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者或许建构了社会现实，或许进行了以推行自己观点为目的的斗争和妥协，但是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总是带着自己的观点和利益，带着他们自己的关注原则，而所有这些观点，利益和关注原则又是由他们在这个他们企图改变或者维护的世界中所处的位置决定的。
社会空间的结构是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这两个基本的分化原则的产物，因此，对文化资本分布的再生产起决定性作用，进而又对社会空间结构的再生产起决定作用的教学机构，就成了人们为了垄断霸权位置而进行的争夺的关键。
哲学和数学，被看做是需要才华和天赋的学科，而且这些学科还与拥有非常可观的由继承得来的文化资本相关联。地理学和自然科学则被认为是最需要努力和学习的学科。历史和语言，介于两者之间。
人们称之为自如的东西其实就是某些人的特权，他们以一种不自觉的耳濡目染的方式，在他们的家庭环境中获取了知识，因而他们对于自己的母文化有着渊博的知识，并且能够与之保持一种亲密的联系，这意味着他们能够无意识地获取这种文化。
中等阶级出身的学生应该满怀诚意寻找他们必不可少的源泉，以便通过用功来弥补自己由于文化资本的不足所造成的缺陷。出身于中等阶层的优胜者倾向于将自己所有的努力集中在学业活动中，而参加体育活动的时间却比其他人少。
通过对导师的崇拜，学校得到了任何规章制度都不可能确保的忠诚和自我牺牲。
他们把自己积累起来的知识重新传播出去，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要超越他们所从事的职业的真实性，并且从中显示出一种更高尚的本性的存在。
在分数相同或相近的情况下，社会出身越底下的学生，人们评价他们的方式就越严厉，越激烈，越不委婉。
教学机构善于认识和辨认在社会关系上配置最优秀的人，并且把他们当做具有学业天赋的人来认同。
数学和物理学优胜者一般来自社会地位更优越的家庭。
在社会鸿沟的形成和群体分离的过程中，经过仔细选拔之后录取的学生被建构成了一个被分离的群体；当人们将这一过程当作合法化的选择来理解和认同的时候，它本身就会孕育出一种象征资本；如此建构起来的群体限制越严，排他性越强，其象征资本的意义就越大。垄断一旦得到认同，就会转化为精英。
新生入学典礼只不过是在名牌大学完成的许多制度化的仪式中的最明显，最容易观察到的一种，也是人们灌输这些传统的时机之一。
同窗学友之间的一见如故比简单的共同利害具有更深层的意义，名牌大学之间的秘密联系所包含的各种效应正是由此而来；然而作为这一切的基础并且持续地维持这种效应的与其说是人们加入到了同一种文化之中，还不如说是加入到了无法明言的行为方式和言谈举止之中——那是学校行话最典型的表达方式，其中浓缩了具体化了的价值观。
各种习惯之间的协调，以及学习和生活戒律所确保的令人放心的严格，确保了社会的和谐。这种得天独厚的和谐经历或许会进入许多人对往事的怀念中，而对于那些已经为最优越的团体所接受的历届毕业生来说，这种怀念常常是与他们在学校或者在预备班里度过的岁月联系在一起的。
教学机构的首要行动就是要创造条件以便能够紧张地利用时间，并且将持久，快速，甚至急促的学习方式作为幸运地留下来和适应教育机构的要求的必要条件。
所有的人达成了共识，都认为应该避免颁发分数成为过于隆重的事情。
精英学校一直履行着神化的职能，它们在教育过程中完成的那些技术性活动其实与制度化仪式的各个时刻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学校选拔它所认定的最有天赋的人，就是说，对学校最有好感的人和最富有学校所认同的特性的人，与此同时，学校在实施分离活动的同时使这些人的习性得以神化，从而强化了这些习性。
出身于权力场域不同领域的青少年被引向了不同的教学机构，从而使得每一个教学机构都在最大程度上聚集了来自权力场域相同领域的个体，因而也就在最大程度上集中了彼此间具有大体相同的习性体系的学生。
在不同的教育机构，学生分数分布的结构与他们家庭的职业是相互对应的，分数分布的结构与这些职业在社会空间中的分布结构也完全相似。
采用两大原则来划分不同的教学机构：学生的学习成绩和学生的社会出身。
学业资本本身主要是通过继承所得的文化资本而与家庭的社会地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对最学业化再生产工具享有权力的人本能地倾向于使这些工具按照对他们有利的方式运作。
一位在社会关系上与自己如此接近的邻人，以至于人们可能会把他当作另外一个自我而喜欢他。
