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与反思》乍一看是一本很有趣的小书。它始于一群年轻人与一位学术长者的漫谈，或是诘问。书中大部分文本是对话式的，生者一问，前辈一答，双方均知对话时那种自保式辩驳的缺陷，也都怀着对学术的虔诚予以补偿。某种角度上说，很是动人。
这本书不是在阐述一个盖棺定论式的结论，而是发出一个邀请，递送一把钥匙。欢迎进入精妙幽微的社会学世界。
布尔迪厄提倡对于社会学的“社会学”，即一种将自身客体化的反思。例如对社会学研究中二元性对立的破除。“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机械论和目的论，结构必然性和个人能动性”，唯实证主义与唯理论主义，他认为这些对立都是虚幻的，而社会学科的真相正掩盖在这些对立之下。
因此他提出一元的社会学体系。默顿是要将理论与经验研究分开，从而通过一系列较为基础的经验研究逐步整合并拓展理论。而布尔迪厄一开始就是将经验理论合一的。因此他设定了“场域”，在一定场域之中，一系列法则得以基于经验研究构成系统，而概念也可以在这种系统中被赋予意涵——他认为，概念的真正意涵即来源于概念与概念间所构成的关系。他反对一成不变的、独立的定义，而支持一种“开放式概念”：“只有通过将概念纳入一个系统之中，才可能界定这些概念，而且设计任何概念都应旨在以系统的方式让它们在经验研究中发挥作用。”
出于这种对于概念体系的认同，他在说明场域的时候也运用了一个具一组概念体系的概念——游戏，一定层面上将场域附于其中：“他们都对游戏及其胜负关键深信不疑、达成共识……他们公认这些问题是毋庸置疑的。游戏者都同意游戏是值得参加的，是划得来的，这种同意的基础井非一份‘契约’而就是他们参加游戏的事实本身。游戏者之间的这种‘勾结关系’正是他们竞争的基础。”行动者进入场域之后的行为本质是基于一套共识的竞争，其手段是运用不同种类的资本，以资本为武器也以之为目标，通过它确定自己在场域中的位置并对他人施加权力，甚至在处于不利地位时，通过对不同种类资本的某种调配对场域进行更为利己的调整。
但同时，个体的一切，包括其行为，其积极踊跃的主观能动性，一定程度上又都是被场域所决定的。“既是在所考察的时刻他的资本的数量和结构的函数，和这些因素向他所保证的游戏机会的函数，也是这一资本的数量和结构随时间而演进的函数，即他的社会轨迹的函数，在与客观机会的确定分配之间久已形成的关系中构成的性情倾向(惯习)的函数。”推以广之，某些自由而独立的个体并非仅凭其个体的魅力与强悍。“某个知识分子，某位艺术家，他们之所以以如此这般的方式存在，仅仅是因为有个知识分子场域或艺术场域存在。”是什么使一个手艺人或是读者、作者一跃而升为一个“艺术家”、一个“知识分子”？在历史中累积其特殊自身逻辑的场域将其中占优势权力结构的个体神圣化。
个体有赖于场域，而场域本身依旧是一个独立的关系系统，它的存在“独立于这些关系所确定的人群”。
布尔迪厄给了自鸣得意的个体一槌。支配个体的，是惯习，是性情倾向，他的行动是由一系列历史条件积累、由个体在各场域中的位置与立场所影响而决定的。如果说，福柯能“使人感受到他比自己想象的更自由”，那么布尔迪厄证明了人在一定程度上没那么自由。以社会学界知识分子为例，其高高在上的、颇有渊源的自傲使他们“喜欢把自己看作不受限制的、‘自由漂移的’、并且被赋予某种符号尊严的人物”。然而布尔迪厄以场域的维度进行了一种“卡理斯玛”式自恋的破除："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们在权力场域中所处的被支配地位，以及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特有性质，都决定了社会科学不可能保持中立的、越脱的和无政治意义的立场。它永远不可能达到自然科学所具有的那种‘无可争议’的地位。”而一部分社会科学也是一种自鸣得意的建构：“所谓中立的科学的想法只是一种虚构，而且是一种蓄意的虚构，它使我们得以将社会世界的占支配地位的表象，将其在符号象征上特别有效的中立化和美化后的形式，看成是科学的。”
但另一层面，布尔迪厄也不否认有超越场域、超越具体历史情境的理性，虽然它本身仍是历史的产物。他提倡将理性“严格限定在科学场域的客观的——哪怕是历史给定的——结构中考察它们的运作过程”。将作为研究武器的理性放进场域中、放置在研究对象的位置上进行反思，以局限性本身来破除限制的枷锁。以华康德的话来说，布尔迪厄所做的是“去认识某些支配了他们那些深入骨髓的思想的特在的决定机制……敦促知识分子有所作为，以使这些决定机制丧失效力。”以此方式，知识分子从某种程度上说得以有希望享有超越性的自由。
或是溺于场域，维续其秩序或反抗其权威；或是以场域解离场域，以理性赋个体自由。这可能是个体压制场域之困的不多的几种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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