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卷化”是最近网络上特别流行一个词，一般用于形容某个领域中发生了过度的竞争，导致人们进入了互相倾轧、内耗的状态。典型的内卷现象包括高考，大学录取的名额有限，家长又都希望孩子上好大学，大家只好没日没夜地备考，形成恶性竞争。
“内卷”，英文叫 involution，最早的拉丁文写法还是康德发明的。把involution与同一词根、表示“进化、演化”之意的evolution对照起来，更加突出了这一概念的本质义涵：“向内演化”。从这个词来看，其实“内卷”只是个中性词。
“内卷”作为一种现象，最早美国人类学家亚历山大·戈登威泽（Alexander Goldenweiser）从艺术角度提出来的。它特点是特别精细，看起来相当复杂，有各种细微的层次。
到了1963 年，美国克利福德·吉尔茨（Clifford Geertz）提出了“农业内卷化”（agricultural involution）概念。吉尔茨在观察了印度尼西亚的稻米种植后，在他的《农业内卷化：印度尼西亚生态变化过程》（Agricultural Involution: The Processes of Ecological Change in Indonesia）一书中指出这样一种现象：随着人口增加等因素，为了维持一定的人均产出，当地人对稻田的劳动投入越来越大，但始终没有促成生产效率更高的技术变革。吉尔茨称之为“Agricultural involution”，即农业领域的向内演化，其表现形式是“过密化”。
格尔茨直接借鉴了戈登威泽的概念，他总结内卷就是「某文化达到某最终形态后，无法自我稳定，也无法转变为新的形态，只能使自己在内部更加复杂化。」
黄宗智1985 年出了一本书叫《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其中提到中国的小农经济，劳动力过多，土地又有限，形成了一个“过密化增长”。特别是黄宗智发现，单个劳动力的产出已经出现了边际生产率递减的情况。这也就是说投入到土地中的人越多，平均每个人就越穷，可以说已经是内耗了 —— 黄宗智把这个现象叫做内卷。
他所谓的内卷，指的其实是“马尔萨斯陷阱”。
马尔萨斯陷阱
马尔萨斯陷阱发现者自然就是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2.13-1834.12.23）。简单来说，就是人口增长是几何级的。而生存资料，比如粮食的增长，不可能是几何级的，只能是算术级的。所以，经济增长的结果如果导致人口增长，那就坏了。因为所有的增长成果都被新增的人口吃掉了。然后经济开始下滑。这是一个死循环。这个死循环，就是马尔萨斯陷阱。
举例，从明清到1968年，这六百年里，中国粮食产量增加10倍，人口也增加10倍，耕地面积增加了5倍。人均粮食和人均收入都不变，也就是人口的增加，抵消了技术进步以及耕地增加。这种情况，有学者给了个时髦的名词，叫低水平均衡，本质其实还是马尔萨斯陷阱。
向内演化的实质
逻辑上的一个词“演绎法”，演绎法是基于现有的知识或假设，推理出各种复杂的演化，逻辑上来说，推演结果和推演的前提是等价的，也就是说推来推去其实没有什么新知识产生。然而这种在一定限定范围内的向内演化并不是毫无意义的。
典型的例子比如欧几里得几何。
欧式几何的五条公理是：
2、任意线段能无限延长成一条直线。
3、给定任意线段，可以以其一个端点作为圆心，该线段作为半径作一个圆。
5、若两条直线都与第三条直线相交，并且在同一边的内角之和小于两个直角和，则这两条直线在这一边必定相交。
五条公理是：
1、等于同量的量彼此相等。
2、等量加等量，其和仍相等。
3、等量减等量，其差仍相等。
4、彼此能够重合的物体是全等的。
5、整体大于部分。
欧式几何凭借5条公设和5条公理一路推导出了一本“几何原理”，其本质就是在公设和公理的限定范围内，不断向内演化。纵然后来又出来了“非欧几何”，我们也不能说这种“内卷”是没有意义的。
你能说数学上的“推导”是没有意义的吗？
所有的理论和模型在不同程度上都是不完整的，它们需要不断接受更加广泛的领域内日益精确的实验和观察数据的测试与挑战，并由此得到修正或延伸。这是科学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了解理论适用范围的边界、预测能力的局限性及对例外、反例和失败的不断研究，这种“内卷”引发了更深层次的问题与挑战，促进了科学的持续发展，并带来了新的观念、技术和概念，从而达到以“内卷”推进“外卷”的结果。
当经过对已有理论不断的深耕之后，达到升维的状态可就不是低水平的复杂了，它甚至相当于演化出了另一个新东西。
