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斌杰是我上了初一才认识的新同学，新朋友。我从东郭小学升上来，他呢，应该是邵寨中心小学。据我所知，斌杰来自吴家什字村，距离邵寨街道并不遥远。
以前我就说过，2003年春，我与四叔在农历二月二那天去吴家什字村卖爆米花。邵寨塬上有个习俗，“龙抬头”过了才可以理发，也就是正月里不剃头，否则要死舅舅哩；正月里不得动针线，也就是缝缝补补。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规矩”——龙抬头这天一定要吃炒豆子，豌豆、黄豆、玉米、小麦皆可。当然，最受欢迎的还是爆米花。人们爱听那一声震天响，犹如滚滚春雷在耳旁炸响，紧接着春雨淅淅沥沥，如烟如幕，如泣如诉，如牛毛，如细针，密密麻麻地斜斜地编织着，横亘在天地之间。屋外依然冬寒料峭，屋内却是温暖如春。昏黄迷离的灯光，湿漉漉的地面，黑黢黢的房屋，悄无声息的人间。最重要的是冬去春来，人们从此有了盼头，“一年之计在于春”，开始筹划春耕事宜。农民坐在家里暖和的炕上，寂静听雨，不为附庸风雅，而是想着逐渐变得松软的土壤如同一块厚实的黑面包，一切都因为那句民谚——“春雨贵如油”。
手摇鼓风机徐徐地送出永不停歇的微风，火苗呼呼地喊着号子，力争上游，舔舐着又大又圆、又厚又黑的爆米花机的葫芦状的“锅底”。火苗虽然微小，但是散发出的热量依然照得大家脸上和心内暖洋洋的，尤其是孩子们，即使被冻得鼻涕小半寸长，但仍然不肯离去。
我们的晚饭是换来的，一个好心的女孩子提议用早上剩下的煎饼换我们免费为她家爆一蛇皮袋子的玉米花。我们自是欢喜，痛快地答应了。那时已是下午五点钟，我们已经好几个小时水米没有沾牙了。
质朴、善良、热心肠，是我对于吴家什字村人最初的印象。也许当年围观的孩子中就有斌杰，只是当时我们并不认识。
我们俩的缘分始于一本薄薄的《三字经》。不管是东郭小学，还是邵寨中学，乃至后来的灵台一中，每天的学习从上早自习开始。初中一年级无非是朗诵语文课文，记诵英语单词，念诵政治词条。数学嘛，重在理解，与死记硬背关系不大。忽而一日看到斌杰有一本钢笔字帖儿，我那时正觉得无聊，就借过来阅读，从“人之初，性本善”起，一直背诵到“此五行，本乎数”。这也是目前我对这本古代儿童启蒙读物掌握到的最大程度了。
初中二年级，我们四班在新手班主任王老师的带领下，直接跨越灵台县，得到了“平凉市优秀班集体”这一荣誉称号。这份沉甸甸的荣誉里面，就有斌杰的功劳。
那时只要参加学校举行的元旦文艺汇演，斌杰、田同学这两人的表演总能拿到第一，或小品，或相声，声情并茂，活灵活现，不光逗得台下学生哈哈大笑，连评委老师也是忍俊不禁。以我看来，当年他俩在邵寨中学的“搞笑文艺界”就相当于那些年春晚舞台上的冯巩、牛群，乃学生之中少有的“表演艺术家”。
后来，两人都做了老板，混得风生水起，业界纵横驰骋。当然，此乃后话，暂且按下不表。
斌杰爱打乒乓球，这一点上我俩有着共同的兴趣爱好。当年，邵寨中学后院仅有的四张水泥乒乓球台旁边，总能看到我们的身影。当年，邵寨中学还有个侧门，也是小门，上体育课和出早操时，我们就由此门出入。星期六，照例我们是要上半天课，然后才算正式放学。那时候文艺委员卫同学总会安排四五个人写黑板报。同学们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借鉴木匠所用墨斗的工作原理，用毛线刷上粉笔末在黑板上“弹”出直线用于书写文字，并画上好看的花边或者配上精美的插图。
犹记得19年前那个再也平常不过的周六放学，斌杰邀请我去他家坐坐。斌杰父亲和我父亲两人同姓同名，但两人的儿子却是天差地别，斌杰是大老板，已显飞黄腾达之相，我却是小员工，吃了上顿没下顿。那时候斌杰父亲还没有退休，我们去了镇上他父亲的办公室。斌杰打了满满的一电壶水，用一根“热得快”烧水给我喝。电壶，邵寨人对暖水瓶的俗称。
多少年后，斌杰无不遗憾地跟我说，其父亲在公职交卸时没有响应当时的政策，买下邵寨镇上的房产。到如今，岂不是水涨船高，无论用来居住，怎么着也算是“学区房”，还是投资出售，定能赚他个盆满钵满。
斌杰父亲是个手艺人，属于编制内的公职人员。我父亲年少放羊，及长，出外打工，青年到中年，做起了砖瓦匠，给人家盖房子，老年养猪，算是回归了老本行。且问，这些从那个轰轰烈烈的大时代走过来的人，半工半读，大半辈子都在田地里劳作，根本就没好好上过几天学，哪来的远见卓识在这个日新月异、物欲横流的新世界当中展露头角峥嵘呢？
再次与斌杰产生交集已是9年之后了。2014年5月份，北国的春天已经走到末尾。斌杰约我在古城西安北门相见，见面之后立马搭乘公交车前往凤城五路。在车上，斌杰专心致志地在手机上阅读辰东新书《完美世界》。当时此书还没有完结，正在起点中文网上连载。
