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话诗人：顾城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这是朦胧派诗人顾城最广为人知的一首诗歌。在文革结束、社会思潮百废待兴的历史转折期，顾城与北岛、舒婷等其他诗人一起，用他们的诗歌创作反映着那个特定历史时期，敏锐的知识分子在历经文革十年浩劫后，内心种种的彷徨与无助。
朦胧派诗人的作品集
下图为北岛、顾城等朦胧派诗人的于八十年代的合照
令人敬服的是，朦胧派的核心创作者是当时一批仅仅不过二十岁出头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在自己的诗歌中构筑着一个个美丽的意象，背后却是他们内心对于国家未来的恐惧与社会现实的担忧。在这其中，顾城是较特殊的一位，他的诗歌常常运用儿童的视角，在诗歌中主要表现的意象也大多是儿童感兴趣的事物。相较于北岛诗歌完全尖锐、不假思索地针对当时社会种种丑恶现实的针砭与舒婷诗歌中多少夹杂着的女性特有的爱情情绪。顾城的诗歌，于细节处都充满着儿童眼中天真与诗意的单纯元素，整体诗歌风格却带着一种潜藏式的哀伤。除了他的诗歌中频繁出现的童话元素，顾城二十岁就成为诗坛耀眼新星，及他个人特质中始终未完全褪尽的男孩特质，也使得他成为名副其实的“童话诗人。
舒婷与顾城、谢烨夫妇的合照
·诗歌：顾城构筑的理想王国
当下，在青年知识分子的交流中，物质性的需求进一步取代了精神性的需求。毋庸置疑的一点，社会形态的调整与变革，经济社会持续高速发展，确实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文化层面。三十年前，在改革开放过后的不久，“十年文革”对知识分子自由表达的束缚终于被冲破。当时社会的思想文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一次大解放，知识分子以追求理想、追求精神层面的满足为第一需求。历时层面上，中国古代的各种文化思想重新回归到学界讨论的中心，在纠正文革期间全盘否定民族文化的错误倾向后，开始客观公正的对文化进行新的评价与阐释。共时层面上，中西意识形态的对立影响思想文化交流的错误方针被破除，西方经典文学作品、西方先进的文学研究理论与方法陆续被引进，并在知识分子中引起广泛讨论。
八十年代：一个闪耀理想光明的美好时代
因此，八十世纪到九十世纪末，可以说是一个理想主义盛行的时代。最能体现青年知识分子这种理想主义追求的代表诗人是海子，他努力用诗歌去追寻心中所向往的那片广阔而自由的大海，最终他并未在此世等到自我追求的“春暖花开”，他的离世也颇具理想主义的色彩：抱着西方基督教徒最信任的宗教经典《圣经》，平卧在火车轨道之上，任那滚滚的车轮，将自我的灵魂送往远在天国的上帝身旁。从那时起，海子便被青年知识分子认作是追求理想主义的典型。但真正在文革后开创文学界理想主义风气的却是顾城，顾城在他的诗歌中表现出的理想性成分，无论是在作品的形式还是内容上，都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
诗人海子与他的手稿
顾城诗歌的篇幅往往不长，相较于建国后国内诗坛涌现出的带有明显政治目的诗歌，顾城似乎是有意以一种反叛者的形象来书写他眼中的国家现状。这种“反叛者”的形象在他的诗歌中主要通过儿童的形象得以展示。例如《无名的小花》这首诗歌中，作品的创作核心围绕着“野花”这一中心词展开，首先在形式上侧重表现野花与秋菊、牡丹的不同。其次将诗歌中心由野花与其它花的对比转向以野花为中心的描写上，尽管微小、瘦弱却最终能够融入春天。
牡丹
秋菊
诗歌在完成对野花意象的塑造后，在诗歌结尾出现了第一人称的叙述者的呼唤，“我”的诗与野花具有十分相似的特点，虽卑微不起眼，却犹如等待雨水季节中不时降落的风雨，悄无声息的挥洒在人间，不知不觉便入了世人心中。这首诗歌较好地表现了顾城“童话诗人”的这一身份，诗中的核心意象野花，这一生活中随处可见的事物对绝大多数成年人来说实在难以入眼，只有涉世未深、内心依旧保持纯真的儿童才会对此颇具兴趣。
诗歌前半部分在选取野花与秋菊与牡丹的对比中，作家完成的是一种双重性质的反叛，第一层面是在文学书写上完成了对传统古典文学意象的反叛，“秋菊”在陶渊明后的诗歌及其他文学创作中符号化为一种特定民族品质的代表，成为历代文人称颂的对象，任性的顾城在创作过程中反其道而行之，将秋菊与雍容华贵的牡丹并肩，只为反衬出野花在儿童心中的独一无二。第二层面是在精神层面，牡丹与秋菊均是传统主流文化中承担道德叙事功能的正面形象，野花则是脱离既有文化认知核心的一种边缘事物，顾城由歌颂野花转向到对自我诗歌创作自由、对那个特定历史时代人性的返归。
无名的小花
野花，
星星，点点，
想遗失的纽扣，
撒在路边。
它没有秋菊，
卷曲的金发，
也没有牡丹，
娇艳的容颜，
它只有微小的花，
和瘦弱的枝叶，
把淡淡的芬芳
溶进美好的春天。
我的诗，
象无名的小花，
随着季节的风雨，
悄悄地开放在
寂寞的人间......
