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的人，熟悉的电影，一个个细节的讲述填充在心里变成暖暖暖暖的正能量。
真实，坚持，简单，这就是一个人闪闪发光的原因啊。
大概是戳中了最近心态着急的痛点。
不知不觉似乎陷入了丧失节奏和自信的状态。迷茫和缺陷的发现不应该成为停滞的理由，感兴趣的事，请一定坚持着试一试，好嘛。
封面故事 | 张震 自己找到该蹲该站的地方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本刊记者|翁倩 实习记者|高伊琛 庞礡 发自台北 编辑|郑廷鑫 日期：2016-03-16
非科班出身，开悟于片场，所饰演的角色，无论纯情少年还是王侯将相，都带有不同程度的阴郁；在娱乐市场如此喧嚣纷繁的当下，他却潜入角色，尽量拒绝不必要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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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活跃于大银幕的内地一线小生，无一例外是学院的产物。根据时代流行的审美，他们从万千考生中被挑选出来，接受表演及成为明星的栽培，自入行开始便被赋予很高的期待。资金和注意力堆积在他们身上，以至于成名只是时间和程度问题。市场会用精密的计算来决定他们的价值。
与他们同时代的台湾演员张震，则呈现出一种不同的面向——非科班出身，开悟于片场，所饰演的角色，无论纯情少年还是王侯将相，都带有不同程度的阴郁；在娱乐市场如此喧嚣纷繁的当下，他却潜入角色，尽量拒绝不必要的干扰，一个例子是，《一代宗师》 上映前，很多媒体用“复出”来形容他的再次出现，而那几年，为演好一线天，他入了师门，每天在北京的小树林里练6小时八极拳。
图/梁辰
25年来，在最优秀的华语导演的作品中，张震贡献了可圈可点的表演，有些形象早已被奉为影史经典，如《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里的小四，《春光乍泄》 里的张宛， 《最好的时光》 里的一人分饰三角。
人们在对科班与非科班培训系统下诞生的明星进行比较时，标准一直在博弈。正因看多了字正腔圆的吐字和剑拔弩张的表演，观众才会对另一种个性化的、精雕细刻的表演产生期待，这种期待是相互参照而又实时变化的，会让人舒服，也会让人厌倦。演员需要在流动的节奏中恰如其分地出现，这是打动观众的前提。
图/梁辰
张震告诉 《绣春刀》 导演路阳，他的梦想是在台湾的山谷里买一个村子，当个道士。他经常被拿来与梁朝伟作比较，在他身上，最接近梁朝伟（以及张国荣） 的，可能是有着同一种精纯的质地，或者就当下影视圈而言，是一种稀缺的腔调。
即将步入不惑之年的他，仍有很多未被开发的地方。他想拍更多好作品，这不可避免会让他更深度卷入当下的电影市场，但这个市场里既没有杨德昌，也很难复制十年磨一剑的神话。如何转换此前积累的神秘感，选择合适的露面频率及场合，既可以自处又获得自由，可能是他的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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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我就去拍吧”
“他3岁时，演过我的小孩。”台湾老牌演员张国柱说，儿子张震首次“触电”那晚，剧组熬夜，要拍他时已是后半夜了，他在现场睡得正香，张国柱把他挖醒，“那个年纪的小孩一般比较任性嘛，可他好像知道在发生什么事，没哭没闹，煞有其事地开始工作。”
