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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姑不姓黄。
因为从小家里穷，再加上营养不良，几根稀疏的黄发软软地搭在大大的脑袋上，又是家里最小的，当地称小女孩为黄毛丫头，就喊她“黄姑，黄姑。”这么一叫，名字就传开了。其实真名查爱珍。真名除了上了三年级的那一帮同学喊她外，没人喊她。久而久之，真名竟没几个知道。她也不讲究这些，农村人，取名阿猫阿狗的多了去了，有称呼就行。
她出生时，农村实行集体劳动，她一大家子兄妹五个，一家子七口人仅靠父母在生产队里挣点工分分粮食，根本不够吃。吃的不够，更别说穿的了。老大的衣服老二穿，老二的老三穿……年终队长一算帐，他家超支很多。于是她的酒鬼父亲当机立断，让黄姑从学校回家，给生产队放牛挣工分。黄姑一句话也没说，那年春天，她没去上学，留在家里帮忙干活，放牛。
黄姑清楚，就这几年学，还是她的母亲和酒鬼父亲打了无数次架才争取来的。她的母亲个子矮，加上起早贪黑地劳动，背成了一张上弦待发的弓。她为了挣点油盐钱，天刚亮就在门前的大河边捞虾摸螺丝，走上五里地，去集上换点零花钱。黄姑父亲是无酒不欢的，如果哪一次母亲去集上没买酒，就会和母亲大吵一架，甚至出手打人。有一次她母亲卖货后，没给父亲买酒，给黄姑买了两本本子。后果可想而知，父亲不但把黄姑的本子撕了，而且借着酒劲把母亲拖出门外，踹了几脚。
她的母亲硬是忍住没哭。黄姑偎在母亲身边哭了，对母亲说，不念书了。那天晚上，天很黑，母亲在屋后的山上的柴垛里把黄姑搂得紧紧的，准备在柴垛里过夜。黄姑看见天上的月亮升起来了，启明星和月亮挨得那么近。
正是初秋，下半夜有了凉意。月亮很凉，雾升起来了，山上的树木黑森森的，黄姑一直想象着那里是不是藏了什么。近处传来哥哥和姐姐们哭作一团的声音，父亲的谩骂声。
黄姑想让母亲回屋，但母亲不肯。星星亮起来了，象无数的宝石嵌在空中，母亲教她数星星，一颗，两颗……
黄姑醒来时，却发现自已睡在姐姐身旁。
姐姐说，妈妈早上去河里捞虾笼了，现在正在集上呢！
黄姑一骨碌从床上起来，穿好衣服，往生产队的牛棚奔去……
黄姑放牛的第二年，农村实行承包责任制。家里经济好了一些。两个哥哥已经去建筑工地做工，姐姐也已经学缝纫，都有点收入，牛现在每家轮流放，黄姑自然也就无事可做了。十一岁的年纪能干什么呢？母亲想让她重新去上学，但是她却不愿意了。她于是和母亲一起在家里干农活，洗洗晒晒。
父亲还是一如既往地喝酒，从地里回来，坐在椅子上，就等母亲的饭菜上桌。
有一天，父亲从地里回来，兴冲冲地向门里喊：“黄姑，黄姑。”
黄姑正在和母亲做饭，听到父亲喊他，急急地从厨房跑过来。
“县里李书记的儿子有个三岁的孩子无人看管，村干部到找人帮带孩子，一个月二十元。黄姑可以去，我答应村干部让黄姑去。黄姑明天就去人家里去看孩子，早上七点去，晚上五点回来。”
母亲看了黄姑一眼，黄姑点点头。
黄姑去了李书记儿子家，当了三年的保姆，直到李书记的孙子上了幼儿园。李书记和村长说，这个小姑娘又勤快又聪明，就是性格倔了点，认准了的事，不成不罢休。
父亲嗜酒，两个哥哥却滴酒不沾。大哥二哥相继成亲，在村里成立的建筑公司当砖工。父亲也找到村长，说要去，村长怕他喝酒误事，千叮呤万嘱咐，不要喝酒。给他按排了一个门卫的工作，每月工资五百。
父亲为了赚钱，也算是忍了，每天只在晚上喝上二两。
那天工地上来了一批人，听说是来参观的。父亲热心地介绍工地的情况，和一些人渐渐熟悉起来。谈到两个儿子，更是眉飞色舞。
晚上，村里招待来客。大哥二哥是骨干，自然也在。其中有人说到他们要招一些业务能力强的人去他们工地，村长爽快地答应了，作为业务单位交流，自然互帮互助。
二哥去了江苏的一个建筑工地，黄姑也和二哥也一起去了，直到父亲出事。
