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安，先生。”钱德勒没忘记自己的绅士身份，摘下帽子打了个招呼。
躺在门廊阴影里的，正是太宰治，一动不动，远远的看以为是一个醉汉睡在那儿。但钱德勒离他不过一步之遥，能清楚地看到他的眼神，是醒着的。保险起见，也为了消除尴尬，还是打个招呼吧，钱德勒是这么想的。
我是个绅士不是吗。礼貌是我身上的外套，去哪儿都穿着，这样，不至于被当作行为不端的人被抓起来。仅此而已。
可是太宰治根本是另外一种人，在主流社会之外，他就是行为不端的人，很容易被抓到专门关押行为不端的人的地方去，有一种人的职业就是保证街上不出现行为不端的人，这种职业绝对不允许行为不端。
所以他比我危险。钱德勒想。我毕竟是个绅士嘛。虽然我那本《漫长的告别》写了不少对保证街上不出现行为不端的人职业的不满，那些都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社会常态，加个修饰语就明白了: American Police.
不过，AI编辑并不买这个账，坚持认为钱德勒的用语有不正确导向，所以关于他的《漫长的告别》的文章已被锁定，以防影响青少年读者。
其实，太宰治的情况也一样，因为笔下流露出对行为不端的人的同情，他早被盯上很久了，只等一声令下，关于他的《人间失格》的文章就得锁定继而消失，以免误导未成年人读者。
他连加个修饰语的念头都没有: Japanese Prostitute.
有什么区别吗？不都是人吗？
“有区别。”AI编辑说，“你的态度对主流社会是有毒的，这一点不分国界。”
这个论调无可辩驳。
所以，有关他们俩的文章就只好撤掉了。我不愿意因为抠字眼，破坏一篇文章的整体性，这是作为作者应有的基本权利。
谁也没做错什么，仅仅是政策要求，并且对政策的解读，宜严不宜宽。这是纯正的中国经验，无论是钱德勒还是太宰治都不能理解的，所以, 就这样了。
此为记。AI编辑这个角色是虚构的，正如钱德勒和太宰治的角色在这篇文章中相遇一样，是虚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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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一则: 从“青春苦闷”到“理性澄明”
周五晚上，溜去图书馆隔壁的书城听房伟老师讲《王小波与中国当代文化》。他是新书《王小波传》的作者，70后，现在是大学教师。
房伟老师年轻时候，第一份工作是在国营肉联厂，四到五年时间，在一线车间当工人两年后成为技术员，后来又做过文职、财务、打杂什么的。那段日子，恐怕与王小波待在北京某街道工厂的时期相仿佛，所以他读王小波写关于青春的苦闷就很有共鸣:
“坐在檐下，看着天一点一点黑下去。”（云南时期）
还有，大月亮的夜里，在镜子上写诗，写了又擦掉。（也是云南时期）
大约所有的年轻人都有过这样的感受? 保守地说有一半会有这样的感受? 难怪王小波的作品被年轻人喜爱，不分时代。
在效益奇差的国企混过了金融危机时期，房老师考上了研究生，读现当代文学。
这时候他读王小波的作品开始带着专业眼光。后来的毕业论文写的就是王小波与鲁迅的对比研究。
对《黄金时代》，房老师说了很多。首先，他觉得中国作家里面没有人这样写过爱情。其次，作品中一种坚定的个人主义，足以抗衡全世界，这让他很欣赏。他也觉得，王小波的语言能力不算出色，但他的师承另有来历。
当听众提问他怎么评价王的杂文时，房老师坦承，受到王小波的杂文影响，他有一个时期也写这样的文章。“他的杂文并不高深，讲的都是常识。但是他的杂文主要还是教人独立思考。”
是的，这个国度，常识还需要鼓吹，启蒙远未完成。王的杂文自有其时代光芒。
如果有海外生活经验，有过正常的公共生活，大概会觉得，王小波的言行再正常不过，也就是基本受教育的公民一个，唯有在国内，人们竟会觉得他“特别”，这说明了什么呢？——不许往下想了。
为了写传记，房老师去人民大学租了一个地下室，除了自己教书的日子，其余时间都用来走访王的生前交游之人，用来搜集资料，也做图书馆研究。后来的成果，就是眼前这厚厚的一本书，28万字。
那段日子，他应该很快乐。有什么能比为自己喜爱的作家写传更快乐?尤其是，这位作家是这么一个特别的人。
现在，王小波离世二十一年了。
止庵《神奇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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