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我们会觉得,做学问搞研究,应该是先宏观而后微观,从框架到内容,要先确定课题,再确定架构,之后拟定大钢,组织材料,最后才是完成著作。总而言之,一部著作应该是自上而下这么搞出来的。
但是钱锺书先生做学问却是另一种方向,他先是大量阅读,勤做笔记,积累了一个丰厚的学术土壤,而他的著作则是自下而上从这个土壤中自然生长出来的。
根据杨绛先生的回忆,钱锺书先生读书非常勤奋,做读书笔记更加勤奋。他会用比读书多一倍的时间,来做读书笔记。从青年到老年,这个习惯从没有间断过。
所以,钱锺书先生的博闻强识,一方面固然因为他的记忆力强。更重要的,还是得益于他做笔记的习惯。
这些笔记承担了两个重要的功能。第一,它是钱锺书先生的知识管理系统。这些笔记的第二个功能,就是为钱锺书先生的著作提供了丰厚的素材。
这种方法并非是钱锺书先生的首创,更多是来自于老一辈学者治学的习惯。中国古代的学者,很多会把读书生活和学术生活合二为一,读书、抄书,再把碎片化的体悟和心得汇总成自己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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