父亲死于一场车祸。据村里人说，是酒喝多了，横穿公路时被一辆过路车碰到后直接倒地身亡。
黄姑和母亲的悲伤没有持续多久，她们似乎早已料到，酒，总有一天会断送父亲的命。
父亲死后，村里来人慰问，陪了十万元，并且告诫黄姑家人不可外传，因为喝酒加不遵守交通规则被撞是不能陪款的，是村里想法设法找了好多人，打通了好多关节，才获得了陪偿。
黄姑去了父亲的值班室。值班室里没有空酒瓶，只有半瓶酒搁在窗台上。床上堆了一些衣服，并没有酒味。前一段时间和父亲通话，父亲说现在酒量不行了，只是偶尔喝点酒，至多一杯，二两。
父亲还未下葬，村干部说，赶紧火化，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黄姑和哥哥商量了一夜，按照农村的规矩，是要选日子的，草草下葬，会对下人不利。但村里催得这么急，这如何是好呢？
哥嫂、黄姑的意思是选个好日子，正在犯难之际，家里来了一位老人，老人是和父亲轮流值班的老王。老王急匆匆赶来，“咚”的一声跪下，两行眼泪落了下来。
“老哥，你这么急就走了咧，不是说好咱们要喝一杯的吗？”黄姑一听，立马拉住老王，打听出车祸那晚发生的事情。但老王象块木头，一句也不说，直是一个劲地掉眼泪。
黄姑急了，把老王拉到一旁，忙问：“我爸那晚喝了多少酒？”老王直摇头，再问，还是摇头。
哽咽了好久，说道：“那晚我和你爸交班，你爸把我送到村部外面的公路，说了好些事情，然后分手，说好两人第二天白天去找村长办事，谁知道你爸竟然在过马路被大货车撞了……然后，我就打了村长电话，村里来人，村书记让我离开。太突然了，我……老王说不下去了，哽咽了很久，说道，你去值班室看看你爸的手机还在不在抽屉里，抽屉有锁，我和你爸每人有一个抽屉，用来放各自的东西。如果找到的话，你拿给我。”
黄姑来不及和哥嫂商量，直接去了村部。值班室没有，老王好象到楼上去了。
一把锁锁住了抽屉，钥匙不知道放在哪里。
黄姑在枕头下面找了一遍，没有。
又在被子下面找了一遍，也没有。
四周没有父亲的衣服，破旧的壁柜里有半瓶酒，瓶口上面罩了一个小酒杯。黄姑看到酒瓶，心里升起一股无名怒火。小时候总看到父亲醉酒，特别恨酒瓶，现在父亲又因为喝酒过马路送了命，更是气不打一处来。虽然她小时候不喜欢父亲，但近几年，父亲改变了许多，可能是家庭经济好了，也可能是她远走他乡，父亲对她的牵挂不比对哥哥少。黄姑还给父亲买了手机，教他视频，父亲爱听戏，她又教他学会手机里的录音机，录好听的戏。
父亲其实人很聪明，只是被酒耽误了。这几年，在村里和村长，书记打得火热，不比那些年轻人差。回家时，母亲也说过，现在不像从前了，以前动不动喝酒打人，现在喝得少，脾气比以前好多了。
黄姑想到这里，还是叹了口气。抬头拿起酒瓶准备扔到外面，却发现酒瓶下面压了一张纸条。
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张发票。发票已经有了折痕，而且有一处有裂口。但是上面字迹清晰，上面写着：大荒地占用费五千元。收款人是村部，交款人是王爱民,收款日期是二十年前的某年某月某日。
王爱民就是老王。老王在二十年前在村里买地？
这时，老王进来了。看到黄姑手上的发票，拿了过来。
“唉，我老糊涂了，正准备拿发票去找村支书，结果却忘了自已放在值班室。
“手机呢，找到没有？”老王问。
“还没有。”黄姑说，黄姑思忖：“老王这么急着找手机，手面藏了什么秘密？”
老王说，我来找找看。老王到处翻了一遍，没有。
黄姑知道，父亲不习惯带手机，经常把手机放抽屉里面。但是手机不在抽屉，那晚是不是在身上呢？
父亲是被横撞的，如果带在身上，要不成了粉末，要不就被甩出去了，哪里能找到呢？
黄姑连忙回家。村里来了很多人，母亲哥嫂们在商量去殡仪馆尽早火化，让父亲入土为安。
黄姑来到母亲房间，定了定神。事情太多了，她一下子理不清头绪。
哥哥商量请个道士，为父亲超度后，第二天去火化。