1978年，台湾还是“二秦二林”时代，银幕上大多是琼瑶式的、有闲阶级的浪漫爱情片。29岁的张国柱教了7年书、当了一年兵，已经成家立业。小儿子张震两岁了。一切都在按部就班又有序地发生，直到飞腾公司筹拍《欢颜》，找到他，请他出演男主角。
体育系毕业的张国柱，上大学时曾兼职拍过几支广告，但没想过做演员。飞腾公司那句“立志拍一部跟时代划清界限的电影”打动了他，《欢颜》成为他的电影处女作。这部电影1979年在台湾上映后，得风气之先，不仅捧红了胡慧中，还将插曲《橄榄树》唱到了刚刚开门看世界的对岸。
第二年，在电影《三角关系》中，因为剧情需要一个小孩，3岁的张震在“不明就里”中，贡献了首次演出。
“他小时候很活泼，全身都圆，有时在家会裹条毛巾、躲在纸箱子里，好像在演什么。可是哪家小孩不这样呢？”首次“触电”后，有朋友向张国柱提议，不如让张震去当童星吧，但做父母的想得长远，不为所动——谁能保证他将来一定能做这个呢？曾经有个小童星，演过侯孝贤的戏，后来学坏了，在监狱进进出出，侯导还去劝过，但很难救回来。“一当童星，功课基本就荒废了，那个年代，有些层次的父母不会希望孩子做这个。”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1990年，杨德昌导演筹拍《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以下简称《牯岭街》），制片余为彦找到张国柱，“三四年前拍《暗夜》时见过你儿子，算算年纪，大概13岁，跟小四相仿，能不能见一见？”
那个年代还没流行海选和试镜，主要靠圈内人推荐。约在朋友开的花店，张国柱带着张震去了。余为彦清楚地记得，那天张震背着书包，戴着近视眼镜，安安静静的。他颇为满意。张国柱也很高兴。杨德昌对电影充满理想主义，演他的戏能学到东西，更是件荣耀的事。
张震却不表态。隔了一个礼拜，余问张，“怎么样，他的意愿是什么？”张国柱回家追问，张震才勉强答应下来。
“那我就去拍吧，他说。他的性格是比较曲折的。”张国柱后来总结，不直接答应，也许是张震心中有个推脱——“是你们要我去的，弄得不好可不是我的责任。”
1991年7月，《牯岭街》上映，拿下多个重量级的电影大奖。金马主席、影评人焦雄屏回忆，当年她是亚太电影节主席，5个评审，《阿飞正传》和《牯岭街》二比二打成平手后，她投了致胜一票；金马奖最佳影片，《牯岭街》和《阮玲玉》打平（当年入围的是《牯岭街》《阿飞正传》《阮玲玉》和《推手》，水平相当高的一年），最后一票在王小棣手上，她投给了《牯岭街》，“杨德昌连续两天拿了两个大奖，非常激动。”
15岁的张震最终还是因为拍戏耽误了功课，《牯岭街》计划拍两个月，实际拍了9个月，他旷课两百多天，中考失利，但他也凭小四一角，成为金马奖最佳男主角最年轻的入围者。当年和他一起竞逐该奖项的，是父亲张国柱、郎雄和张国荣。
戏拍完，张震回到了学校。令张国柱意想不到的是，他变得异常沉默，吴念真曾用“郁郁寡欢”来形容那时的张震。“变化太大了，《牯岭街》里的小猫王，原本开开心心的，也变了。少年找寻自我，会有某种程度的沉默，但拍戏对几个小孩都产生了加成的作用。”你把我儿子的微笑带走了，他对杨德昌说。
“当自己的小孩在带”
“张震是在一种大家庭的拍戏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台湾知名剪接师廖庆松认为，这决定了张震的底色。他分别在《牯岭街》《最好的时光》和《刺客聂隐娘》中与张震合作，看着他长大。
拍《牯岭街》前，杨德昌找来台艺大的学生和老师，给小演员们作表演培训。张震的角色吃重，杨德昌常把他和柯宇纶叫到一边，跟他们聊。
有一场弹子房杀人的戏，拍摄那天，刚吃完饭，杨德昌把张震臭骂一顿，然后把他拉进了旁边的一间小屋，关灯，让他在里头面壁。莫名其妙被罚了半小时站，时间一到，又把他拉到镜头前，开机。