内卷在某种程度来说是好的，我们要避免的是“过度内卷”。
据此，我来举几个例子：
“红学”就是对红楼梦的研究。曹雪芹一本书，不知养活了多少人。就这么一本小说，一两百年来无数学者翻来覆去地发掘，你还能整出什么来呢？但是研究仍然在深入，精细还能再精细：现在已经有人拿红楼梦研究管理学、经济学、研究菜谱。它的确是个学问，但，请允许我斗胆用个词，这相当于“螺蛳壳里做道场”。
有个网友的分享：
“我感觉国内的科研也在内卷化。我是做有机化学合成方向的，简单来说，就是去找到各种合成目标有机物的方法（比如抗癌药物，功能材料之类）。在这个领域，大牛组可以说是过得顺风顺水，要么是完整地合成一个有价值的药物分子（比如最近合成出来的瑞德西韦），要么是找到一种从自然界大量存在的原材料合成之前难以获得的物质的通用方法，他们做的工作有没有用呢？非常有用！
但我们这一行的人实在是太多了，要探索有机化学的新边疆并不是那么容易。但各课题组也要养活自己呀，怎么办呢？只能是“低水平重复”，严格来说，并不是“重复”，毕竟是科学研究，重复的成果是不能发表的。大多数同行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稍微改变些东西，比如换个基团，换个反应条件（在头部课题组大牛看来根本都是一回事）就发表了。这些工作有没有用呢？也有用，毕竟为有机合成领域提供了新的信息，但是“智力含金量”比较低，俗称“水文章”。大家都知道是这么个情况，但老师要吃饭，学生要毕业，这个系统就只好这么演化下去。”
“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
吉尼斯世界纪录很多内容确实能够体现人类更高、更快、更好的精神。然而：
“黑龙江省2045名品鉴者在哈尔滨市拼成“米”字图形同吃米饭，成功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
“2万人齐跳广场舞 桃花源将创大世界吉尼斯纪录”
挺好的，说明中国人很多。
然后呢？
我们的学生时代，历史课上肯定会提到四大发明。而且大家都知道，当时的四大发明是比欧洲早好几百年的。早在十一世纪中期的中国，毕升就发明了陶土制成的活字，发生的时间比古腾堡早了300年左右，而中国的蔡伦所发明的纸早在古腾堡发明活字印刷术以前就传入了西方。
那么，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由向内演化的精耕细作发展到新的飞跃模式，没有凭借内卷对新理论的正反馈作用实现新的科学升维，没能摆脱过度内卷呢？
大分流
据英国计量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研究推算，中国自1300年（元朝中后期）人均GDP达到600美元，并一直保持至明清时期；西欧1500年人均GDP为772美元，1700年增长至997美元，1820年已是中国的2倍。换句话说，中国人均GDP早在晚明时期，就被西欧超过，到“乾隆盛世”的时候，差距进一步扩大。
欧洲在1400-1500年左右打下日后腾飞的基础，为什么中国迟迟不能打开局面。这就是我们要说的“大分流”。（参考彭慕兰著作“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1800年以前是一个多元的世界，经济没有“欧洲中心化”，西方也没有明显的内生优势， 随着19世纪欧洲工业化充分发展，西欧中心开始占据支配地位，出现长期技术进步，大幅甩开世界其他国家。“大分流”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有说是“第一次工业革命”、“大航海”、“文艺复兴”。
有一个更有趣的观点，是源于“印刷术”。1450年前后，德国工匠Gutenberg创造了金属活字排版印刷技术，提高了印刷的质量和效率，使信息得以大量迅速复制，为报业的诞生创造了技术条件，标志着大众传播时代的来临。
印刷技术的进步后掀起了天翻地覆的改变。书籍打通了知识链接，学习成本降低。从商者可以轻松地了解到运用哪种技术更好的提高制作工具，技术驱动利润，利润的增长激发了财富意识。
1450年之后科学类出版物比例大幅上涨，高等学府科技类课程开课率在印刷革命之后显著增加，不仅仅给学生，也给未来从事工作的雇主创造更多的价值，价值增长的同时，也自然驱动了更多科技类课程的增设。从宏观的角度来讲，经济学说：个体的逐利动机可以带来整体的福祉增加。
有人就担心，竞争会不会阻碍知识传播。事实上，知识具备外溢性，印刷术革命后科技创新呈现不断上升，从事科学研究的科学家人数整体增加，竞争氛围之下，知识和人才在不断外溢，而整体是增加的。这样的竞争带来的是整体知识总量的提高。