道士念经前，母亲说：“他生前爱听戏，放一段戏吧。”
道士问：“什么戏？”
母亲来到房间，看见黄姑直楞楞坐在床沿，说：“把梳妆盒子打开，把你父亲手机拿来，那里面有他爱听的戏。看看哪段他最爱听，就放那一首。”
手机在家里？黄姑一惊，赶紧去梳妆盒去拿。
手机静静地躺在那里。发着黑幽幽的光。
黄姑打开录音机，一段黄梅戏腔飘了出来。“谁料皇榜中状元……”突然一段录音放了出来：“李县长，当年买地的时候，是三万元，现在卖给涂大钱开发，是一百万一亩。村里只能归还一万元，那多余的钱可以找涂大钱。”后面一阵杂音，大概是村里来人了，录音也断了。
黄姑愣了一下。拿了自已的手机将刚才那段录音录了下来，将父亲手机里面的删了。又找了一段黄梅戏的录音放给道士听。最后将手机归还到原处。
第二天，老王来到黄姑家，问手机的事情。黄姑直接拿了手机给老王。老王打开录音，听了一会，失望地叹了口气。
父亲安葬后，黄姑留下来准备去一趟大荒地。
母亲说，那块地现在已经变成商品房了，开发商是涂大钱。据说花了上千万买了那块地。
二十年前，生产队为了架电线，没钱。就通过村里卖了荒地。当时一共卖两亩地，卖给八个人。每亩一万元的价格。生产队除了留下架电线的钱外，其余的以家庭人口为单位，平分了那些钱。
这八个人里，有县里头头脑脑的亲戚，当然包括李县长的远房侄子。也有村里大小干部的三大姑八大姨。唯独老王是个普通老百姓，当年他在村部干杂活，老村长生病，他前前后后照顾，老村长可怜他是个外地人，一直暂居在村里，就给他分了一块地，收了五千元。
二十年间，其余七个人，要么在大荒山建了房，要么重新划了地，只有老王和李县长一个远房侄子钱也没退，房子也没建。老王和老查现在都值班，老王和老查平时谈起来，愁得狠。
他想拿回五千块钱，但是村支书说，那块地已经不归村里管了，县里统一规划，当年卖地不算数。还钱要等村里打报告，等相关部门批复。
但是大荒地的老百姓都清楚，那块地早卖给了开发商，钱也分到村里了，村里老百姓也拿到了占用费。老王的钱却悬了空。
五年前，老王就开始打村里要钱，村里一拖再拖。无非是手续没有办妥，还要等。私底下，那些头头脑脑七大姑八大姨早就拿了钱回去了。
唉！老王也是可怜，一个外地人，为了这块地一直留在这里值班，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拿到那笔钱。
黄姑清楚了事情大致经过。
黄姑找到老王，说：“我给你五千元，你把发票给我。”
老王回家拿了发票，递给黄姑。黄姑让他写了收条，告诉他，如果村里人问起来，就说你把那块地转给我了。老王答应了，准备接了工资，回老家。
黄姑说，“你别走呀，待几天再走。”
老王欲言又止。
在黄姑拿到发票的第二天，老王找上门来，拿了五千元要还给黄姑，并且想要回发票。说村长打电话给我，让我去拿钱。不麻烦你了。
黄姑放了一段录音，正是父亲手机那段录音。
老王一听，急了。
就听你父亲说过，他们拿的钱根本不是原来二十年前的价格，而是现在的地价还钱的。但是我没有证据，那天，你父亲说他手机里有录音，我想找你父亲要手机听，却没想到，你父亲当晚出了车祸。
我糊涂呀！老王垂头说道，你父亲当晚根本没喝酒，那天晚上我们一起在外面吃饭的，就是说我的地钱的事。你父亲说他可以帮我多要点钱，我去村里找村长，村长说没有证据，说你父亲酒喝多了。本想要你父亲提供录音，想不到结果他却出了车祸。
“没有喝酒？”黄姑如梦初醒。难怪村里催着早点办完丧事，怕我们知道根本没有喝酒；怕父亲帮老王要钱。如果没有喝酒，那么陪款根本不止十万块钱，这帮人，就这么糊弄老百姓呀！
黄姑拿着老王的发票到了村部。
村书记看见黄姑面无表情。黄姑拿出老王的发票：“这个占用费拖了这么久，是给钱还是给地？”