顾城作于1971年
诗人在诗歌中不加节制的情感抒发，正源于他始终保持的那颗赤子之心。他用力的在诗歌中构建与表现他眼中的理想世界，这种坚持与固执，在二十岁的男孩身上可被视作是一种年轻生命充满蓬勃力的代表，如果出现在四十岁男人的身上，便是个体在成长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畸形，这种性格的畸形，会成为个体未来人生健康发展的枷锁。顾城这种不算成熟的性格，造就了他诗歌中隐约童气，却也为他现实感情生活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
·爱情：顾城生命中的魔鬼与天堂
中国现当代文坛的众多男性作家在文学创作过程中，总能够通过自己笔下的文字，准确生动的描绘出海海人生中痴男怨女的那些离合悲欢。令人深感不解的一点是，这些男性作家在处理自身感情问题时，并不能够做到他们在文学创作过程里所表现出的那样干净利落，难舍难分、拖泥带水这样的词汇用在他们身上不足为过。这种在文本与现实生活中极度反差的状况，在民国时期的男性作家身上表现的尤为明显。
胡适与表妹曹诚英的照片
胡适、鲁迅与徐志摩三人都是封建包办婚姻的牺牲者，在创作风格上，胡适作为一个倡导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他努力在作品中表现那个时代破除封建，追求个性自由的集体愿望。这种对自由的向往，从胡适大力倡导“白话文运动”与“诗界革命”即可见一斑。胡适1916年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的诗歌《两只蝴蝶》，被认为是最早的白话新诗的尝试。以当下学理的眼光对这首诗歌进行审视，不能算作是一首标准的现代诗歌，但在当时却被认作是的新诗创作的开山之作，从诗歌中不难看出，胡适所企盼的两只蝴蝶（即他与表妹曹诚英）始终都没能自由自在的比翼齐飞。胡适毕生将追求自由为人生的最高目标，最终却未能获得精神上的自由，很大程度是因为家乡的原配妻子江东秀的强势反抗（由于并非本文叙述中心，故简要带过）。
文笔犀利的鲁迅处理包办婚姻的方式与徐志摩具有异曲同工之处，均是选择远游留学来减少甚至完全规避与老家原配的相处空间。令人遗憾的是，鲁迅最终成功与原配朱安离婚，并与学生许广平共结连理，却也在后期，进入这段婚姻的围城。徐志摩在与原配张幼仪办理离婚前，便恋上了一同在剑桥留学的林徽因，无论他如何拼劲全身气力去追求，留与他的也只是遥远梦中的那座被夕阳映照闪耀的伦敦康桥。
上图为鲁迅与许广平、下图为徐志摩与林徽因的合照
由此可见民国时期的男性作家在面对自身感情问题时，缺乏必要的处理的手段。他们或是选择一味忍耐包容，将并不称心的包办婚姻进行到底；或是选择不顾一切的去追寻自己想要爱情，但是碍于时代的局限，他们的理想很难实现。因此，在很多男性作家的文学诗歌的创作中流露出一种专属民国的“才子哀怨”。进入当代诗坛，在特有意识形态的影响下，诗歌创作多以宏大的政治功能为主要目的，表现个人精神世界的诗歌数量相对较少，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文革后，伴随着政治上的解放，诗歌创作也出现了一次新的解放。顾城作为这一时期的代表男性作家，他的诗歌在表现知识分子个人精神领域方面，取得了杰出的成就，这其中他的爱情生活与诗歌创作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顾城与谢烨的互相通信