还有一次配音，一遍又一遍，杨德昌不满意，把他叫到外边说，我要跟你单挑。“他不是把张震当成演员或工作人员，而是当自己的小孩在带。张震不会反抗，这里面有信任的成分在。”廖庆松说。
那个时期的张震，安静、认真，没太多自己的主意。有些演员面对杨德昌的严格，会有情绪，但张震不会，也有可能他不觉得以后要做这一行，反而比较平和。
表演是什么那时他还不懂，但隐隐感觉，原来电影是这么一回事——很多分工不同的人同心协力做一件事，这让他感觉安全。
在1996年杨德昌执导的《麻将》中，张震饰演一个名叫“香港”的角色，同时在剧组负责道具。《麻将》的副导演是还未成名的魏德圣，当时张震和他混在一起，早上到公司把道具搬上车，运去现场，等其他人来，收工后再搬回去。有时好几天都睡在公司里。一天拍夜戏，收工时天已经大亮，两人开一辆“小发财”回去，等红绿灯时，都睡着了。
“我们从事这个行业二十几年，台湾电影从来没有好过，但拍电影并不完全是黑暗的，只要努力，外头还是对你有肯定。”余为彦举例，拍《牯岭街》时，侯孝贤打电话给杨德昌，说六七年前拍的《青梅竹马》在海外卖出版权，会有一些钱回来，正好《牯岭街》可以用。“这不是娱乐圈，也不是名利场，张震的学习和感受，是从这儿来的。”
2015年11月21日，我在泽东公司台北的工作室见到张震。他没带妆，头发随意侧分，看上去有点累，笑着说是7点起床、中午没打盹的缘故——他当天的安排是：一早起床带女儿，下午来公司接受采访，6点半将跟随《刺客聂隐娘》剧组走红毯，再在国父纪念馆颁出第52届金马奖最佳男配角。
《刺客聂隐娘》
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脚上的黑色老头布鞋，谈到兴起，它们会跟随他的脚自在地轻晃。
房间里有好几组人在等着：品牌公关为他试戴当晚走红毯的手表，经纪人要和他对颁奖词，还有化妆师和服装师在等待为他变装。换下散漫的黑T恤，紧身西装和窄腿裤加身，再回到我们身边让摄影师拍照时，那张熟悉的、年轻姑娘爱慕的英俊的脸出现了，棱角分明、眼神深邃，在镜头前透出神秘的吸引力，也像戴上了一层隐形防护罩。
“哦，这就是大家说的表演”
张震喜欢描述感觉，形容一个人，“很特别”；形容某件事，“很有趣”，感觉是他认识世界的工具。
第一次体验到演员和角色合二为一的那种“有趣又奇妙”，是在拍《牯岭街》小四杀人那场戏时，很难解释，但那一刻他觉得自己真的杀了人。“哦，这就是大家说的表演”，他想。那场戏杨德昌没有喊“卡”，拍完之后张震哭了很久。
后来拍《吴清源》，在日本乡下，就快杀青了，一个顺利的拍摄日结束后，他远远看到导演田壮壮坐在公园的小凳上，满腹心事。那一刻他感受到“巨大的孤单”。他默默跑去贩卖机买了一罐热咖啡，递过去。
“他很放松，所以演戏时会有观察力，这跟他平时生活、跟人接触是贯通的，不做作。”与张震合作多次的知名录音师杜笃之说，张震是那种在片场看到一条狗，会跑去跟狗玩半天的人。他会注意到旁边的女演员冷，然后递件衣服过去。不需要人伺候，他会自己找到该蹲该站的地方，只要一到拍摄的环境，他就可以融入其中。
生活中的张震，在吃一碗面的时候，有时会提醒自己跳脱出来，从旁观察自己吃面的样子，也会观察别人吃面。他曾跟父亲说，因为没受过科班训练，寻找非正式演员道路的过程，挺难的。杨导所教授的表演，加起来也就五六十个小时，只是个开端。
“你要有个图书馆，在电脑里面，”张国柱对他说，“那些伟大的演员、经典的影片，某个桥段怎么诠释，你可以参考，但不要模仿，将来争取跳到另一个层次。”
遇到王家卫后，他得到很多启示。拍《春光乍泄》，刚到阿根廷，王家卫丢给他一张CD，说，这是我要的感觉。当时就懵了。之前拍杨德昌的电影，逗号句号问号惊叹号都不可以改，中间不可以自己断句，也不可以加词，节奏必须和剧本一模一样——现在只有一张CD，这怎么演？
《春光乍泄》