村支书瞟了黄姑一眼：“老王的事情，你操的什么心？再说不是和老王说过了吗，现在地归土地局审批，如果要地就找土地局，那块地不还摆在那里；如果要钱，找县里当年土地规划局成立的“通城路”指挥 部，指挥部当年不允许私人建房，统一安排用地。找村里有什么用。再说，当年卖地是老村长给的，我们都不知情。“说完，拿过报纸漫不经心地看，埋头不理黄姑，肥胖的身体把椅子挪了挪。
黄姑二话不说，直接到了土地局规划科。规划科的科长拿出县城规划图。黄姑说了大荒山的位置，科长说：“那块地早被钱大发开发，没有通过土地局，你可以去镇里要地，让他们重新划地给你。”
村里说地还在，土地局说地已经开发，那么倒底在不在呢？
黄姑拉上老王，来到大荒地。老王说，那是一块荒山，当年老村长给他划地的时候，就去看了一次。他记得那个山坡上，有一间红砖瓦房，一片青翠的竹林掩印在房后，两个孩子埋头写作业。
可是哪里有红砖房的影子？竹林也不见了。到处坑坑凹凹，钱大发开发的房子还在兴建，半山腰上有很多建筑工人。一间民房倔强地立在商品房的墙角，门前就是几米高的悬崖。门口蹲在一位中年人。
黄姑和老王上去询问。
“那块地早被钱大发开发了，今天还有地。当年买地的人早拿钱回去了，都二十年了，怎么拖到现在？这荒山是我们小队的，当年我们分了钱，前不久又拿了一笔钱。”
黄姑准备问一个挖地的老人，不一会儿村里的老黑蹲在地头。老黑是黄姑小学三年级里的为数不多的同学，上次村里投票选举进了村部。以前是这个荒地生产队的会计，按理说，他特别清楚。
黄姑问：“你在干吗？”
“我看有没有村民焚烧桔杆。”老黑漫不经心地回答。但是目光却盯在刚才黄姑和老王去的荒山：“看，那地不在那里，你要地找土地局要，只要他们审批，就可以建房。”
黄姑看他努起嘴的方向，除了菜地，就是沟渠，还有乱七八糟的脚手架，杂树丛生。谁也不知道他说的“那里”的具体位置。
黄姑断定这事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要不然为什么总是隐瞒实情。村里说地还在，土地局和老百姓都说被占用，这其中到底有何隐情？
黄姑索性到了规划局的指挥部。当年的负责人说：“那块地呀，十年前就被县里征用了，钱早就分到老百姓头上了。前不久也有一个人来问，好像就是当年通过村里买地的人，我们规划局征地后，不过一个星期就会转帐给村里，不可能拖那么久不给钱的呵。”
黄姑听完，直接来村部。
书记坐地办公室里，黄姑进来后，他头都没抬。
“你是找我还钱么，钱老百姓分了，要地么，地也不归我们支配。当年那块地又不是我划的，找我有什么用？”
老村长早年去世了，这地就成了一笔赖帐了。可是村里的发票可是盖的是村里的名字，难道村里不用管么？这上届的事情，下届的领导不用问吗？
黄姑想到镇里去问个明白。
镇长不在，镇长办公室里有个人见她来，问了大概，说道：“你们这些老百姓不知道，现在村里要钱都要层层审批，即使还钱，还要等县里一层层审批。回去等。”
这时电话响了，是村长打来的。
态度大转弯：“你们等几天，我们打报告向上面要钱，现在章都盖了好几个了，还差几个章就下来了。”
黄姑和老王回家，准备等几天。
一个星期后，老黑找到黄姑说：“咱俩同学，村里现在钱还没到位，如果急着要，村里先垫钱，可行？”
想不到事情突然来这么大转弯，一会儿说没钱，一会儿又说村里垫钱，她觉得这里面一定有鬼。
她不紧不慢道：“不急，给钱要算帐，当年的地价和现在一样吗？如果给要好好算帐。”
“都是原价退还了几位买地的人。不信，我们村里的帐本翻给你看。”
黄姑不信，怎么会信呢,她还有录音呢。
她拨打了市长热线投诉，热线只接了一次，就不接了。她连拨八次，那头的人烦了，“回村去问。”直接挂了。
她没有回村，又到了镇里。镇党委书的门关着，她敲门过去。
这个镇党委书记是从乡下镇刚调上来的，一见老百姓直接找他，大手一挥就撵她走：“去，去到楼下有信访接待室。”
黄姑不去。
党委书记叫道：“再在这里胡闹，让派出所铐起来带走。”
黄姑一听：“原来国家工作人员就这么对待老百姓的吗，我今天就不走，你来人铐我，我要问问是不是老百姓不能找镇里干部，找干部就要被铐起来。”