代表权力的学校，不论历史是否悠久，这些学校能够让实业资产者的子女绕过学业障碍，并且确保对他们进行某种形式的神化。在每一所学校，来自权力场域相应位置的那一部分学生，都得到了显著的增加，从而强化了不同学校的同质性和各自的自我封闭。
任何一个机构为了确保或改善自己的位置所能够施展的策略，都取决于学校所拥有的特殊资本的总量，而这种特殊资本与社会资本和学业资本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它向那些由于出身的原因注定要在社会上取得成功的学生提供一种掩盖自己学业失败的方法——这些要么是在中学毕业会考中遭受了挫折，要么是在某一所最著名的高等学府的会考中出师不利。
这一整套活动策略是由校友协会组织的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商定的一系列举措，其目的就是要提高巴黎高等商学院的文凭在商场上的价值。
尽管教师队伍也在加快发展，主要是下层教师人数的增加，但是学生人数的快速增长仍然导致了学校培养能力的下降，至少在质量上是如此，由此加重了潜在的社会混乱或者已经暴露的危机。
学业称号越来越成为社会地位再生产必不可少的条件，甚至在那些表面上仅仅与经济资本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社会领域中也是如此。
学校的成功主要取决于创办这所学校的成员的社会资本和学业资本，以及他们调动学生家长社会资本的能力。
高等教育文凭持有者人数的增加倾向于排斥无文凭者和自学者，再加上古老的晋升方式的衰退，人们对文凭的普遍认同，劳动市场至少在文凭方面的统一，以及持有文凭者之间竞争的日益加剧，诸多因素的并合产生了相应的后果，这就是教育市场的多样化和某些定义模糊的教学机构的出现。
总体来说，研究性作品主要是写那些最著名的学校，其中难有不带迎奉之词的。作者与他们所歌颂的学校之间的关系绝大多数都得到了证实，没有得到证实的几乎都是国外的研究者。
学生们在各自的学校里提出的那些问题，关心的首先是群体内部的差异，而往往忽略了这些差异本身所掩盖的极大的相似性。
---回复率或者说参与率，本身就是一种筛选，除非能强制所有随机样本真实参与，加上样本数据够大，才具有数据分析意义。
工人和CD类下级公务员的子女，尽管他们成功地考入了国家行政学院，却不可避免地从事于普通公务员的职业生涯；他们很少有机会进入精英群体或投身于外交生涯，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机会呈递减之势。相反，高级官员的子女，以及近年来的自由职业者的子女和工业家的子女，他们进入精英群体的可能性大大超过了前者。
任何一种权力都不可能满足于仅仅作为一种权力而存在，它必须为自己的存在和存在形式寻找理由，至少应该使人们看不出作为其基础的专制，进而使自己作为合法的存在得到认同。社会霸权群体通过社会公正论来制造他们自己特权的神正论。
投资的首要目的是要生产有能力，有资格继承群体遗产的社会行动者。
一个大家族的永存取决于她最终能否使自己免受分割和由此导致的家产的分散。
学业资本对于创建一个企业并不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要想维持和发展一个企业，学业资本则是非常必要的。一旦企业得到了蓬勃发展，要想进入它的领导集团，学历资本就成了必不可少的条件。
一个白手起家的人要想进入专家治国论者的企业或者国有企业的领导核心，已经是越来越不可能了，就连谋取一个高级管理的职位也变得越来越难。
游戏规则也要求个人自由能够接受环境的制约。
自由是在不妨碍他人的自由的情况下，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能力。在这个前提下，大城市为我们每个人提供了更大的自由。乡村里的评判比城市里的评判要沉重得多。
学校面试提问的目的，不管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无非都在于从政治上或社会关系上为考生定位。
考官满怀期待的是人，而不是装满了文凭和书本知识的存在。
白手起家的个别典范是少见的，只是用来为自我奋斗，论功行赏神话提供材料的。
文凭的价值体现为文凭对良好的声望和良好的教育的保证。
巴黎综合工科学校的毕业生和巴黎政治研究学院的毕业生几乎平分了法国25家最大公司的所有席位。在文凭相等的情况下，进入大公司董事会的可能性与社会出身有着极大的关系。无论拥有什么样的学业称号，出身于大众阶层或者中等阶层的总经理很少有机会跻身于一流公司的董事会。
