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还亮着，但马上要暗下去了。天际线泛着一圈微弱的红光，像是烧得卷起来的纸张的边缘。地面积攒的热度还未褪去，夜空的湿冷只在头顶盘旋，要来不来的。初夏就是这点儿不干脆最让人不耐烦。和家人们站在医院的院子里等车，车也迟迟不来。这样烦躁的湿热简直要把人逼疯，像是一只手从鼻腔伸进去，然后揪住肺叶把它粗暴地拽到体外。
“让一让，让一让。”
我和妈妈立马往旁边挪了一步。几个医护人员推着一张带滚轮的病床从大楼里出来，下坡时刚好从我和妈妈身边过。床上躺着一个吸氧的年轻男子，脖颈和光溜的肩露出床单，瘦得骨头像是要挣脱皮肤，新剃的光头还看得出乌青的发根。地面并不平整，病床落地时颠了一下，他棉被下的身体也轻微地弹了弹。他的眼睛一直闭着，他没有睡着，他只是不想睁眼。
我约莫是错过了整场日落。两个小时前，我站在同一个地点，那时太阳还毒辣。下午收到父亲的消息，说奶奶状况不好，让我立刻来医院。我住在城市另一边，奔波辛苦，父亲极少让我两头跑。他发完消息又立马打电话，话没说完匆匆挂断。我和奶奶没什么共同生活的经历，但这种猝不及防的意外还是让我心里狠狠地乱了一下。这个时间她本来应该出院，但昨晚不知怎的突发状态，抢救了一夜。到医院后，我站在住院部楼下等父亲，想着一会儿见面要不要先拥抱他。他从楼里急匆匆走出来，我远远地叫了他几声，他好像没有听见，一个劲儿地走。我跑到他面前，拉住他的手臂喊了他一声：“爸爸。”他从包里掏出陪护手环让我带上，同我讲话却不看我，视线直直地越过我看着某样东西，我不知道他在看什么。这栋楼进出病房的人很多，大多是家属，零星几个穿着病号服的。我穿过这种统一的病号服，非常肥大，不用手攥住衣服裤子都会往下掉，所以病人们走路的姿势都有些古怪。好几分钟才等得到一部电梯，满满当当塞得都是人，却没人玩手机。所有人都和父亲一样目光约过所有人，茫然地看着前方。有位大叔拎着几份打包的饭，筷子掉在了地上。我帮他捡起来，他特别小声地讲：“谢谢，筷子把到我就可以了。”
门开了，叔叔他们都站在病房外的走廊上。他老了，我第一次发觉他和我爸爸长得很像，他也有那种越过所有人的目光。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都自己苍老了，或是爸爸变得幼小了，总之，我和爸爸像是同龄人了。走廊外的家属没有人哭，没有人皱眉，所有人的脸都像是修正带涂改过，一模一样的空白。进入到这样的环境，我像是误入东海的淡水鱼，手足无措快要溺死在水里。我拥抱了叔叔一下，他的慌张并没有好一些。姑姑在病房里招手让我们进去，奶奶醒了。我几乎认不出来老太太，特护病房里躺着的病人全都没有隐私，床单下的身体都光裸着，这样方便医生查房和急救。各种管子和仪器的接线从床单下软软地露出来，人的生命体征被简化成三条波形画在电子屏幕上。医生当着病人的面站在床边和家属们询问病情，姑姑把手机里的照片一张一张地划给医生看：“这是昨天晚上吐的血，好像比今天的血要黑一些。”医生问：“家属里面谁拿主意？我们定一下治疗方案，出去说。”姑姑交代我守在床前，她和其他大人跟着医生出去了。我看到她穿着家里的拖鞋，我奶奶在乡下老家买的那种。以前爸爸说他十七岁去重庆上学，有一条同一天出发的船在路上沉了。那时候通讯不发达，家里看到报上的新闻吓得半死，爷爷奶奶立马带着叔叔坐船去学校找他，找到人的时候叔叔还穿着家里的土拖鞋。
姑姑一离开，奶奶就睡着了，她几乎没什么说话的力气。虽然有吸氧，但还是张着嘴很用力地呼吸，嘴唇包不住牙齿，两排牙齿咧在外头不停地发抖。我以为她冷，但她的体温并不低。重症病房不小，一张床紧挨着另一张，整个房间里却只有一扇窗，在隔壁床的墙上。但他们的家属嫌西晒太热，早早地把帘子拉上。其实就算不拉上帘子，病人的那个角度也看不到外面的风景。重症病房是个无情的高压锅，它把外部世界的所有秩序都压得稀巴烂，把你的灵魂连同五脏六腑统统压变成粘稠腥膻的一团呕吐物。在这里的人只有两个身份，家属或是病人。十几年前，我的外婆也是在这样的病房里度过了一天又一天吗。婆婆，头发剃光了会不会很凉。婆婆，你还痛吗。你在病房里，是不是也看不到夕阳。
从医院出来，我还是选择回城市另一头的家，妈妈说你最好还是回自己家。我知道的，虽然辛苦，但我想一个人待着。送我到地铁站时，妈妈说如果有天到了要做开颅手术那一步，你不要救我。我说妈妈我现在不想聊这些。那个很瘦的男子的身体又在我脑海里弹了一遍。下地铁的时候，天黑得彻底，风也冷了下来。我扫了一辆共享单车骑回家去。
我身后有一千个日落穷追不舍，我眼前的夜晚一片茫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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