他拿回去反复听，惊喜地发现音乐真能帮人找到感受。后来这样的事又发生了一次。拍《一代宗师》前，张震对这部戏要拍成什么样完全没概念。王家卫到台湾，和他去喝茶，突然问他，“你有没有听说过八极拳？跟一部日本漫画《拳儿》有点像。”张震说：“哦，那漫画我小时候看过。”“如果让你现在去学拳，你觉得怎么样？”“好啊。”由此他开始了三四年密集的训练。
下围棋、潜水、练拳……这些令外界惊叹的“技能”，对他来说并不神秘。他没有理论，所以必须找到支点，转化成对角色的感觉，这些技能和看书、听音乐相同，甚至和放空也没什么两样。他有阵子特别喜欢看推理小说，之后接到《赤道》的邀请就很高兴。在表演需要转化的时候，生活经验里储存的感觉可以任他调遣，“这种感觉很棒。”
“被命运推着走”
焦雄屏说，没有第二个台湾演员有张震的好机缘。他经历了最好的导演，他们在不同时期帮他塑造了最好的形象。《爱你爱我》之后，他遇到李安；王家卫时期，他得到了成为明星的多方面培养；侯孝贤最初选中的是舒淇，因为他跟舒淇银幕形象登对，又选了他，在侯孝贤的作品里，他贡献了最成熟的演出。
张震曾在《刺客聂隐娘》的记者会上说，演员是很被动的，他没有想过一定要和哪个导演合作。他觉得自己是被命运推着走的人，电影选择了他。
如果没有《牯岭街》，从复兴美工毕业后，张震可能会做个美编或是设计师。当完兵那年，杨德昌正筹备拍《麻将》，看到《牯岭街》的几个小演员都长大了，就让他们回来。
他去余为彦的公司，成天跟着“余哥”混，听余哥讲重复了800次的笑话，帮大家订订便当、打打杂，收工后就跟兄弟们去国父纪念馆前的广场玩滑板，打篮球或者飙车。他依旧怕杨德昌，“杨导脾气大，会叫我们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比如他看到新闻里计程车司机在打架，就会叫员工打电话给市政府，叫他们骂司机一顿。我们工作是在一楼，杨导办公室在二楼，我都不愿意上二楼。”那段岁月捉摸不定，又自有乾坤。
余为彦那时就清楚，张震迟早会变成幕前受瞩目的人，廖庆松也表达过类似的意思，“他站在那里，就和别人不一样。”在拍《麻将》时，张小燕的先生、飞碟唱片老板彭国华曾反复发出邀约，想为他出一张专辑，其中一支MV还让余为彦操刀。
他也曾怀疑自己应不应该进入这一行。正是那段时间，让他看清了电影的全貌。父亲说这是他性格中严谨的一面，做一件事之前，他会先探索、寻找，这一特质如今在他演戏时也有体现，只有建构的角色是完整的，他才能对自己满意。
《麻将》从柏林电影节回来后，张震告诉余为彦，王家卫想要找他合作。“虽然张爸爸跟我们、跟杨导的关系很近，但我们从来不会觉得张震是我们发掘的，不准别人碰。私底下甚至觉得张震像是我干儿子，彼此有一种信任，乐见其成。”王家卫、张国柱、张震约在了台北一间餐厅碰面，第二年，张震拍摄了《春光乍泄》，并凭借张宛一角入围金像奖最佳男配角。
“真想练”
“一米八的个子，背有点驼，还挺瘦，没什么力气，当时那个腿啊，搁在比他高一点儿的桌子腿上，他都疼，证明平时没怎么锻炼过。”这是八极拳师傅王世泉对张震的第一印象。首次见面，在东来顺吃饭，王世泉问他：“你是为了拍电影还是真想练？要是真想，就是另一种教法了。”张震答：“真想练。”遂拜了王世泉为师。
那是2008年底，《一代宗师》刚开始筹备，王家卫在遍访两岸三地各路拳种后，决定让八极拳成为片中一条支线。2009年初，张震开始学拳。这段经历后来被媒体反复报道，张震也因“八极拳一等奖”的身份被贴上了“演艺圈学霸”的标签。
拍完《一代宗师》，很多人觉得张震变了，廖庆松说，不光是形的变化，而是神态，整个人舒展了、定了。他把这一发现告诉张震，张震笑笑：哪里哪里。
“第一年只有痛苦两个字，可以偷懒就偷懒。第二年觉得，有时候不练就不大对劲，到第三年完全可以控制，那时练到一种想练就狠狠练，不练就可以彻底放松的状态。”大概是因为已经体会过几十重人生，学会简单、知足，受过的苦，事后总习惯性地云淡风轻。