说完，一个电话直接打到某部门。那头传来普通话的声音：“欢迎反映问题……”
一会儿，镇党委书记端来一杯茶，让她进去喝。
黄姑摇摇头，径直走出大门。
从村到镇再到政府职能部门，就差县政府没去了。
估计县里也是一样的。地是高价卖给开发商了，钱分给老百姓了，老王的钱成了疑问。当然村里现在想以原价还钱，但是黄姑不想要原价了。
她想好好惩罚一下这帮村里的干部。
父亲的保险款被他们冒领，还骗她一家子以为是醉酒被撞的。想法设法糊弄人。
黄姑来到一家律师事务所，问保险陪款问题。律师说要取证。又说到土地征用费的问题，律师说，涉及面太广了。
黄姑心想，没说理的地方了吗？
村里又分征用费了，拿了一张白纸，让村民一个个按手印。有些老年人很快就按了手印，领了钱走人，黄姑没按。说：“看看上面写了什么，一张白纸按手印吗？”
老黑说：“快按，分钱。”
黄姑还是没按，在别人按的手印旁悄悄拍了照片。在大家领钱的时候，她又悄悄录了音。
过几天，黄姑去领钱，分钱的小队长拿出一张纸，上面密密麻麻签上了名字，并按了手印，包括黄姑的。很明显，那些钱款及签字都是代签的，钱款也和实际发给村民的数字有出入。
黄姑又拍了一张照片。
第二天上午，直接到了县纪委。七个大信封里面有同样的三张纸。上面写了父亲的保险款及老王的占用款问题，当然，包含生产队分钱代签的那张打印出来的照片。
第二天，这些信件到了村部。
村里有人打电话给黄姑：“你回来吧，保险公司又来赔款了，老王的征用费也批下来了。”
黄姑说：“我已经去了纪委了，现在正在去市里的路上。”
村长又来电话：“可别去北京，去北京以后影响你家孩子前途。”
黄姑听了好笑。
她准备去省里告状。路上一个操着半生不熟的普通话的人给她打电话说：“我们是北京的，想问问你在县纪委的有关问题……”黄姑听着有点夹杂方言的口音，笑了好一阵子。这家伙，不是镇里那天那个说：“你们老百姓不知道，钱要上面审批……”的镇府的工作人员吗？
还冒充北京的领导来欺骗她，什么公务人员，就这能耐。
这时一个熟悉又苍老的声音打了过来，是李县长。“小查，回来哟，村里和你商量占用费的事情呢！”
黄姑应付了几句：“李县长，我感谢你的关心，我有几件事不明白，要去省信访局。”
她坐上动车，又七转八绕，终于来到省委大院外。在门口问了门岗，到了信访办公室将所的资料全部递给工作人员。
信访办工作人员接待了她，几个摄像头对准了她。
她操作三年级学的普通话说：“我实名举报**县**村，欺上瞒下，用不合法的手段，侵吞村民占用费……”她不慌不忙，淡定自如把所有事情经过陈述了一遍过后，接着说我相信党的政策越来越好，我们老百姓也相信党和政府会给我们办实事，解决困难。”
说完，她走出了省委大院，那里等着他的是县委信访办的人。
几天后，她收到了父亲的又一笔保险赔款。据说是分两笔赔付的，黄姑心里明白，又在糊弄了。
村里老黑主动联系她，又是请她吃饭，又是给当年的文件给她看，上面几个鲜红的印章，和各位领导的大名。上面的内容是当年的占用费用价格是多少，折算到现在又是多少。
黄姑没吃饭。
老黑让她拿出发票，并说给钱给她，钱款让她说了算。
让她先写收条。
她的倔劲又来了：“钱没收，就写收条？”
村长、会计、老黑一起来了，：“你把发票给我们，你拍照为证。明天银行转帐给你。”
黄姑没有要多少钱，按文件上面的数字说了个数。说好第二天打款。
第二天、第三天、一直到第五天钱仍没到帐。
黄姑打电话给村长，村长说要过几天。黄姑说：“钱不要了，发票拿来。”
不到半小时，钱款到帐。
黄姑仿佛看到村长，会计，老黑一伙人在催出纳转帐的情形……
他们其实还是想测试黄姑的底线。但是黄姑不怕，她要告状，还有很多事情，她还没告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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