谢烨致顾城
你是个怪人，照我爸爸的说法也许是个骗子。你把地址塞在我手里，样子礼貌又满含怒气。为了能去找你，我想了好多理由，我沿着长长的长着白杨树的道路走，轻轻敲了你的门。开门的是你母亲，她好像已经知道了我，就那么很注意地看我。你走出来，好像还没睡醒，黑钢笔直接放在口袋里。你不该同我谈哲学，因为衣服上的墨迹惹人发笑，我想提醒你，又发现别的口袋同样有许多墨水的颜色，才知道这是你的习惯。我给你留下地址，还挺傻地告诉你我走的日子。离开那天你去送我，我们什么都没说，我们知道这是开始而不是告别。“你会给我写信么？”你说“会的”。“写多少呢？”你用手比了比，那厚度至少等于两部长篇小说。
小烨
1979年7月
顾城致谢烨
小烨：
收到你寄的“避暑山庄”的照片了，真高兴，高兴极了，又有点后悔，我为什么没跟你去承德呢？斑驳的古塔夕阳孕含着多少哲理，又萌发出多少生命。无穷无尽白昼的鸟没入黄昏，好像纷乱的世界从此结束，只有大自然、沉寂的历史、自由的灵魂……太阳落山的时候，你的眼睛充满了光明，像你的名字，像辉煌的天穹，我将默默注视你，让一生都沐浴着光辉。
我站在天国门口，多少感到一点恐惧，这是第一次，生活教我谨慎，而热血却使我勇敢。
我们在火车上相识，你妈妈会说我是坏人吗？
顾城
1979年8月
顾城的爱情与婚姻生活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并且始终围绕着谢烨与李英这两位知识女性。“理想爱情的萌芽与生长”是顾城爱情生活第一阶段的核心，他与妻子谢烨的相遇与他的诗歌一样充满着理想化的色彩。1979年，当顾城与谢烨在列车上相遇后，顾城便近乎于疯狂地展开对她的追求。顾城在从事诗歌写作之余，与谢烨保持着极为密切的交流，其中多数的书信都是表达自己对谢烨的欣赏与爱慕。在顾城不断地追求下，谢烨放下了作为一位知识女性应有的理性，选择与这个像孩子的童话诗人结为夫妻。当时的谢烨也许已经意识到自己身边的这个丈夫，无论是外表、还是内心都缺乏一个成熟男人应有的特征。或者是因为时代解放的思潮的影响，亦或是身为女性本身性格中固有的感性，谢烨并未听从身边其他人的建议，还是选择将这段在形式上有些错位的感情进行到底。
顾城（中）、谢烨(左）、李英（右）合照
这种良好的婚姻关系并未持续太久，不久后北大才女李英与顾城在一次朦胧诗歌座谈会上意外结识，使得顾城陷入到“理想爱情与现实婚姻的激烈斗争”中。此时的顾城在身份上显然忘记自己不只是过去那个孑然一身、自由自在的“童话诗人”，而是一个已经组建家庭、应当承担责任的丈夫。因为李英近乎疯狂地痴迷顾城笔下的诗歌，这个当时还在北大读书的女孩与顾城的交往越来越频繁。作为妻子的谢烨不知出于何种考虑，与李英——这个丈夫介绍给自己认识的女孩巨细靡遗地交谈着有关顾城从创作到生活中的一切。就这样，顾城与李英的距离不断拉近，甚至认为谢烨现在的样子都是因为他的用心调教而形成的，而他与李英才是名副其实的天作之合，不幸的是这句话被谢烨听到，但她没有表露出来。
1988年李英与顾城参加漓江诗会的合照
不久之后，顾城为了追求自己理想中的自由世界，前往位于新西兰的激流岛，希望能够借此机会，重新找回与妻子最初相恋时的那种感觉。但是事与愿违，在漂流岛上谢烨发现自己有了身孕，兴冲冲地告诉顾城。但是顾城却坚决要求妻子拿掉这个孩子，因为他从来都没有规划过这个孩子的降临。作为女性，这是谢烨的第一个孩子，母性的光辉使得她无论如何都不愿意放弃这个孩子。这次顾城选择了让步，但是要求孩子必须交由其他人抚养长大。被迫答应的谢烨觉得十分无力，只能眼睁睁地望着亲生儿子被送往一户岛上的外国老妇家寄养。
