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闪电”与“中国制造"

    “这款玩具汽车不错！"

    “我看看？"

    “你看， 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

    “这款呢，好像也卖40磅。”

    “嗯，这是德国产的，就它吧？”

    “行！"

    一对中国年轻夫妻，在伦敦一家大型商场4楼儿童玩具专区，有过上述一段对话，声音不是很大，但包括我在内，周围的人都听得一清二楚。

      法拉利汽车被誉为“红色闪电”，“中国制造”在它面前，如此不堪一击。爱国，是人的一种近乎本能的自然情感。著名学者资中筠说，什么时候中国人能真正不卑不亢地以平常心对待世界一切强于我或弱于我的国家，既充满民族自信又虚心学习他人长处，既懂得保持民族精华，又能以开阔的胸怀对外来思想和文化吞吐自如，那就是我们民族真正在精神上健康成熟的时候。爱国，也要不断地廓清迷雾，校正座标。

      显然，我们不能简单地给那对年轻夫妻扣上“崇洋媚外”“不爱国"的大帽子。毕竟，渴望是市场的人性核心，当经济社会发展到特定阶段，不断积累的物质财富以前所未有的广度滋养着个性化、心理自主和消费过程自主时，渴望高品质生活、高自主消费也是一种正常现象。

      呜乎！一辆玩具汽车，款式一样，材质一样，功能一样，价格一样，但体积是人家的6~8倍。可想而知，生产成本、包装成本、运输成本肯定也是成倍增加的呢？可这样的“大大咧咧"仍然敌不过“小巧玲珑”，不能不说是“中国制造“的悲哀，中国企业的悲哀，中国企业家的悲哀。

      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说，教育是社会进步及社会改革的基本方法。德国的教育一开始就分为两条线：一条是小学—文理中学—大学，主要培养从事科学和基础理论研究的人员；另一条是小学—普通中学—职业学校，主要培养工匠。早在14世纪，德国就出现了学徒制，各种各样的行业协会也不断涌现，这些组织主要为青少年提供专业技能培养，如今在德国可以培训的职业多达350余种。

      其实，德国是欧洲大陆的后发国家，一直到19世纪30年代才开启工业革命的序幕，在工业制造方面只能亦步亦趋，模仿、剽窃甚至伪造商标的潮流曾一度席卷全国，并经常打上“英国制造”的标签以次充好，甚至连政府都鼓励从英国进口机床回国拆解、仿造。1887年8月23日，英国议会专门修改《商标法》条款，要求所有从德国进口的商品必须标明“德国制造”，试图以这种带有侮辱性的规定，将劣质的德国货与优质的英国货区分开来。

      美国社会学家肖沙娜·朱伯夫说，人的价值大于企业的价值。商业组织并不会轻易地主动改变自身，但正是发生在组织之外的消费性质的变化，最有可能成为企业发生根本性变革的基本动力。这其实是告诫我们的企业：永远不要让消费者沮丧、怀疑、失望，甚至愤怒。企业必须一改过去“让消费者臣服于自己”的态度，变成“让自己臣服于消费者”，为消费者提供深度支持与服务。

      知耻而后勇。德国人开始“以防万一”得几乎偏执。为了以防万一，他们热衷于制定标准犹如处女座的强迫症一般无可泯灭，甚至引以为豪。从公共字体的运用到螺母的六角形，从无外窗的厕所如何通风到修整的窨井盖旁应该放几个警示牌，等等。德国一家百年甜点公司是全球最大的糖果制造商，产品出口100多个国家。一次，它在全球召回了1.4万袋糖果，只是因为清洗生产机器时，发现生产线上的一根金属钢轨被扭曲，或许因此而导致金属粉末污染了部分糖果。

　　难怪，一个8000万人口的德国，竟然会有2300多个世界名牌；难怪，在《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中，每年都会有近30家德国企业入选；难怪，德国的名义GDP排名欧洲第一、世界第四，同时还是世界第二大出口国。哈佛商学院教授、“竞争战略之父”迈克尔•波特曾在《国家竞争优势》中写道：“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如此牢固的国际地位中展示其工业的广度和深度。”

    或许，“德国制造”和德国企业家身上共同的标准主义、精准主义、完美主义、守序主义、专注主义、实用主义和信用主义，是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说过：“当追求财富与道德自律同步发展时，才能达到现代企业家的最高境界。”

      当下，互联网行业的浮躁氛围正在向制造业等传统行业迅速蔓延。然而，德国人依然提倡埋头苦干、专注踏实的工匠精神，或许这才是互联网时代最珍贵的品质。回归即出发，在德国商业史中汲取商业文明和工匠精神的力量，我们才能走得更远。

      我们期待，期待“中国制造"超越“红色闪电”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