实际情况是，个子越高的人练拳越辛苦。第一年，每天上午3小时、下午3小时，光着膀子、穿着裤衩，抻筋、拉腿、压腿，然后是八极拳基本的蹲桩——下盘要稳固，不稳人就没根了。蹲桩之后是搂桩，小树林里有树，一人一棵树，跟这树干，搂啊打啊。最后学拳，基本的套路，6套对打对练拆招，张震都会了，还学了六合枪，王世泉专门找人，给他和师弟阿雄弄来一支大枪。
阿雄自小习武，进入《一代宗师》剧组后，王家卫考虑到张震一个人练拳太闷，让阿雄陪他练。每天早晨，司机先去接阿雄，再接张震去小树林，“从开始扫雪，练到树叶变绿，再变黄。”阿雄说，“他有次开玩笑，说我俩那几年在一起的时间，比他和太太还多。”
有个著名的段子是：章子怡练功练得痛不欲生时，惟一安慰就是听隔壁房间传来的张震惨叫声，听起来比她更痛苦。
张震（右）为了电影《一代宗师》苦练八极拳
《一代宗师》里，很多戏都拍得辛苦。有场一线天在雨里一脚把人踹飞再站起来的戏，从下午五六点开始拍，一直拍到清晨5点，张震的衣服干了湿、湿了干，王世泉看不过去，对王家卫说，我瞧着行了，你啊，别把演员弄到精神疲劳，那就不好了。你这都要给人家累趴下了。”“泉哥你不知道，你来，”王家卫说，“你上监视器看，哪里有点问题都不行。”
后来的公映版，一线天的戏大幅删减，张震多次表示尊重导演的选择，而且一站不落地跟团队进行宣传。几年后，在访谈里被问到张震在电影里戏份太少时，王家卫以他典型的语气作答：“千金难买一声响，是刀的真意，张震是好刀，咱们先藏着。”
一起练拳拍戏的几年里，阿雄说他从没听张震抱怨过什么。王家卫每天只发给大家一张通告纸，虽然人人都很困惑，但张震也就跟着做，从来没有异议。
“我看得出张震是真喜欢演戏，不然哪有人为拍戏学了拳，还专门跑去比赛呢？”王家卫的御用美术指导张叔平说，张震从来不会考虑自己在镜头前好不好看，也根本不希望自己只是帅。在《爱神》里，张叔平为他加上胡子，用西装来营造他和巩俐见面的拘谨。张震会提意见，例如这场戏头发能不能乱一点，那场戏胡子能不能短一点，大家一起去找人物最舒服、最合适的状态，这是一种相互信任。“好演员是一团泥，为人物而生。梁朝伟、章子怡、张震，都是泥。”
侯孝贤很早就看到了这一点。10年前拍《最好的时光》，虽然和张震合作的时间并不长，侯孝贤还是一眼看中了他，并在《聂隐娘》中给他预留了一个重要的位置，他说不清为什么，但他知道一定是对的，这源自他的常年累积，从张震的外貌，他就可以感觉到他的生活。
“你们为什么这么着急，拍这么快？”
张震拍戏从不看回放，《绣春刀》导演路阳说，他一直想不通这点。有的演员每条都看，有的演员会在好或不好的时候看，或者即使他不看，出于礼貌，如果邀请他，他一定会高兴地接受。但张震是真的不看。
所以路阳一度怀疑，张震在拍《绣春刀》的时候是不是心里挺没底的：在一个紧凑的周期里，他不知道拍出来的东西是什么前途。整个拍摄过程中，路阳都很紧张，觉得摸不透张震，“某种程度上，挺希望在拍完一场戏之后，张震也会认同，或者拍得很高兴，但他其实不太表露这些，他会说‘你觉得好就好了’。”
路阳眼里的张震是矛盾的。“一方面是个大男孩儿，喜欢玩儿；另一方面，他从十几岁就开始演电影，对电影的认识超过我们很多人，他又身在其中，很奇妙，两种属性都在他身体里。”
张震接演《绣春刀》的过程是这样的：路阳抱着试过就没有遗憾的心态去了台湾——“那时我们是新团队，震哥这样的演员，对我们来说就像在天上”——和他约在咖啡厅，人都到了还没想到有什么理由可以说服他，于是画了一场重头戏的分镜给他看，然后对他说，其实我不太会说话。张震说，没事儿，我也不太会说话。两人在门口沉默地抽了根烟，打个招呼就撤退了。然后张震就答应了，因为他喜欢这个剧本。
由于资金紧张，整个戏的拍摄周期压缩到不足70天。刚开机时，张震很崩溃，问路阳：“你们为什么这么着急，拍这么快？”路阳说：“震哥，因为没时间了，你看你还有一小时就收工了，我们还有四十几条没拍。”后来他就不问了，尽量配合，最多的时候一天拍了26条。路阳说，张震经历的都是王家卫这个级别的导演的制作，自然会有一种工作习惯，“突然到了我们这里，要把大量内容密集拍完，我想他一开始是需要调整和适应的，但他很快适应了。”
