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士人读书不过两个目的：一，修身明理；二，建功立业。修身明理是根本，建功立业是成果。
不过太多的读书人在步入仕途之后，渐渐将前者忘失了，沉迷于后者不能自拔，而且主导他们沉迷于功业的并不是什么济世利民之心，而是富贵荣华，走到这一步，为了达成自己的欲望，也就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了。此时虽尚名曰读书人，却早已将读书人的根本遗忘在脑后了。
曾国藩一生从始至终都牢记着一个人读书人的使命，那就是不只要广济天下，更要时刻注意砥砺自己内在的修养使之不断进步这个根本。
同治三年，曾国荃率领湘军攻克南京在即，此时，曾国藩最担心的是弟弟在最紧要关头贪功冒进或自大急躁而误事，可接到弟弟几封书信之后，他放心了。因为曾国荃在信中对哥哥说：
“弟以德器太薄，领军太众，老师（长年在外征战的军队）靡饷，久而无功，日夜惕惧，恐防变生。”
在重大关节时刻，怕的是不是小心谨慎，而是目空一切，此时曾国荃却保持了难得的耐心与谦谨，这令曾国藩非常高兴。一向以内修作为自己立身之本的曾国藩非常明白，九弟此时的器局已大不同于往日了，他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耐心与谦谨，恰恰是一种胸襟阔大的显现。
于是回信中，曾国藩欣慰地称赞弟弟道：
“弟近来气象极好，胸襟必能自养其淡定之天，而后发于外者，有一段和平虚明之味。”
显现在外面的从容淡定，才能更好处置各类纷繁复杂的局势。古德云：“每临大事有静气”，这一份“静气”的养成，就是一个荷担大事业的人所必备的素养！而静气的来源，则是内心的和平淡泊与胸襟阔大。
在称赞完弟弟之后，他希望弟弟能于此之上更上一层楼，因为南京攻克在即，随后而来的便是各类名誉富贵、鲜花掌声，内心不破此关者，极易迷失于彼时。于是曾国藩接着说道：
“如金陵果克，于广大中再加一段谦退工夫，则萧然无与，人神同钦矣。”
“富贵功名，皆人世浮荣，惟胸次浩大是真正受用！”
能伴随我们不离我们而去，且能终生让我们欢喜无限的，注定不是外在的各类浮华虚名、物质享乐，而是大其心，雄其志的人生维度。
至此，一个人便立于了永恒安乐的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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