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三十，我在纽约吃肉夹馍

年三十，我在纽约吃肉夹馍

英国的Chinatown被译为「中国城」，却只有一条街道，伦敦中国城比曼彻斯特要长一点，也不过百米罢了。

美国的Chinatown译作「唐人街」，却是一座座名副其实的小城，我去过最大的唐人街在洛杉矶（L.A），那条“街”足有朝阳区一般大，里头中文医院、中文学校甚至中文电影院都五脏俱全。

而美国第二大唐人街在纽约，叫法拉盛（Flushing）。

法拉盛是纽约第二个唐人街。第一个位于曼哈顿，我觉得称其为“粤人街”更合适，因为里面的人大多讲粤语吃粤菜，是第一批来美国闯荡的广东遗民。

法拉盛的中国人则来自五湖四海，他们大多本世纪才到纽约，打拼的同时也将各自家乡的美味带到了这里。

去年大年三十那天我正好在纽约，几个老同学约我在法拉盛一家川菜馆吃年夜饭。

我们到门口才发现要等位，就把名字填进了排队表格。

美国餐厅等位不用取号，只需把名字和人数按顺序填进门口表格即可，轮到时服务员自会叫你入场。

同学填完名字和人数，回头说：

“在中国可不能这么搞，后头人估计会把你名字划了写上自己的。”

我指着饭店门牌说：

“不一定吧，这不就是中餐馆吗，食客也都是中国人。”

他朝四周看了看，果然都是中国同胞，于是狡辩：

“他们都入乡随俗了。”

我去前台看了眼排队表格，前头还有十几桌，少说也要一个钟头，就和朋友说先去散散步，随后朝反方向走去。

这家饭店门口就有一群20岁上下的年轻人，他们衣着时尚，正用最地道的北京话谈笑风生。

这时路边停下一辆保时捷，一个帅小伙摇下车窗冲那群年轻人说：

“非跟这儿吃吗？这么多人，换个地儿吧！”

其中一个女孩立刻说：

“就这家，说好了吃川菜的，赶紧停车去！”

那小伙赶紧摇上窗户，一脚油门停车去了。

我听着熟悉的乡音心想：

“他们可能在纽约大学读书，也可能在哥大或普林斯顿，但不管他们在哪上学，年轻真好。”

过年本是一种家里热闹，街上冷清的节日，多数商店餐厅都闭门谢客了，但在海外华人那边却正好反着，成了家里冷清，街上热闹，春节那几天恰恰是唐人街生意最兴旺的日子，这对比有点像中西方人对待圣诞节的不同态度。

我继续朝前走，法拉盛的街道装修和国内完全相仿，我甚至怀疑红绿灯、栏杆这些设施都是从国内拆了后重组到这里，一个个行人与我擦肩而过，各种口音的中国话宛如空气般将我包裹，只有路牌上的英文提醒我现在身处美国。

我看见了眉州东坡和三人行火锅，这两家店在国内都算不上火，却也把分号开到了法拉盛。

我走到三人行门口，服务员热情的问我几位，我不好意思的说先看看菜单。

打开菜单，我发现所有菜名都没有英语，看来这家火锅店完全没想做老外的生意。

我突然想起高中翻杂志看到有篇文章介绍过纽约一家名叫「西安名吃」的小吃店，文章说那是第一家在美国火起来的北方小吃，当时我看的心里直流口水，心心念着将来到纽约一定要去朝圣。

想到这个念头，我一阵窃喜，赶紧问服务员「西安名吃」在哪，她迷茫的看着我摇了摇头，嘴里一直复述那几个字：“西安名吃？西安名吃？”

我不肯罢休，沿街问了好几个中国人，得到的回应却都差不多，这令我怀疑起那篇报道的真实性，甚至开始怀疑高中那段记忆到底是真实还是梦中幻景。

但我还不死心，走进了一家小卖部，她听到“西安名吃”同样眼神迷茫，坐在一旁的老板娘突然说：“是不是吃肉夹馍的？”

我一拍大腿，连连称是，还恨不得亲她一口。

老板娘哈哈一笑，用东北话对店员讲：“啥西安名吃，就是肉夹馍。”

店员也恍然大悟，笑着对我来说：“我们这里都直接叫那家店肉夹馍，没听过什么西安名吃，肉夹馍就在前头两个红绿灯右拐。”

我走出小卖部，腾云驾雾般过了两个红绿灯后右拐看到了肉夹馍，门口有五六个人在排队，他们是一起的，一口气叫了十个肉夹馍。

我耐心等着他们的肉夹馍做完，轮到我时肉夹馍小妹跟我开玩笑：“你不会也要十个吧？那我可做不动，刚才那几个人真像鬼子进村。”

我笑了笑，伸出一根手指。

她熟练地帮我切好炖肉塞进馍，我尝了一口，并没有想象中好。

我去过西安，吃过秦豫和子午路的肉夹馍，「西安名吃」比起他们当然远远不及。但不知为何，我并没有失望的感觉，反倒觉得心满意足。

我吃着肉夹馍往回走，经过了一座不知叫什么的高桥，桥上恰好有一列不知班次的火车驶过。

高桥底下，我看见刚才排在我前面买肉夹馍那几个人，其中一个女人吃了一口后惊叹：

“噶好切啊，再买几个回宾馆把伊拉切。”

（那么好吃啊，再买几个回宾馆给他们吃吧）

原来他们是上海人。

其他几人也点头称是，熙熙攘攘的调头朝「西安名吃」走去，迎面与我交错而过时，他们七嘴八舌的上海话回荡在桥洞底下，与渐行渐远的火车声融合在一起，我听着这一声声余音绕梁，闻着肉夹馍那扎实的肉香，忽然觉得这辈子都没有如此安全感爆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