后来我就成了斌杰的同事。当然期间发生了很多事情，比如我第一次感觉到我们之间的差距，斌杰坐在主位上侃侃而谈，胸有成竹，头脑清晰，思维敏捷，而作为听众的我完全处于懵逼状态，像个小学生，除了惊讶、感叹，就只剩下佩服、崇拜；就比如公司老总请我们集体去楼上KTV唱歌，那天正是我当班，做完收尾工作后匆匆上楼，发现斌杰正抱着立麦唱歌，和女生谈天说地，言笑晏晏，偶尔脱口而出几个荤段子，逗得她们花枝乱颤，面红耳赤。斌杰在大老板面前无拘无束，自由发挥，无论恰到好处地开玩笑，还是恰如其分地敬酒，完全做到了滴水不漏。我现在只单单说那次“少钱”事故。
我来之前，公司凤城五路店有两个管理员，老陈和一个我现在早已忘记姓名的男子。后来老板焦总让他离开，我顺势补了进来。自我五月入职以来，到十月份，半年当中，不敢说我没有犯过错误，但公司的备用金可以说是一分不差。到后面随着公司扩招，又来了几个管理员，我记得就有一个高高大大的胖子，姓屈。其中有一次斌杰过来开周会的时候，他胆敢出言不逊，当面顶撞领导，然后摔门而出——不干了。后来盘点备用金，少了4000多元。那时候我一个月工资才2000多元，突然被财务人员告知出现了这么多的纰漏，我是万万没有想到的。
公司最后对于这件事的处理意见是我们五个人平摊了“无缘无故”少了的这些钱，我没有表示不服，但我想，“人人心中有杆秤”，有些事情大家彼此心照不宣，只是苦于没有证据而已。对此，大家只能自认倒霉。此后，完善了监管制度，我亲自制作了公司备用金交接表，钱款需要当面点清，并且签字确认。
我想说以下几点：
第一，这无疑增加了交接手续，浪费了大家时间，虽然此项制度列入了公司章程，但分明加大了大家彼此之间的猜忌和疏离。在此之前，我和老陈做搭档，共计半年时间。这半年里，我们彼此信任，相互配合，从没有出现类似的情况。一句话，我们相信彼此的人格和品性！
第二，这位高高大大的屈姓男子离开的方式太过奇葩。我也是第一次见到在公司内部例会上顶撞上司，摔门而出，一言不合就撂挑子不干了的情况。因为奇葩，所以值得深思；因为不正常，所以“事出反常必有妖”；因为太过幼稚，所以值得玩味。其实用一句歇后语来形容再是妥当不过，“和尚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但还是那句话，我们苦于没有证据，因为办公室内没有安装监控，因为我们彼此相信——同事相信同事，老板相信员工。因为这样一个人，办公室的氛围变了。那时候我才入社会不久，还远没有见识到人心的阴暗和反复，但此事却结结实实地给我来了一个当头棒喝。
第三，据女同事透露，此人走后曾经请她们吃了一顿大餐。我就又有疑问了，他在这里工作没几天，不满一个月，没有走正常离职手续，工资也没发，哪来的钱请女同事吃大餐？如果他家里有钱，干嘛来这里干一个月才两千多元的工作？
斌杰有时候乘坐公交车来凤城五路店视察工作，洽谈生意，有时候就骑车来，那时候他有一辆电动车，也是平常女朋友用来上下班的“神兵利器”。斌杰的女朋友我只偶尔见过一次，那次我在店内当值，没瞧真切。后来通过朋友圈知道他们甜甜蜜蜜地结了婚。用邵寨话来说，斌杰当天“笑得跟烂杏似的”。
一个夏日夜晚，那天斌杰回去得很晚，陪我做完收尾工作，和我一起下班。我那时候住在凤城七路的汉城商业街，走回去差不多得40分钟。斌杰提议捎我一程，我欣然应诺。到了朱宏路上，放我下来。对着夜色苍穹，满天繁星，一轮残月，无数路灯，以及瑟瑟晚风，无边寒冷，我俩畅谈起来。无非是关于道路、大道、理想、梦想什么的。总之斌杰在讲，我在聆听，只是偶尔附和一两声，补充一两句。
这次“月下夜谈”的结果是斌杰下定决心奋发图强，誓要出人头地，开始了由员工到老板的转变，最终电瓶车更换为雷诺，“走出个通天大道宽又阔”。
斌杰于我而言，亦师亦友。每逢过年，如有机会，我铁定要到他家走一遭儿。那年她妹妹还在院子里趴在椅子上写字，今年她妹妹已经带着孩子回娘家探亲了。其实我很喜欢他家，开门见山，对面就是陕西省麟游县，中间隔了一道巨大的鸿沟，一望无际的塬上，什么也没有，不由得使我想到了人生的苍茫、厚重、荒谬，但回头来看，却是村庄、牛羊、乡党，又透露着埋藏、生长、希望。
2016年2月6号，农历腊月二十八，我立于他家门口口占了一首七言绝句《过斌杰家》：
门前梁壑看黄沙，山尽天际隐人家。
待到春来绿浸野，小院并开姊妹花。
斌杰房子买在了西安北城，如今也算大半个城里人了。想当年，在凤城五路店，冬至日这天生意最为红火的便是饺子店了，因为西安人有个习俗，冬至日这天必吃饺子，否则今年隆冬会冻耳朵。但是邵寨塬上却没有这个讲究，只当平常一天过就是了。
所谓冬至，这一天太阳直射南回归线，北半球各地白昼最短，黑夜最为漫长。冬至标志着即将进入最为寒冷的时节，民间由此开始“数九”计算寒天。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写过一首《问刘十九》：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
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在这里借问一句：斌杰，今天冬至，饺子吃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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