再生产起决定性作用，进而与经济资本一起进行社会空间结构的塑成，因此对于大学垄断位置的掌控至关重要。它关乎下一步权力、金钱、文化的分配。然而学校场域的垄断位置又始终掌握在社会空间结构优越的个体手中。也正是在这种渗透与反渗透的循环之中，上层阶级的位置得以延续，“贵族”恒为“贵族”。

学校当中实质上包含了两套评价体系。既有由教学方式衍生出的分数系统，又有社会之中的、特定阶级的文化模式。因此，学校中的个体既不可能摒弃自身固化的分数评价模式，又带有但凡沾染社会便无法摒弃的对于特定阶级文化模式的暧昧。学校的根本立场处于游移的矛盾性之中。此种场域的矛盾性也激活了场域内特定位置个体——那些有一定文化资本又没有足够资本的中间者——的矛盾：他们既反对学校场域外被神话的个体，又反对场域中霸权位置的占据者；既狂热于学术贬值之下、书本之外、文化模式性的“杰出”，又承认狭义的学习成绩。在这种矛盾中，他们以“中庸”求取平衡，一定程度上建构出一套“学院”式的评价体系：以学识为前提，摒弃过于激烈放纵的卡理斯玛式魅力，而选择经过一套场域训练的、有节制的野心、聪慧或热情，以此为标准塑成一批典型的“学术人”。

而现今学术场域之中，多是这种“学术人”，或者说是“学术匠”。小心翼翼、可丁可卯地在大学“勤奋”体系与社会“资源”体系间找寻平衡，适时对上层阶级隐隐艳羡地示好，又表现出一定的清高，在各种价值角度等方面的“计算”之下生产出自己的研究成果。而对于这些“学术匠”,更重要的是，大学本身是他们获得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及权力资本的晋身之所。

一定程度上说，布尔迪厄式的大学分析尤适用于阶级已然定型的社会结构。此结构中，文化已然能体现阶级特征，而对文化模式的掌握与使用也已然能体现出阶级位置。而在阶级系统尚未完全固化、各阶级尚未形成一套完整的生活模式与相应的文化资本的时候，大学背后的一些套路也更加简单易懂——文化资本排除在外，大学直接地向经济、权力资本靠拢。一方面，经济、权力资本持有者主动接近大学：家庭有钱、有权者容易进名牌大学；另一方面，大学示好于经济、权力资本：经济、金融等专业遍地开花，学生创新创业实习如火如荼。

优质大学为准上层阶级敞开大门，大学场域中的个体也为经济与权力资本奋力拼争。

回归文章开头，大学仍受制于外在的经济、文化资本，被较高社会地位者把控。无论其录取体系还是内部评价体系仍向较高社会地位者倾斜，讳言公平。但同时，大学的公平问题也绝不可能仅仅依靠大学制度的改革解决：如果基本权力、经济制度分配原则没有大的变动，无论大学制度如何改革，上位者的力量仍将渗入大学体制，调乱原本“公平”的天平——国家“贵族”将仍居于权力结构的上位承袭着“贵族”的特权。

那么大学公平问题将直接导向经济、权力资本的代际积累废止与国家“贵族”的完全破除，而这，又应从何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