《绣春刀》里有一个吊威亚的镜头，需要张震快速地从树上跳到摄影机前，还要保证不撞到摄影机。那个镜头拍了很长时间，吃完午饭再拍，第一条就过了。张震当时露出了“没有看回放就知道这一条可以了”的表情，那种发自内心的天真的愉悦，让路阳印象尤为深刻。
“他像流动的液体，在和不同的导演合作时，他可以装进不同形状的容器里，但那个液体的本质是不变的。他可以给你不同的东西，但本质还是他。”
后来《绣春刀》上映，口碑良好，张震由此前受文艺片观众喜爱进而收获了更广泛的粉丝，路阳挺高兴，又有点自责没能拍出张震最好的一面。今年上半年，《绣春刀前传》即将开拍，路阳琢磨着，“这次拍摄前我会好好跟他喝个酒，多聊一些之前的事情。可能跟他的交往也要是渐进式的，如果上一次电影结果不好的话，就没有这一次了。也许上一次就是在为这一次做准备。”
“环环相扣之后就会变成你的命运”
关于张震与舒淇，有一个问题无法视而不见，我将它抛给了张国柱：“当年据说是因为你的反对，舒淇和张震才没能走到一起？”
“我没有理由反对。女朋友是女朋友，不一定要结婚；谈到结婚，父母的意见也不能代表他的意见，有什么理由反对呢，又不是我结婚。我们的建议只是说，你要选一个你觉得最合适的，至于女朋友，在还没有深入了解的情况下，我凭什么提意见，是看权势吗，还是外表或家庭？这东西没有一个标准，我祝福就好了，她有没有跟张震一起我其实不知道。”张国柱说。
之后我们谈到张国柱和张震母亲的分离，有报道说，那是张震性格转变的首要原因，也让成年之后的他对婚姻有些恐惧。一直乐观爽朗的张国柱沉默了一会儿，说，“其实时间上是有delay的，主要还是考虑小孩的因素。分开时他已经快高中毕业了，身边同学一定也有这样的情况，我想他多少是能理解的。对于张震，我希望，伤害没有一直停留，如果有伤害的话。”
在事业渐入佳境之时，张震已和圈外女友低调成婚。2013年11月18日举办的婚礼安排在台北光点，那儿原先是美国大使馆，由侯孝贤把它变成了一个放艺术电影的空间。婚宴规模不大，只邀请了有过合作的圈内人和亲朋好友参加，但温馨自由，有乐队在现场做了简短的演奏。仪式高潮是新娘将捧花送给了舒淇，祝愿她找到幸福。
张震和侯孝贤导演
年近不惑的张震在去年当了父亲。给女儿的第一份礼物，是在迎接她到来的近一年里，推掉了所有的剧本。“他没有很多风花雪月的东西，平时讲话就不多，甜言蜜语更是说不出来，”张国柱说，但家里的大小事情都是张震在操办。太太怀孕时妊娠反应大，需要卧床，他每天宅家里做饭。孩子出生后，洗澡、换尿布也是亲力亲为。
张震为人父之后，张国柱和儿子的关系也有了微妙的变化，“好像这个心从小朋友身上连到他身上又连到了我身上。我们都特别喜欢小孩子，围绕小孩的话题多了，也有一些让他回到小时候的感觉出现，我们变得甜蜜了一点。”
有圈内人将他比作中国的伊桑·霍克：帅度相同、有小经典、永远搭戏、厚积薄发、小生步入中生——早晚称帝。而他现在矛盾的是，接下来的10年是他事业的关键期，他不想错过好机会，但小时候因为父亲拍戏，他要跟着离开家，记忆中他非常不情愿，所以不希望这件事情在太太和女儿身上发生。
台湾电影圈前辈告诉我，成名后张震很长时间经济并不宽裕，一是接的戏少；二是圈内朋友找他帮忙，他从来义不容辞。
“是真的吗？”我问他。
“你相信命运吗？”他反问，“我信。拍电影的圈子就这么一丁点大，刚开始可能欠人家很多人情，也可能因为别人的一句话就有机会上一部戏，这些人都是我的贵人。那他们再找我、要我帮忙的时候，当然义不容辞。碰到什么样的事情，做什么样的决定，接下来又会碰到什么样的事情，环环相扣之后就会变成你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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