与合法化有关的象征资本有着它自身的积累法则，而这个法则却不同于经济资本的积累法则。
文凭发放量增幅最大的巴黎几所高校，它们颁发的文凭能够在结构上和功能上起到合法化工具的作用。
这个职位能够为他们提供一张辽阔的关系网。
传统的人文科学要维持自身的价值，与其说指靠它们的行业实用性或者经济收益，还不如指靠其传播面的狭窄给它们带来的清高的威望。在动荡中升值的是以科学和技术形式存在的文化资本，尤其是政治官僚主义的资本。
国营部门的大老板，他们中的多数人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家庭或权力场域中的被支配阶层，他们的位置往往更得益于自己的学业资本和社会资本，而不是继承所得的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而且他们的学业资本和社会资本是他们在学校读书时取得的，同时也是他们通过自己的人生奋斗得来的。
学业称号的作用主要在于使他们已经取得的位置具有合法性。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学业称号与贵族爵位很接近，因为它们也能够确保它的持有者得到一种受到国家保护的合法的垄断权，也就是说，由于国家对于某些职位的专权而受到法律保护的垄断权。官僚权力机构将这一切变成了进入政府职能部门的必要条件，他们有权力维持学业称号的稀罕性，进而维护这些称号的价值；同样，他们也有权力使学业称号的持有者免遭贬值的风险和学业称号的生产过剩所引起的危机。
即使学业称号像旧整体中的贵族爵位一样，也构成了一种特权，但是不管怎么说，学业称号毕竟与贵族封号不同，它不是人们用钱可以买卖的财产，也不是可以留传给后代的财产；学业称号的取得与运用在不同程度上取决于人们所具备的专业仅能。
旧体制的基础是父亲将所有的家产直接传递给儿子，而且这种传递是公开的；围绕着教学机构建立起来的再生产方式则不同，它遵从的是统计学逻辑，同时它也是再生产策略与再生产工具的史无前例的组合。
学业称号作为得到官方认同的权力，至少在国家严密控制下的劳动市场上能够保护它的持有者们，使他们能够抵抗其它的特权。
其实，学校的上流精英就是一种国家精英。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与国家联系在一起，因为他们打着献身于公益服务的旗帜，为国家的上层利益效力，只是他们在提供此项服务的时候，必须能够兼顾到他们自身的利益。
学业称号是得到公众认同的权力机关颁发的关于能力的证明——它是公开的，也是官方的。对于学业称号所证明的能力，我们永远都不可能分辨出，也不可能衡量出究竟其中有多少技术成分，又有多少社会成分；但是这种能力却永远独立于主观的和局部的估计。
对内，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对外，言行必须遵守习俗作为自己的生存格言，从而将公与私彻底地分离开来。
他们还捍卫了一种绝对具有政治意义的哲学：他们拒绝退隐于书斋，而是准备创立一整套公民义务，并使之适合于那些必须以全民族的名义来履行责任的人。
有的人高贵不凡，但是出生的偶然性却是支撑他们的唯一基础；有的人名声显赫，傲慢的人总是以此为荣，连智者也难抵挡那炫目的光环；然而，有一种职业，它那高贵的大厦只能用美德来修建，人们受到尊重只是因为他本人所做的事情，而不是因为他的父亲做过什么；如果投身于这样一种职业，那么所谓的高贵不凡，所谓的名声显赫都将毫无用处。
如果说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黑格尔信徒的专家治国论者窃取全民阶级的特权是出于本能，那么他们援引普遍性来行使自己的霸权则是迫不得已，而且他们根本不可能会在自己设计的游戏中失手，也不可能使自己的实践活动遵循所谓的普遍性准则。
通过颂扬名人来积累潜在的回敬资本，因为名人有此类庆典的决定权。
那些在新闻场域的俗权中占据高位的人们能够在整个场域发挥影响，同时还能够使知识分子场域中拥有象征资本的某些人归顺于他们；至于这些知识分子，他们受到的尊敬或多或少总归打了一些折扣。
教学机构在权力的再生产和权力的合法化过程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无论出于何种理由或动机，霸权者之间的斗争必然会使诸如理性，无私，公民的责任感之类的普遍概念或多或少地进入权力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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