漂流岛山的顾城故居 ：“半是荒草半是苔”
从这时起，谢烨已经完全不再是过去那个会被年轻男孩一时甜蜜情话或是书信轻易扣动心扉的少女了。当她生下孩子、成为母亲，她的视野已经回归到东方伦理社会女性固有的行为规范上。她一次次地瞒着顾城，跑到外国老妇家中看望尚在襁褓中的孩子。作为妻子，她越来越不能够与丈夫顾城展开交流；作为母亲，她无法把孩子留在自己的身旁，一点点地看着孩子健康成长。为了分散顾城的注意力，谢烨选择将远在北京的李英请到漂流岛上。从来到岛上，顾城就从未断绝过与李英的书信往来，谢烨清楚地知道这点，却始终未曾发声。李英的到来，使得顾城完成了理想中的“女儿国”的建构，在顾城与李英日常交流的过程中，谢烨有了更多的时间照看儿子。顾城的婚姻与人生，就好像他首经典诗歌所写的那样“你看我时很远, 你看云时很近”。理想中的那种无忧无虑，纯真美丽的王国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即使他感觉到曾经拥有过，那也是建立在妻子谢烨百般忍耐与情人李英的年少冲动上，当妻子不再选择为婚姻继续忍耐，当情人摆脱幼稚、走向成熟，顾城所谓的王国必然会分崩离析，走向万劫不复的“彻底毁灭”。在一段正常的婚姻关系中，男性与女性的功能本来就是存在差异的，无论自身的力量大小，总是应该以一种平等的态度为维持这段婚姻关系而共同奋斗与打拼。在这点上，谢烨与顾城身为为知识分子是失败的，顾城在婚姻中的拒绝成长，使得谢烨需要承担女性身份以外的家庭责任。她并没有帮助顾城走向成熟，无法让顾城认识到一个男性应当具有的责任与义务。
顾城的小说《英儿》封面
于是，当她最终对这段婚姻关系彻底绝望，选择走出这段苦守多年的婚姻围城时，引来了顾城强烈地反弹。这种反弹，累积着他心目中一直女神般存在的李英形象的崩塌，在李英选择离岛，并断绝与顾城这段外人心目中不伦不类的两性关系时，顾城的内心就深受过一次剧烈地冲击。在谢烨犹豫着是否要离开他的时候，他也曾一次又一次试图挽留这段感情。他要为挽留谢烨，这个在他眼中并不出色但却照顾她衣食起居的女人，这种背景下，他写作出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英儿》，在书中细述着有关他与谢烨、李英三人间多年的人生纠葛。只是，顾城的忏悔最终还是未能挽留住妻子离开的心。1993年10月8日，伴随着门内一席激烈地争吵，丈夫拿刀刺向决意离去的妻子，不久后又举刀刺向自己。用一种最惨烈的方式，结束了两人十多年的婚姻纠葛。
顾城，中国当代诗坛上独一无二的“童话诗人”，用诗歌塑造出他所深切追求的真善美的理想王国，在文坛上，他的影响无可撼动，冲破了文革对文学界思想的钳制，个人情感的抒发重新成为文学创作的主潮，为八、九十年代的文学界的繁荣树立了旗帜。但在个人生活上，无论身为丈夫、父亲他都是一位失败者，当他无法在思想上真正走向成熟，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性时，承担痛苦的必定是他生命中那些与他最为亲密的人。他所谓的成功，也仅限于纯粹的文学讨论中，生活方面却是社会负面教材，值得每个青年从中反思如何处理好理想、爱情、婚姻与责任的关系。
注：本文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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