反观中华帝国，当时社会阶层主要的社会形态有两大支柱：郡县制中央集权和科举取士。通过科举制度谋得社会地位是人们追求生活稳定富足的最直接方式。在农耕社会下，科举制的繁荣，就是把优秀的人集中在体制内，参与既有资源分配。官僚体系成为当时社会上升的重要通道。
可能会有疑问，优秀的人进入权力阶层，难道不是好事吗？从远古部落开始，我们的祖先就是选择最德高望重、最有能力的人当领导，难道不是越有能力越能带领大家朝正确的方向发展吗？
达尔文与自然选择
自然选择指生物在生存斗争中适者生存、不适者被淘汰的现象，最初由C·R·达尔文提出。谢平（2014）认为，从生态学的视角来看，在生命进化洪流中的自然选择，绝不都是漫无方向的。
我从物理学角度尝试分析——虽然不同的生态功能类群，受到不同的选择压力，具有不同的演化方向，但是总体来说有个大体的方向：因为能量是一切有机物生存的绝对基础，没有能量任何生物都不能生存，上至庞然大物下至微小细胞概莫能外，所以，为了能在自然选择中留存，必须尽量多的汲取能量，并且尽量高效的将能量传送至所有器官，然后尽量提高新陈代谢（目的是提高使用能量的能力，能量太多反而会爆炸，提高使用能量的功率以对抗自然竞争者）,最后尽量频繁的取得自然的反馈以进行调整优化。最终的结果就是能量的传输网络尽量达到最优化并实现最佳的抗阻匹配。
阻抗匹配技术最早应用在电气工程领域，随后的发展使其应用不再局限于此，而是广泛应用在涉及能量从源端传输到负载端的领域之中，比如声学系统、光学系统以及机械系统。反之则叫做阻抗匹配，指素材之间由于阻抗不同引起反射，使能量无法顺利传递。
它不仅应用于人体的运转，而且应用于许多在日常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技术之中。例如，电话网络系统利用阻抗匹配使得远距离线路的回声最小化；大多数扬声器系统和音乐器材都包含阻抗匹配机制；中耳里面的骨头为鼓膜和内耳提供了阻抗匹配。对“阻抗匹配”的一个非常有用的比喻就是社会中的交往活动。例如，无论是在一个社会、一家公司，还是一次群体活动中，尤其是在婚姻关系和朋友关系中，社会网络的平稳、高效运转都需要良好的通信，信息要如实地在集体和个体之间传输。当信息被驱散或“反射”时，例如有一方不在听，它就不可能得到如实或高效的处理，并不可避免地会造成误解，这个过程类似阻抗失配带来的能量损失。
请原谅我扯得有点远，我想强调的是，同样是印刷技术的进步，中国甚至早于西方300年，受到社会体制的影响，读书是为了在科举考试中压人一头。等到了体制内，驭民的水平、管理和搞政治的水平成为“上升”的主修课，最终的奖励是对存量资源的分配权。在进入体制内之后，知识人与知识之间形成了“阻抗失配”。科技发展的传输路径就此断开。
上图反应了国内某种风气，街道办，啧啧。。。真香啊。
国家组织的自然选择
再说回到内卷。大众媒体上这个词的流行，更多是象征性地使用，用一个具有陌生感的词，表达出对恶性竞争既有困惑和不满又无可奈何的情绪。然而内卷化概念强调的并非边际报酬的变化或者马尔萨斯陷阱，而是结构限制下系统内向的复杂化，这种复杂化不一定是恶性的。通俗地说：可以存在“好的内卷”。
技术的背后是科学。在目前相对论、量子力学等基础科学限定的范围内，积极的“内卷”深耕技术应用是好的内卷。然而一个有趣的发现是，中国善于把已有的知识做具体而细微的应用，应用能力强，应用水准高，未来也许会形成具体产品，这部分在顶级期刊上的文章数据远超于美国。但是在原创科学作品上，仍然存在差距。也就是说，“外卷”能力我们还处于劣势。
清朝的农民就是再精耕细作，能在土地上种出花来也干不过外国的坚船利炮，而那些更高维的武器的背后，是牛顿、爱因斯坦等大牛的杰出贡献。
在《三体》里，人类的大型粒子对撞机被三体用智子锁死后，人类文明也在继续发展出各种绚烂多姿的创新，还组建了一套庞大的太空舰队，人类都对自己当前的科技发展相当有信心，认为一定能战胜三体人。结果三体派来的一个小水滴，就想切豆腐一样将人类的太空舰队瞬间给灭了，人类这才陷入了恐慌。
更进一步的基础物理被锁死，任凭在现有的技术上再怎么雕琢，也抵不过人家的小水滴，因为你被“降维打击”了。你就是“卷”上了天，你的天花板还不如人家的地板高。
生物进化的“提高新陈代谢,频繁地取得自然的反馈以进行调整优化”，从国家竞争的角度，就是更开放、更宽容、更多样性，减少禁区，同时建立能让恶性竞争和不正当竞争得不到好处反而更吃亏的社会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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